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最新觀點便是「集體沉默」其實是另一種「集體霸凌」，這樣的現象，從我們成長時的威權時代到解嚴之後的好長一段時間，校園的文化始終沒有改變，甚至有更壞的狀態。
文/小野
我讀高中二年級的時候，曾經有一個被國文老師兼導師劉道荃痛毆的經驗，那種拳擊比賽式的打法相當恐怖。透過一次又一次的書寫這個故事，每寫一次就把老師體重增加十公斤，從八十公斤增加到一百公斤，青春時的疼痛感覺也許在情緒的宣洩後比較淡了，但是歲月卻像一條湍急的河流不停的沖刷石頭一樣，那件發生在青春期的故事，在我初老時又有了全新的觀點。
回憶在當年在教室座位上挨打的那一瞬間，我問自己內心最深刻的痛苦是什麼？現在我終於找到了答案：是所有同班同學都沉默的低下頭，沒有人敢吭聲，也 沒有人為我說句公道話。只有坐在後排的阿雄，在老師說要開除我然後離開教室之後，他從後排走到我身邊，拍拍我的肩膀，我看了他一眼，我的眼中沒有淚水卻有 熊熊怒火。我看到阿雄眼睛中有一種不捨和同情。後來阿雄在週記上替我解釋，認為我在小楷簿上抄法國小說《紅蘿蔔鬚》，純粹只是順手拿來就抄，並沒有藉此諷 刺老師的惡意。劉老師不領情，反而在阿雄的週記上威脅阿雄，要用同樣的方式對付他。
我的最新觀點便是「集體沉默」其實是另一種「集體霸凌」，這樣的現象，從我們成長時的威權時代到解嚴之後的好長一段時間，校園的文化始終沒有改變，甚至有更壞的狀態。
在我的兒女讀國中時代，有一所國中曾經發生過一個老師長期凌虐一個學生的事件，學生家長向學校抗議，學校當局和家長們鼓勵其他學生做偽證，並且用張 貼海報、獻花來製造他們愛戴老師的假象。私底下有同學想說出真相時都被家長說服制止。我總是會想起楊德昌導演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他花了
很長的篇幅鋪陳我們成長的時代獨特的苦悶、窒息和不公不義，導致最後高中生小四在發現他的小情人為了家庭生存，移情別戀特權分子的兒子時，他忍無可 忍的殺了她，口中大喊：「你沒有出息！」電影看到這一段時，我渾身發抖淚水流不停。我終於明白當年被毆打的事件，其實正是整個時代的縮影。戒嚴時代的學校 像軍隊，也像監獄，集體的「強控制」，每個角落都會有不可告人的黑暗面。
說來很諷刺，我的「救贖」也來自一個國文老師，她是萬華初中朱永成老師，我後來抄在小楷簿上的小說，正是她送給我的法國小說之一。她欣賞我的作文，更欣賞我的領導能力，她期許我不止是一個作家，而是像臺大校長傅斯年那樣能夠帶領時代風潮、引領風騷的領袖人物。
我高中聯考失利，同班同學幾乎全上了建中、師大附中和成功高中，只有我意外落到了成功高中夜間部，遇到了一些像劉道荃那樣的老師，我變得非常憤世嫉 俗，甚至人格扭曲。是朱永成老師救了我，她不停的寫長長的信給我，她幾乎是用哭求的方式鼓勵我說：「不要放棄自己，你是我所有教過的學生中最優秀的一位。 你不要辜負了老天給你的天分。你活著是要貢獻社會的，相信老師的眼光。」我一直不相信她的話。大學讀了生物系，大三那年，我開始陸續發表作品，真的成了作 家。我雖然用了筆名，已經去了美國的朱老師卻從文字中判斷應該就是我。
對於不公不義的事情集體保持沉默，甚至集體掩飾不公不義，對一個孩子的傷害遠大於暴力本身，如果不是因為我在成長中也不斷遇到愛我、欣賞我、鼓勵我 的老師和阿雄這樣的朋友，我應該是個內心充滿了恨意、人格扭曲、具有反社會人格的人。現在的我，對於當時的社會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所以會想用自己一生的時 間和力量，來從事改造社會及提升社會良知的工作。這樣急迫的心情，都是因為高二挨了老師那頓痛毆之後同學們的集體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