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最早的私人興學醫學院：高雄醫學大學，這兩天改選董事會。原本應該可以期待是氣象一新的日子，卻因為董事會訂定並通過罕見的《校長監督及考核辦法》，引發爭議。爭議的新聞也連帶引起高醫大工會、校友會對董事會歷來一直給人「家族化」與「世襲化」印象的討論。
私校董事會所引起的爭議在台灣歷來多有，由於台灣私校的董事往往多由捐贈興學創辦人的後代或近親、老臣繼任，往往被譏諷為「近親繁殖」；而且他們有權無責，只要學校沒有違法或倒閉之虞，教育部根本沒有干涉的空間。於是只要董事們所認定的經營目標與學校功能和校長或單位主管們不同，原本依《大學法》規定只是襄助監督校務的董事會，即可能憑藉學校預算的掌控權與高階人事的決策權進行干涉；加上《私人學校法》對董事會的監督汰換機制幾乎等於沒有，董事會這個「太上單位」反而容易凌駕教育專業之上主導辦學方向和經營手法，成為學術自由的最大阻礙。
省思台灣高等教育私人興學的本質與定位，台灣約有七成的大專學生，就讀於私立大專院校；而六成以上的大專教職員，也是任職於私立大專校院，是故私校的治理架構與校務體質是否健全，對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與師生權益的保障，有其根本的影響與指標性效應。再者，每所私立大專院校每年都領取教育部的獎、補助款，學費額度與行政運作也須配合教育部政策方向並核備以平衡社會觀感與效應；因此總體而論，這些私校實不能以歐美的私人興學單純為市場商業機構而比擬之，反倒是與公立大學一樣，肩負我國高等教育研究、教學與社會服務的社會公器性質。私校只不過是公費挹注比例較低而已。
由此觀之，解決台灣當前私校高教董事會與校方迭起爭端的關鍵點，便顯而易見，即：私校治理公共化的必要性！私校是社會與國家的公共財，絕非個別家族把持的世襲產業，這也是《私立學校法》第16條限定董事相互間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者，不得超過董事總額三分之一之真意。私校更不應該淪為財團理財或政商關係經營的工具。中立客觀的學術研究與知識傳遞不應沾染世俗的政商利益紛擾，否則反而會使社會失去對於高教機構的信任，失去捍衛知識真理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的公信力。
創辦人或董事會願意將私有資產捐贈興學化為社會大愛，自然應當表彰紀念；後人希望確保當年興學理念的實踐也在情理之中，但對大學的永續發展來說，董事會應當扮演的，也就只是某種精神象徵與財政煞車閥角色而已，更應加入監督機制以免私相授受。至於高等教育研究、教學乃至社會服務功能的拓展與創新，除了應該交由教育、研究的專業團隊負責以切合知識發展的趨勢，更應該考量教育的公共性與公益性，以國家社會未來發展的需要為己任，使社會能保留一塊不受偏見與利益左右的知識淨土。
是故，筆者建議教育部不應再以教育市場「自由化」為理由，坐視私校經營與運作的弊端。私校既然受政府經費補助，政府就應勇敢擔起責任，落實高教公共化、社會化的目標，否則近幾年雷厲風行要求各私校法人化的意義何在？
因此，政府應修改行政命令，促使私校董事會的人事運作、帳目資訊公開透明，確立董事會不應介入專業校務運作的原則；而握有大學財政大權與首長人事權的董事會也應該多元開放，讓私校董事會的組成應有學生、教師、行政方代表，共同參與董事會決策，方能確立大學自治、學術自由、教育自主的目標與辦學精神。此外，應修改《私立學校法》第19條，廢除學校法人公益監察人的經費補助門檻，建立公共監理董事會機制，普設公益監察人以代表社會賢達多元聲音，參與社會和大學間的共治與發展，如此才是建立台灣高教公共化的釜底抽薪正道。願教育部主管機關正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