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瑞鏘專文】從轉型正義看中華民國國歌的過去與未來

【蘇瑞鏘專文】從轉型正義看中華民國國歌的過去與未來

民報 2016-02-26 00:00

台灣現行的中華民國國歌,歌詞源自1924年孫文的黃埔訓詞,其後被中國國民黨立為黨歌,進而成為國歌。1945年國民(黨)政府統治台灣,這首黨國歌也就成了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新國歌。1949年之後,在中國的土地上,這首「中華民國國歌」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取代而成絕響;反而與它被制訂的過程杳不相涉的台灣(當時台灣處於日治時期),國民黨當局透過政令、教育、媒體的宣傳以及懲罰的機制,使這首黨國歌傳唱至今。
然而,這首黨國歌在其歷史形成的過程中,從以黨歌為國歌、到歌詞的內涵,乃至法位階等面向,皆曾引發爭議。在強調轉型正義的今天,處理國歌的問題有其正當性與必要性;不過,仍應對其形成與爭議的歷史脈絡有所了解。

國歌的歷史形成
1924年6月16日,黃埔軍校舉行開學典禮。國民黨總理孫文頒發訓詞,此即台灣現行中華民國國歌歌詞的由來。此後,國民黨中常會於1928年10月8日決議以該訓詞為黨歌,1930年3月13日決議「在國歌未製定以前可以黨歌代用」,1937年6月3日決議「明訂以現行黨歌為國歌」,1947年4月16日決議:「關於國歌者,在政府未頒訂新國歌以前暫仍照舊。」
1937年國民政府訓令以黨歌為國歌。資料來源:〈國民政府訓令直轄各機關規定以中國國民黨黨歌為中華民國國歌應即轉飭所屬一體知照(1937.06.21)〉,收入:國史館審編處(編),《國民政府檔案(一)──中華民國國旗與國歌史料》(台北:國史館,2002),頁367。
綜觀這首黨國歌的形成過程,起初它只是中國南方一隅黃埔軍校的開學訓詞,隨著國民黨軍事北伐後形式上統一中國,這篇訓詞也就逐步成為國民黨統治地區的國歌,其影響力逐漸擴大到原被黃埔勢力所征伐的敵區。1945年同盟國打敗日本,中華民國政府奉盟軍統帥之命派員前來台灣受降,同時也將這首帶有黃埔記憶的歌曲,引進原本敵對且無歷史淵源的台灣。可見這首黨國歌的歷史形成,是國民黨隨著軍、政力量的擴張,不斷將自己的意識形態強加於原敵對地區人民的過程。無怪乎往後數十年間,會引發許多爭議。

國歌的爭議事件
戰後台灣國歌爭議事件甚多,以下例舉幾件加以說明:其一,雷震質疑「以黨歌為國歌」的風波。1952年,時為總統府國策顧問的雷震,在《自由中國》撰文指出:「以黨歌為國歌一事,也是一件極不聰明的作法,因為其他黨派人士,當然不願唱『吾黨所宗』一語。這個『吾黨』明明是國民黨,偏偏要他黨黨人在唱國歌的時候改換黨籍,該是一件多麼傷害情感的事情。」結果,蔣介石氣到解除他的國策顧問職位。

其二,黨外中山堂事件。1978年12月5日,若干黨外人士在台北市中山堂召開「全國黨外候選人座談會」。司儀要求在場與會人士將國歌歌詞當中的「吾黨所宗」改為「吾民所宗」,引起在場勞政武、蕭玉井等「反共義士」的抗議。

其三,戲院播放國歌的爭議。1945年以後,演唱這首黨國歌已成為台灣人民的政治義務,連觀看電影的休閒活動也不例外。當局曾要求戲劇查驗人員及臨場駐警人員,對不唱國歌的觀眾「立刻勸導糾正」,甚至可引《違警罰法》第58條予以處罰。直到1987年解嚴,宜蘭有戲院業者向縣長陳定南反映能否不播國歌,隔年陳定南遂下令取消戲院唱國歌的規定,然當時引起不少風波。

其四,立法院朝野國歌大辯論。1990年10月15日,立法院教育委員會召開會議,其中一個議案是「審查本院委員張博雅等二十六人擬函請行政院公開徵求國歌之臨時提案」,在場發言的朝野委員共十餘人。提案人代表陳定南認為應重新徵求國歌,理由是目前國歌未有憲法或法律的根據,另外則是認為國民黨不該將三民主義作為思想統制的工具。此一提案有不少委員附和,強調國歌須以台灣為主體來思考。但也有委員反對,主要擔心會加深中共的敵意。然反對重新徵求國歌一方,有些可接受修改「黨」字。如洪秀柱認為:「若對『吾黨所宗』的『黨』字敏感,就改好了。」她也主張國歌並非不可改,但必須在認同國家的前提下。綜觀這場辯論,雙方各有各的堅持,但並非毫無共識。
1990年立委陳定南等人提案要求政府公開徵求國歌。資料來源:〈審查本院委員張博雅等二十六人擬函請行政院公開徵求國歌之臨時提案〉,《立法院公報》,80:10(1991.02.02),頁6-7。

其五,綠營慶典唱國歌的困境。綠營政治人物在慶典場合面對這首黨國歌的態度,往往備受矚目。例如,2000年民進黨在總統就職典禮上安排歌手張惠妹演唱國歌,事後張卻遭中國封殺,即使她並非民進黨人。近來主要的爭議,聚焦在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唱國歌的態度。例如,蔡英文去年應邀出席國慶典禮,當國歌唱到「吾黨所宗」時,她並未唱出「吾黨」兩字。今年參加桃園市元旦升旗典禮,同樣對「吾黨所宗」選擇沉默,然皆招致若干藍營人士的批評。

國歌的爭議焦點
從上述幾件國歌爭議事件,可看出爭議焦點主要集中在以黨歌為國歌、歌詞的內容,以及欠缺憲法或法律的依據等問題上。

其一,以黨歌為國歌的爭議
中華民國號稱民主共和國,其對人民的政治承諾並非家天下或黨天下。即便該國歌建構於以黨領政的訓政時期,但依孫文《建國大綱》的規劃,訓政只是軍政與憲政間的過渡,未來終究還是要行憲。因此,當國民黨當局在1930年決議以黨歌暫代國歌時,由於知道國民不全屬黨員,當時的教育部才決定廣徵國歌歌詞。

1934年,當時的教育部長王世杰指出:「黨歌原為總理策勵黨員之詞,以為暫用之國歌則可;將來吾黨依據黨綱歸政於民,實行憲政時,是否仍以黨歌為國歌,尚待商榷。」也就是說,即便勉強接受訓政時期以黨歌暫代國歌的決議,未來行憲時該問題仍應解決。

往後數年間,當局廣徵國歌歌詞達數千首,然竟無一首獲得青睞。1937年更將代理國歌的黨歌「真除」為正式國歌。1945年之後,「以黨歌為國歌」的現象還不斷引起台灣朝野人士的議論。例如,1960年台灣省議員郭國基在質詢時,曾指出「全世界所沒有的,僅自由中國有的,共二十七條」沒有改革的事,其中就包括「黨歌作國歌」。又如,1988年國民黨籍立委王金平等人質詢時指出:「在多元政治下,執政黨是否仍應繼續堅持以黨歌暫代國歌?……應由代表民意的立法機關作一全民多數意志的決定。」

其二,國歌歌詞的爭議
首先,歌詞「吾黨所宗」當中的「吾黨」該作何解,是引起最多爭議的部分。1937年國民黨中常會決定以黨歌作國歌,當天的提案也對「吾黨」的解釋定調:「『吾黨』二字,說者以為專指本黨而言,……惟『吾黨』二字,依廣義解釋,吾人同義。」此後,「吾黨」與「吾人」同義,也就成為國民黨當局的官定解釋。戰後台灣的官方出版品、國歌研究論著,乃至國文教科書,也多持此說。然而,反對人士卻多認為「吾黨」是指國民黨。
國中國文課本國歌篇章。資料來源:孫文,〈國歌歌詞〉,收入:國立編譯館(主編),《國民中學國文(第一冊)》(台北:國立編譯館,1986),頁2。
其實,「黨」字解釋雖多,要判斷何者較合乎原義,應置於歷史脈絡和語意脈絡當中加以考察。例如,學者李筱峰曾指出:

孫文當年頒佈這段訓詞的對象,分明是黃埔軍校的學生。黃埔軍校,國民黨黨軍之校也,……因此,歌詞中的「吾黨」所指為何,還需要強辯嗎?……歌詞中還說「咨爾多士,為民前鋒」,這是原本勉勵黨軍的訓詞,很合理,但是拿來要求全民,就更加荒唐了。試問,全民都當「前鋒」,那麼「後衛」不就沒人幹了嗎?

這段文字就是針對「吾黨」二字進行脈絡分析,包括黃埔軍校作為黨校的歷史脈絡,以及訓詞上下文的語意脈絡。就此而論,將「吾黨」解釋為國民黨應較合理。

其次,關於國歌首句「三民主義」的爭議。若將「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吾黨」解釋為「吾人」(全國國民),將出現一個嚴重的問題:民主國家的政黨皆有其宗仰的意識形態,執政黨可以拿它所信奉的意識形態(三民主義),來要求「全國國民」(吾黨=吾人)必須「夙夜匪懈,主義是從」嗎?若是可以,改天換黨執政,是否可比照辦理?

另外,支持黨國歌的立場者,常會援引憲法第1條「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云云,作為其立論基礎。不過,以黨歌為國歌是1937年的事,而憲法施行卻是1947年的事,可以拿後者去合理化前者嗎?

其三,國歌法位階的爭議
相較於國旗的樣式被寫入《中華民國憲法》(第6條)並制定《中華民國國徽國旗法》予以規範,國歌既未入憲、也未立法,只憑訓政時期一紙行政命令,就沿用至今。且處罰不唱國歌的《違警罰法》,其法位階(法律)竟還高過規範國歌內容的法位階(命令)。1990年立委陳定南曾指出:政府要求人民唱國歌,關係到人民的權利;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的規定,應以法律定之。

國歌作為典型的訓政法制遺緒,且僅有行政命令的效力,它的法位階與正當性曾引發不少質疑。因此,早已出現將國歌入憲、或制定「國歌法」的呼聲。例如,1988年國民黨籍立委王金平等人質詢時,即有此主張。然諷刺的是,國民黨長期主導立法院,王金平更擔任多年的立法院長,卻始終未能解決國歌的法律位階問題。

更重要的是,這首有爭議的國歌,若不重新制定或修正內容,就直接立法乃至入憲,豈不是就地提升它在法律上的正當性?日後若想改換,難度恐會更高。

國歌的轉型正義
多年來人們面對這首黨國歌的態度,大致可區分為維持派(堅持原國歌)、修正派(主要修正「吾黨」的「黨」字),以及制定派(制定新國歌)。其中,維持派的立場明顯不符今日轉型正義的價值要求(以黨歌當國歌毫無正當性可言),在此不須多論。

此外,有些是採取折衷立場的修正派。例如,在野陣營的郭國基,1958年在臨時省議會曾要求政府將「吾黨」改為「吾國」。甚至國民黨人當中,1990年省議員楊瓊瓔也曾建議將「吾黨」改為「吾民」,同年華加志、趙少康、洪秀柱等立委亦表示可修改「黨」字。然而,若只將「吾黨」修改為「吾國」或「吾民」,卻保留首句「三民主義」,豈不意味著「全國國民」皆須宗仰國民黨的「三民主義」?這也不符轉型正義的要求。但是,若刪掉作為國歌靈魂的「三民主義」,實與更換整首國歌無異。既然如此,何不重新制定一首新國歌?

就法理而言,當初國民黨將黨歌當國歌只憑一紙行政命令,如今若想制定新國歌,也只須一紙行政命令,難度並不高。從歷史來看,各國更換國歌的情形相當常見,並非驚世駭俗之舉。就以〈中華民國國歌〉為例,現行國歌並非中華民國第一首國歌,之前已更換過幾次。孫文對更換不適當的國歌,也曾表認同。1923年,他在廣州全國學生總會評議會演講時,即曾針對當時中華民國的國歌〈卿雲歌〉表示:「卿雲歌,你們說它是國歌。我想一定是官僚頒布的,有何意義?其實這些形式,頂好現在不講,等我們革命成功後,廣延碩彥,大集羣賢,再製禮作樂未遲。」1926年,南方的國民黨果然決議廢〈卿雲歌〉而代之以〈國民革命歌〉。

到了戰後台灣,亦不乏主張更換國歌者。例如,據前國防部長徐永昌在1954年5月28日的日記所載,胡適在國民大會曾公開指出:「國歌『三民主義,吾黨所遵』云云,安得稱為國歌,應徵求另選。」又如,1990年前後,立法院的朝野委員亦不乏主張徵求新國歌者,紀政、張博雅等人都曾有此議。再如,近日李筱峰與鄭欽仁等學者,亦先後公開呼籲制定正式的國歌。若考量維持派與修正派的窒礙難行,何不效法當年孫文面對國歌〈卿雲歌〉的態度,由新政府「廣延碩彥,大集羣賢」,制定一首以台灣為主體的新國歌,是否更合乎轉型正義的價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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