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內湖發生女童遭隨機殺害事件後，有多起疑似精神障礙者被強制精神鑑定的案例，引發人權侵害的爭議。如何在犯罪控制與人權保障間取得平衡，可從鄰國日本的案例，得知其困難。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1900年，制訂《精神病者監護法》，對於精神障礙者於私宅監禁與隔離賦予正當化的基礎。在此階段，對於這類病患的監護，乃是以家族責任為核心，國家並不介入。但到了大正時期，1919年，由於私宅監禁頻生問題，故制訂《精神病院法》，逐漸將精神疾病者的照護，轉由專門的醫院與人員來負責。
二戰之後，1950年，又廢止《精神病者監護法》及《精神病院法》，另訂《精神衛生法》以代之（此名稱後來也為我國所沿用），把精神疾病者的健康維持，轉向由都道府縣政府來負責；尤其是針對有自傷或他傷之虞者，不僅有強制入院的程序，所有費用也由國家負擔。從此日本對於精神疾病者的照顧，完全走向國家責任主義。
1984年，宇都宮病院發生兩名患者殺害醫護人員的事件。由於事件起因，和醫院對精神疾病者的強制勞動與暴力有關，引發國際人權委員會介入調查，並做出日本必須全面檢討《精神衛生法》的建議。也因此，1987年，國會又將《精神衛生法》改名為《精神保健福祉法》，對於強制入院採取更嚴格的規定，包括必須由「精神醫療審查會」審查入院、處遇與出院的程序是否妥當；而針對遭強制住院者的通信、接見權等，也做了詳盡保障，若有不服，得向「精神醫療審查會」請求救濟。凡此種種，正象徵國家是以保護者、而非懲罰者的角色，來介入精神疾病者的照顧。
不過，法律面雖然如此規範，總有現實面的執行落差。2001年6月8日，一名無業男子宅間守闖入日本大阪府池田國小，持刀殺害8名兒童，並造成15人受傷。這起瘋狂砍殺事件，引起日本社會極大震驚。由於行為人手段冷血與凶殘，容易與「精神異常」劃上等號，因此本案從偵查到審判過程，被告皆受精神鑑定，以調查其人是否具有責任能力。
鑑定結果，顯示被告確實有被害妄想與強迫症等精神疾病，且經核磁共振掃瞄腦部，也發現被告的中腦左側有病變的情況。值得注意的是，鑑定報告認為這些精神障礙，並不會影響是非辨識及行為控制的能力；加上法院認為被告有以詐病來規避死刑的嫌疑，故最終仍認定不符合日本刑法第39條，即心神喪失不罰或精神耗弱得減的情形，而處以極刑，全案於2003年確定。
但這一事件並未因判決確定而落幕。因為從宅間守的背景資料發現，他不僅有精神病史，且曾多次出入精神病院，更曾因涉及強制性交與販毒案件，而被診斷有精神分裂症。更令人驚訝的是，在池田事件前三個月，宅間守因犯傷害罪，在偵查中經鑑定為心神喪失而受不起訴處分，但須依《精神保健福祉法》強制入院治療，卻在出院後不久，又犯下如此嚴重罪行。由於日本刑法並沒有像我國刑法87條的監護處分（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者，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屬於保安處分），因此讓各界質疑刑事司法在面對精神障礙犯罪者的束手無策，迫使日本國會於2003年通過《精神醫療觀察法》，強調對精神障礙觸法者病狀的矯治及社會的復歸，以杜絕慘劇的再次發生。
然而到了2008年3月，茨城縣的荒川沖車站又發生男子持刀濫砍造成1死7傷的事件。不久，同年6月8日，在東京著名的電子街，即秋葉原的街道，一名凶手先以手機簡訊發出犯罪預告，隨即以車子衝撞行人並持刀砍死7人、傷害10人。雖然兩起慘劇的被告，都以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為抗辯，但經精神鑑定後，仍認為有完全責任能力而判處死刑，卻讓日本修法管制刀械的生產、買賣與進口，並對網路的言論進行較為嚴格的監控。
從日本對精神疾病者處遇的立法與修法過程來看，正反映社會防衛與人權保障間難以平衡的現實。日本如此，我國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