多年以後，美麗島事件塵埃落定，漩渦中心的人物個個都出版了厚厚的回憶錄，如同好萊塢大片“英雄歸來”的情節。但是，若要我推薦關於美麗島事件的書，又只能挑選一本，我的答案恐怕與眾不同，我會說那是唐香燕寫的《長歌行過美麗島——寫給年輕的你》。唐香燕是《美麗島》雜誌編輯及美麗島受刑人陳忠信的妻子，知識分子氣質十足的陳忠信不處於黨外運動的核心位置，雖然坐了四年牢，並不屬於受軍法審判、判刑最重的群體。而此前唐香燕只是一個熱愛文學、性情浪漫的外省家庭的小女生，對於政治並無太大的興趣和太深的關切。但恰恰因著這種“邊緣性”，使得這本書既有當事人的歷史現場感，更有一種超越性的視角。
這本書不是為了爭取或奠定作者及其家人的“歷史地位”而寫的，它是母親寫給兒子、跟兒子分享自己的生命歷程的文字。讀着書中的很多段落，讓我想起自己在十八歲離家到北大唸書時，母親從四川的小鎮給我寫的那些講述家族往事的信。這樣的文字，有水晶般的透剔與單純，而沒有刻意經營的匠心。難怪兒子陳函谿讀了之後會說：“我愛看他們那些好友江湖重逢，長夜相聚，天南地北，肝膽相照，無所不談。……我們一起經歷了人生最嚴峻的挑戰與上天的不公，度過最黑暗的夜晚，一同迎向朝陽的晨曦。”歷史就是這樣用最簡單樸素的方式傳承下去的。
有一天，邪惡像毒蛇一樣闖進來
我向來對於高調的英雄主義抱有強烈的懷疑態度。作為一名基督徒，我的人性觀是建立在人的罪性、人的有限性和人的軟弱之上。那些自詡為英雄的人物，在自傳中將自己塑造得無比偉大、光榮、正確的人物，要麽是過於自戀和自大，要麽是慣於說謊、自欺欺人。同樣是美麗島事件受刑人的施明德，就兩者兼而有之。這種人，千萬要離他遠遠的，否則會被他灼傷。
反之，我喜歡閱讀那些呈現真實人性的文字，帕斯卡說過，人是會思想的蘆葦，蘆葦不是鋼筋，蘆葦是柔弱的。唐香燕生動地描繪了當聽到警察粗魯的敲門聲時的自然反應：敲門聲突然響起，她起床穿衣服，卻找不到袖子，慌亂中怎麽也穿不進去。丈夫在旁邊幫她穿上外套，並在她耳邊說，“不要慌”。丈夫被帶走之後，她“剛想要哭，就有一種奇怪的聲音從身體裡面湧出來。但是不能哭，不能浪費時間，全身的力氣同時朝上奔，把快要衝出來的嚎啕大哭硬在喉頭攔住”。最能打動人心的，從來都是這樣誠實而樸實的文字。
專制政權刻意營造一種遍及社會每個角落的恐懼氛圍，這種精神氛圍比荷槍實彈更加可怕。那時的恐懼究竟到了怎樣的程度？恐怕後人已經難以置信了，書中記述了這樣一個細節：“據說一對黨外夫婦在大逮捕開始後就跳上火車，然後兩三個星期沒有下火車，不斷的南來北往，不斷的更換列車，後來實在受不了火車了才心一橫下車。”唐香燕坦然承認：“怎麽不怕，怕得要死，我們是這樣活過來的。”我也記得劉曉波後來回憶六四屠殺之後被便衣警察抓捕的場景，他並不掩飾當時不由自主地渾身發抖的細節。而我在被秘密警察用黑頭套綁架走時，也一度恐懼得如哮喘病人般喘不過氣來，當時我大腦中惟一能思考的問題就是：他們是不是要我拉到荒郊野外活埋了？
恐懼感毀滅正常的人性。羅馬尼亞流亡作家馬內阿如此描述西奧塞古統治下的羅馬尼亞社會：人際關係日益惡化、一切都始終懸空在積聚和爆發之間不能動彈、生活裡充滿了拖延，懷疑和恐懼像腫瘤一樣瘋長、精神分裂症狀全面爆發、私人生活被一步步縮減乃至最後消失、到處都可以看見那個被稱為權力的惡魔在陰險地不斷擴張。在家裡，在思想上，在婚床上，到處是黑暗的權力。在這個黑洞裡，是惡魔般的殘暴和根深蔕固的愚昧、無限的空虛、人性的喪失、人的動物化。謊言變得越來越猖狂、絕望伴隨着瘋狂、順從摻雜着憤世嫉俗。而前輩作家王鼎鈞眼中的台灣社會，宛如一望無際的荊叢，置身其中，姿勢必須固定，如果隨便舉手投足，就可能受到傷害。那時有一段文人自嘲的話暗中流傳：“你心裡想的、最好別說出來，你口裡說的、最好別寫出來，如果你寫出、最好別發表，如果發表了、你要立刻否認。”作為一名文字工作者，鼎公多年來如履薄冰：“我極力避免寫信，也不和別人一同照相，偶然收到照片我必偷偷的剪成碎屑丟進公廁的馬桶，我不保存來信，我把信件放在水桶裡泡爛搗成紙漿，再借傾盆大雨沖走。特務抓人，順藤摸瓜，照片信件都是‘藤’。”
恐懼與邪惡是一枚硬幣之兩面。唐香燕書中的若干細節亦可與馬內阿和王鼎鈞的描述彼此印證。其中有兩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片段。第一個是：“有一天下班回家，發現洗手間的抽水馬桶非常骯髒，穢物沒沖，是有人進來用過，不想沖乾淨。”顯然，那個私闖民宅的特務故意這樣做，既有羞辱的用意，也有警告的信號。那個特務並不認為他是在做一件壞事，反而有一種頑童搞惡作劇的心態。是愚昧導致專橫，是專橫激發出人性的陰暗面。第二個故事是：有一次，她去探監，一名負責審查信件的人主動對她說：“唐小姐，你的信寫得實在太好了！”那麽，她該怎樣回答此人呢？怎能感謝審查信件的人？她只能點點頭，表示聽見了。而這個細節則表明，即便是從事最不堪的刺探他人隱私的工作的人，內心深處也仍然有可能保有一絲同情心以及對文字之美的欣賞。
愛為什麼高於正義？
書中最精彩的一篇文章是《一九七九，動盪美麗島：側記唐文標》。唐文標不是美麗島受刑人，其本行也不是文藝，而是一名留美回臺的科學家，卻跟黨外人士和異議作家圈關係密切，是“來去赤條條無條掛”的大俠式的人物。我最早知道唐文標的名字，是從文壇前輩尉天驄的《回首我們的年代》那本書中。唐文標喜歡法國作家紀德的一句名言“如果說我們的靈魂還有甚麽值得稱述的話，那就是它燃燒得比別人熱烈”，尉天驄說，這句話也正可以形容唐文標自己。在唐香燕筆下，唐文標是一個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朋友，是最能代表那個時代的精神氣質的人物。
當然，那個時代不僅僅有一個唐文標。陳忠信案定讞之後，唐香燕送給兩位律師各一套參與編輯的書，那是他們承擔壓力後，惟一得到的一點物質回報。唐香燕感嘆說：“回想起來，那也是我們那個時代才會有的事，燦如明星寶石。”這也正應了尉天驄的書名“我們的年代”——“我們的年代”這個說法，多麽沉重，又多麽驕傲！這讓我想起中國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我是一名八十年的“遲到者”，我考入北京大學時已經是萬物蕭瑟的一九九二年，只能從殘存的文字中追尋縷縷的微光，比如閱讀查建英寫的《八十年代訪談錄》。在今天的中國，也有一個分文不取，甚至掏錢幫助當事人及其家屬的人權律師群體，他們在中共當局的鐵拳下艱難地捍衛法律的獨立與尊嚴。
當歷史的那一頁翻過去之後，或許後人看到的只有詩意和榮耀，即便當事人的回憶，也常常是舉重若輕。唐香燕用白描手法記述了丈夫被抓走後，她跟一群難屬相濡以沫、併肩作戰的往事。讀到這樣的段落，我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被軟禁、被綁架、被施加酷刑的日子，我妻子的處境比唐香燕還要糟糕：陳忠信是被警察“依法”抓走的，之後唐香燕還能自由行動，與其他難屬一起商量對策；而我是被秘密警察用黑幫式的方式綁架走的，我妻子繼續被非法軟禁在家中幾天幾夜。因為恐懼和焦慮，短短幾天時間，她那烏黑濃密的頭髮掉了差不多一半。當我獲釋以後跟她再次相見時，才知道伍子胥一夜白頭並不是誇張的典故。
坐牢的囚徒，日子當然不好過；而監獄外的親人，承擔着更多的壓力與苦楚，正如唐香燕所說：“女人得接下先生的生命重量，為他照顧家庭，整頓物業，甚至為他繼續他的政治工作。”政治犯的難屬當中，有代夫出征，在政治上打出另一片天地的鐵娘子，更多的則是操持家務、奉養老人和撫育兒女的平凡女子。在唐香燕筆下，有一位容貌端莊細緻的太太，在先生入獄後才發現先生在外另有家室和孩子。“她的淚水，摻和了多重的傷心。”在公眾眼中的民主先驅，未必是忠誠的丈夫，在妻子眼中高貴的丈夫，才真正有高貴的人格。還有一位熱情勇敢的女子，只是受刑人的戀人而不是太太，卻不棄不離，以“未婚妻”的名義去監獄送食品和衣物。後來唐香燕與她偶然相遇，她說，對方的家人不能接受她，因為她不是單純的女子，有過豐富的情史，甚至還有孩子。唐香燕永遠都記得“她在暮色晚風中真情流露的慘慘一笑”。
最勇敢的，不是十二月黨人，而是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唐香燕寫道：“回想起來，大難來時，這些女人，不論是太太還是情人，沒有一位背棄她們的先生、情人，沒有一位扔下人生的重負不面對。”在人權自由路上奮鬥了三十多年的劉曉波，充滿感激地寫了一篇題為《心牢裡的女人》的文章，讚美那些沉默而堅韌的良心犯的妻子。沒有經過苦難的淬煉，沒有看過血肉模糊的人生，就不可能明白“愛永遠高於正義”這個最簡單的道理。許多單單以正義為政治理想的人，往往輕視和忽視愛的價值，於是，他們迅速淪為其反對的獨裁者的孿生兄弟。因為，沒有愛的、自以為是的正義，豈不是另一種獨裁的開端？
最好的療傷，是從傷口中取墨
每一個與黑暗對抗的戰士，同時也是黑暗的受害者。每一場與黑暗的殊死搏鬥，戰士都會筋疲力盡、遍體鱗傷。而最深的傷口，非關乎肉體，乃關乎心靈。
當陳光誠一家逃離中國之後，我在其獲得“杜魯門-雷根自由獎”的晚宴上與之相遇。當我們談及他的英文版自傳和中文版自傳時，陳光誠的妻子袁偉靜說，最後一次校對文稿時，她要非常有勇氣才能完成，那意味着再次體驗當初那地獄般的折磨。但完成之後，她就大大地鬆了一口氣，仿佛從重創中慢慢痊癒。是的，回憶和寫作是最好的療傷方式。
我的評論文字常常有金戈鐵馬之聲，也就是某些“理中客”所說的“偏激”，那是因為我與人類歷史上最邪惡的中共政權狹路相逢，惟有如此才能阻止它肆無忌憚地行兇作惡。但我所心儀的最高境界的文字，是王鼎鈞、高爾泰式的澄靜而平緩，“哀而不傷，怨而不怒”。最讓我訝異的是，唐香燕遠遠沒有那麽“老”，其文字卻已然臻於“見山又是山，見水又是水”的境界。或許，這些文字最初設定的對象是在美麗島事件之後出生的、與台灣民主化同步成長的兒子，所以才會如此娓娓道來、打動人心。
書中有兩個細節，一反一正，一蔭一陽，共同呈現出完整的人性。第一個細節是，美麗島大審前夕，當局委託一名高官關先生（關中）與難屬接觸。有一次，唐香燕受眾人委託，打電話去聯繫，接電話的或許是關家的女傭，說去請示主人。在等候的一兩分鐘裡，唐香燕從話筒中聽到麻將桌上洗牌的聲音，聽到女子的笑語漫談。那是一個星期天，有人的星期天祥和安好，有人的星期天愁腸百結。果然，對方說主人不在，明天再打來。唐香燕感概說：“他們可以選擇不聽。他們隨時可以更改。他們不用太在意，因為我們已經被一張很大的羅網圈圍起來，他們比我們更知道羅網裡面每一個角落的事情。”多年以後，唐香燕在電視上看到關先生因為女兒跳樓自殺，而老淚縱橫、痛哭失聲，再次想起當年的那一幕場景，淡淡地寫了一句：“原來關先生是會喊痛的人。”她絲毫沒有幸災樂禍的意思，只是引人往下思索：當年，企圖對反對派處以死刑時，那些高官顯貴為何從不思量受刑人也有家人，也是人子及人父？人要“愛人如己”為何那麽難？正如羅青作詞、李泰祥作曲的那首被齊豫傳唱的詩句“天上的星星，為何，像人群一般的擁擠呢？地上的人們，為何，又像星星一樣的疏遠？”
另一個細節則溫暖人心。陳忠信的好友、作曲家賴德和作了一首《前奏與賦格》，作為新婚禮物送給陳忠信和唐香燕。陳忠信被捕之後，國家音樂廳有首場演出，唐香燕獨自去聆聽。作曲家在台上解說，前奏意味着新娘的聰慧，賦格象徵着新郎的悲劇性格。“現在新郎出事了不能來，新娘子一個人在台下。我們一起陪她來聽為她和她先生做的這首曲子。”那個晚上，美好的音符和美好的人性充滿了那間大廳。不過，如果要比較威權體制與極權體制之差異，可拿另一個細節來參照：被譽為“中國的肖斯塔科維奇”的作曲家王西麟為天安門母親寫了一首交響曲，在公開演出前夕卻被叫停，他只能到國外去演出，並將CD送給天安門母親們。
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寫過一本不拘一格的人物列傳《黑暗時代的人們》，《長歌行過美麗島》可稱之為台灣版的“黑暗時代的人們”。面對不同的黑暗，反抗的方式卻是一樣的：讓自己的生命像星辰一樣發光。唐香燕寫道：“人世殘酷，人生多艱，但流蕩於時間與空間裡的音樂所捕捉與呈現的是多麽的超脫與純粹。前奏與賦格，其實是愛的禮贊，是送給所有滄桑生命的禮物。”是的，有音樂和文字，有愛人和友人，有愛和悲憫之心，就能堅持到黎明到來的那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