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台灣和平基金會今（21）日於舉辦「第一屆台灣歷史小說獎」頒獎典禮，作家李喬在會中針對此一獎項的意義進行專題演講。李喬認為，近10年來台灣的文學創作有一種「混沌模糊」的狀態，一來是受網路響，另一方面則有一種「看不到的壓力」。
李喬認為，歷史小說透過研讀史料與田野調查，加上知識與生活經驗，創作路雖艱辛，但可能是可以衝破既有困境的一條路。
以下是李喬演講紀要：
辜寬敏辦了一個最難的歷史小說獎讓人感動。歷史小說不是寫歷史，歷史小說是德國的觀念論和浪漫主義衝擊下，在17世紀末18世紀初形成，在西方文學史歷史小說有其定義，採取某一時段下某一家族，採取事實和虛構人物小說（fiction）一起把它發展，呈現給人歷史的興趣，表達作者文學的主題。
在台灣關於歷史常被壓，所以歷史小說很少。近10年來台灣的文學創作，我個人的感覺有一種「混沌模糊」的狀態，我講這話我不是推卸，70歲之後，10年之間長篇小說有5本，中篇有1本，總共出來9本書，我把我自己也放進去。台灣的小說出了一些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網路的影響，另外還有一種，就像Swift寫的小人國遊記，提到懸在雲端的壓力，台灣人有一個看不到的東西、有一種看不到的壓力在那邊，得獎的可能一個獎五十萬、一百萬，但那裏面可能沒有真正的文學家、藝術家要呈現的。在這概念之下，在台灣把歷史事件、民間傳說來當作資料寫「歷史小說」，廣義來講就是非常有機會的，比較可以存活下來的。
歷史小說寫作最重要的基本努力有兩項，第一是史料的研讀。有人說很多史料被掩埋。但還沒戒嚴時，他就在台灣銀行的經濟研究室找到一百本台灣歷史的史料，有些講台灣漢人的後裔和原住民土地史觀的不同，例如械鬥，現在歷史教授談到械鬥，都不敢講話，台灣有一個「墾護制度」下的械鬥，是台灣人和地主打，是地主利用佃農在打，不同於泉漳械鬥是族群械鬥，地主叫你去，你有三個兒子有兩個要去，不去就「吊佃」，不願意去打，明年田就不給你耕，死在械鬥那批人多可憐，多值得我們憐憫，但很多人不敢講自己的祖先死在械鬥。
第二是田野調查。田野調查是非常重要，而且是非常危險的，沒經過田調的史料是非常不落實的，我對二二八的史料他就花了十年調查，後來發現有嚴重的錯誤，這種田野調查錯誤怎樣來糾正？只有一個條件，就是多做，多條線地做。上星期他才去台中二七部隊事件開會，二派人馬為不同的事件打起架來，我做了調查才發現（埋冤一九四七埋冤，上下冊80萬字），二派講的都不對，我講的才對。第一是歷史本身會錯，第二是歷史的正當化，第三是記住的東西會逐漸地合理化。
歷史小說絕對不是歷史故事，我寫《埋冤一九四七埋冤》，前面四十萬字都是故事，後來四十萬字是我根據的事實創造，因為虛構（FICTION）才能完整，虛構不是假的，記住「構」那個字。台大教授周婉窈和一位日本學者來我們家聊很多東西，我們釐清了一些事：歷事是根據事實找出人間的真實，小說是根據FICTION的轉化，找到人間的真實。所以歷史和小說不會衝突。後設歷史學裏面講，凡是用文字寫下的東西，就有FICTION的成份，你自己寫的自傳，文字辭間就有可能虛構，因為點點滴滴不可能全連起來的，就是「構」，虛構。
史料研究外，第二個就是田野調查。以我來講，坦白講，是個不得了的事情。一九一五年發生的噍吧哖事件，我讀了三百萬多字的史料，讀了十五天以上，帶我去的是成大上一任的文學院長，那個工作把整個李喬改變掉，我如果沒經過那個田野調查，和三百多萬字的消化，不是今天站在這邊的這個人，我一個小說人變成台灣小說人，很多把我改掉了。我講這一段的意思是說，文學只有遵守一個原則，一個不能變的東西，文學要要絕對誠懇、忠誠，假的就不是文學。這樣的角度，田野調查多去進行，史料多去研讀，拿起來去研判，研判一定有錯誤，要減少錯誤只有多做。
我舉個例子，台灣有個叫「家鬼」，這不得了的東西，眾勞動社會呈現的一種鬼。文學和文化銜接最密切就是歷史小說，純粹的小說和文化關係沒那麼大。再舉一個，南部的王爺過程是怎麼來的？就看出文化核心意義在裏面，還有台灣人面對一個困難、面對一個敵人，你採取什麼態度，王爺原來是鬼耶！是一個凶的鬼，治不了就投降，所以那燒王船什麼意思？我敬你是王，就是傳染病那個鬼，敬你，敬完了、燒完請你走，「家鬼」、「王船」，這些都是在歷史小說裏可以呈現，所以這條路（歷史小說）最可以發展。
田野調查，史料研讀之外，還是要很多週邊知識，醫學的，尤其是精神醫學的，歷史的，民間的東西。像台灣的魔神仔，河洛人對魔神仔好像比較溫柔一點，客家人比較兇，價值、行為模式是歷史經驗累積形成的，南美洲、北美洲、非洲、蘇聯、台灣、中國都有，名稱不一樣，魔神仔的研究是國際性的學問，魔神仔的東西變成小說，好看得不得了耶，請下功夫吧。所以說，台灣的歷史小說是很艱難的一條路，基金會願做這吃力不討好的事情，讓台灣在文學/文化的困境下，歷史小說是一條艱辛的路，而可能是可以衝破既有困境的一條路。
李喬說，歷史小說絕對不是歷史故事，他寫《埋冤一九四七埋冤》，「前面四十萬字都是故事，後來四十萬字是我根據的事實創造，因為虛構（FICTION）才能完整」，虛構不是假的，記住「構」那個字。（記者唐詩攝影）
會後訪問補述：
（「台灣歷史小說獎」特別著重台灣的部分？）我個人沒有特別強調台灣的意義，但寫來寫去一定是台灣比較清楚，1949年中國大敗退來台灣的一段，那不得了，這可以寫，還有終戰以後，回台灣的，有回來沒回來的，有的就在中南半島沒回來，這一段我沒處理，1945年8月15日到1945年10月25日來接台，這段時間盟軍和台灣知識份子怎麼接觸，那不得了啊，那段日子充滿了疑問、充滿了遺憾、充滿了惆悵、充滿了難過。
（問：評審是以什麼角度審查）？我的標準是歷史小說，早期的希臘奧得賽那種史詩，和後來發展出來的歷史小說是脫節的，是德國的觀念論和浪漫主義。歷史小說所追求的是人間的真實，經過事實（fact）去找真實，小說是透過虛構（fiction）去包裝真實，兩個走的路不一樣，像歷史家那樣找到事實還不夠，事實後面的真實，所謂真實就是根據自然科學和社會的知識，以及人生經驗發生的，這是我的解釋。
用講的、文字化的都有fiction，都有虛構，講出來的就有虛構的成分，沒有虛構的成份它不能連接，我寫小說的講法，那也是一種fiction。歷史有三段在那邊：第一是事實，第二是歷史，是古代和現代對話的結果，第三是後設歷史學，所謂的歷史是當代史，用當代的價值觀、想法去解釋歷史。後設歷史和歷史小說就很接近了。
（問：演講時提及吳敦義和吳伯雄的部分？可否說明）河洛人吳敦義用河洛話講統一講得非常好，客家人吳伯雄用標準的客話來講統一講得非常好啊，李喬用標準的北京話來講獨立也講得非常好啊，這是因為ancestor language，歷史語言，或共用語言。台灣的文化要採取化學治療，不是物理治療。
我這是舉個例子，台灣語言不同，把語言無限高級化是很蠢的，赤裸裸地講法，用河洛話來講統一講得很成功，用客家話來講統一講的很成功，我本人是客家人，用北京話來講獨立的理論很成功啊，可見語言的不同不能成為統獨的工具，「感謝如來佛祖，感謝上帝，我們不需要因為語言不同來分離我們」，這是我所思想的。
Ancestor language歷史語言學有這個名詞：共同母語，一般講母語mother tongue 有兩個解釋，第一就是母語，第二是共同來源的語言。但這在台灣現在卻沒人提。
（問：入選作品田野調查做得如何？）至於這次歷史小說講中的「田野調查」，坦白講根本談不上。搭公車圓環下來，閉著眼我也找得到，那是林江邁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地方，熟得不得了。基隆有一個廟叫「奠府廟」，我和那邊的人也很熟，每個人都講，我懂得不多，但去問他們，他們懂得很多，那就是田野調查。但田野調查很危險，我就受這個害，很多都是自然記憶，記憶會有審慎化、自我辯護，反省心理學的問題，上個禮拜，台中二七部隊兩派的人開會還會打架。所以應該要根據歷史事實，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知識和生活經驗才對，結果我講的比他們都對，當地人還不如我講得對。
（問：田野調查或歷史小說是否有助新政府上任後的轉型正義，還原「真實」？）一個人進了有power（權力）的團體就會打折了，我只能講到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