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it takes a village to abuse one.
如果撫養一個孩子靠的是整個城巿的力量，那麼孩子的遭遇(性侵)也是整個城巿所給予的。
電影《驚爆焦點》（Spotlight），改編自2003年普立茲新聞獎揭露神父性侵兒童事件，在今(29)日揭曉的88屆奧斯卡金像獎拿下最佳影片。由鍥而不捨揭發天主教醜聞的媒體切入，欲揭露或者自白的其實是：一個地方的黑暗深潭是集體遮蔽掩護而成。
這宗震憾全球的真實事件，年代並不遙遠，就發生在這個世紀初；地點也非第三世界，就在民主之地美國。2001年，《波士頓環球報》新任主編由一則「神父捲入性侵兒童疑雲」法律專欄的小稿件，指示焦點小組成員進行深度調查，由原先個案、到挖掘出教會掩蓋、最後直指社會結構式犯罪，羅馬教會不僅知情、長年花大錢找律師為涉案神父脫罪、甚至施壓各地法院包庇，涉案神父僅以病假或各種名目調由他區，繼續染指各處孩童。
2002年《波士頓環球報》進行了一整年的相關新聞追蹤報導，光波士頓當地即有260名神父涉案、542起案件，估計1940年來受害孩童逾千人，壓力迫使羅馬天主教波士頓大主教區公布神職人員不當行為檔案、伯納德勞紅衣主教請辭。此事件隨即由波士頓延燒到全美、至全球天主教國家，神父性侵案接二連三曝光，總計教會和解金額超過20億美元，被形容幾乎引發對天主教會「動搖國本」的信仰危機，教宗方濟兩年前公開道歉、梵蒂岡也成立了防止兒童性侵委員會。
不為批判、而問：「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
《驚》片導演湯瑪斯.麥卡錫（Tomas McCarthy）本身即是波士頓中學校友，強調拍這部片的目的不在批判教會，而是想點出「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
神父性侵事件多年來一直有風聲傳出，卻一而再而三被大眾、媒體與法律機關忽視，人們照常上教堂、做禮拜；記者依然與當地政商名流打高爾夫球、做關係；律師為了事業名聲替那些捲入醜聞的教會開罪；法院繼續昧於良知為教會「服務」。
波士頓，一個由歐洲清教徒建立的城市，教育程度全美最高、平均收入數一數二，擁有職棒名門紅襪隊，信仰虔誠、重視家庭、熱愛運動的標準美國中產城巿。明亮進步的表像底下卻一直暗藏著道德上的腐敗惡臭，孩子們失去童真哭泣時，教堂聖歌正高唱、棒球比賽正熾熱。
《波士頓環球報》主編這句「If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it takes a village to abuse one.」是導演抛出的思考軸心：
為什麼發生這樣的事？因為教會包庇了犯罪的神父！為什麼發生這樣的事而無人警省？因為社會(法律、媒體、大眾)包庇了教會！這樣的服膺組織的社會氛圍與價值，最終教導出孩子、即社會每一個成員都成為強化組織犯罪結構的一員，亦是導致那些孩童受害後伸張正義的根源。而一旦組織性犯罪結構在社會根深柢固，自己參與建構的社會隨時可能讓我們也成了受害者。
《驚爆焦點》取材自2002年《波士頓環球報》對教會包庇神父性侵孩童報導的真實案件。取自網路資料照片
正義有多久無法實現、群眾反省能力就有多虛弱讓影片深厚的力道，不是控訴、而是反省；不是對立、而是理解。在報導完成後，「焦點」小組召集人對自己過去經手神父性侵疑雲案的零星新聞時未能深究，自承「也是犯罪結構的一環」。在選擇報導推出時機，顧及多數教徒的心情，不挑在聖誕節當日，仍相信信仰的初衷是良善。
在一個地方集體悲劇事件中，永遠不只有真正犯罪者和縱容者所為，悲劇有多大、「無知」的加害者便有多少？正義有多久無法實現、群眾反省能力就有多虛弱。
把「教會」與「遭侵性孩童」的關鍵字，由「國家」與「受迫害者」置換，完全成立：
如果形塑一個國家靠的是整個國家人民的力量，那麼人們的遭遇(受迫害)也是整個國家人民所給予的。
以台灣這片土地上極黑極恐的「二二八事件」為例，69年過去了，真相還是朦朧未清，正義還止於喧嚷。台灣數度政黨輪替，每任總統都宣告要公開機密檔案，但遲而未能徹底解密、公開，結果便是，一些人只能把二二八連假當成「歡樂假期」，樂園不經思考便推「促銷」活動；而另一群人永遠只能憤恨怒吼，以惡狠狠的言語表達心中的鬱結。歡樂與悲憤的兩極情緒在互相叫陣中，讓共識漸行漸遠。
無知行銷二二八的遊樂園，反映的其實是社會一直未被完整教育與充份理解二二八的真相與意義；激動咒罵者，則是積累的悲傷未能獲共鳴的不平。然而，造成雙方不同調的源頭是組織與體系、就是政府、是國家，非人民彼此。如同《波士頓環球報》披露的焦點由性侵神父直搗羅馬教會、司法體系；如同《驚爆焦點》導演呈現的主題非控訴而是反思。
和解，是站在對方立場去思考；覺醒，是由自身立場去檢視。唯有如此，把立場角色「置換」，才可能讓真正的正義「扭轉」。
那樣的前提在於，認清將對抗的目標永遠鎖定「體系」與「權力核心」，因為無論封建、帝王、極權或民主時代，國家存在的本質就是權力結構系統運作。所以69年前的台灣與21世紀初的美國，都存在即使形態不同、但本質相似，被權力機器殺戮、凌虐、壓迫的事件。
「促使權力結構改變的就是社會大眾，不停地建構系統、設立規則、進行調整」，日本小說家伊坂幸太郎如是說。人民如何形塑一個國家、國家便會如何回報於人民，歷史犯罪與悲劇如何被平反，決定悲劇會不會一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