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祖康是我最喜歡的海外評論家之一。我欣賞他在思想和表達上的徹底性，他可以歸入李贄、黃宗羲、魯迅、柏楊、劉曉波這類「世人皆曰殺，吾人獨憐才」的、「數典忘祖」的知識分子的行列。學者徐友漁曾在一篇評論劉曉波的文章中指出，早在八十年代的文化熱中，劉曉波以黑馬的姿態橫空出世：「我當時就認為，他並不僅僅是靠『語不驚人死不休』爆得大名，他的特點不僅是出語驚人，更重要的是思想徹底。……曉波冒頭是他比其他人徹底，他受到歡迎說明人們思想提升還有很大的空間。」這段評語，也可以用在鍾祖康身上。
很多中國國內開明派公知、海外民運人士、香港泛民群體以及台灣的大中華主義者，批判共產黨的暴政毫不含糊，但在涉及中國這個「巨無霸」的觀念和實際存在時，卻與共產黨一樣「捨命捍衛」。他們共通的敘事策略是：反共不反中、反共不反華。他們認為，中共不能代表中國，只要驅除中共，就能光復中華。對於這種苦心積慮、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做法，鍾祖康用《來生不做中國人》、《中國比小說更離奇》、《向中國低文明說不》等幾本著作全盤顛覆之：中共能在中國長期掌權，是中國人骨子裡自私、怯懦、愚昧的結果；同樣是共產極權制度，惟有中國人（包括中國文化圈內的北韓人和柬埔寨人）能將其演繹到最殘暴、最陰毒、最瘋狂的地步，說明中國文化本身就存在與外來馬列邪教一拍即合、並產生化學反應的致命毒素。
在新作《拷問中國》一書中，鍾祖康更無比銳利地指出：「如果霧霾能迫使中國人認識到這是因為中國獨裁統治所致，並由此努力鏟除中國的獨裁統治，霧霾就是中國人的苦口良藥。」然而，即便我們像魯迅那樣「不憚以最大的惡意揣度中國的人心」，仍然無法料到此種情形的出現：霧霾籠罩的帝都，土豪們開始追逐時尚、豪華、甚至鑲嵌鑽石的防霾面具。那個名叫Diddo Velema的設計大師，感謝帝都的雾霾為他提供靈感，也感謝中國的土豪為他提供市場，他为Gucci、LV等奢侈品设计出时尚版的防霾面具，每款價值數十萬，成為帝都最熱銷的奢侈品，即便習近平的反腐運動也不能制止其流行。
香港從文明回歸不文明
鍾祖康生於香港農家，一九七九年鄧小平鎮壓西單民主墻運動，他隔江觀察中國的恐怖政治，對宛如悲慘世界的彼岸有了研究興趣。此後，他在香港從事教育、新聞、網路等多方面的工作，看到北方紅禍日漸侵蝕香港，不禁起而抗爭。在參與香港民主抗爭活動的過程中，他更痛感中國人受中國奴才文化毒害太深，與民主政治距離太遠，故轉而從中國文化尋找病源。隨着香港回歸中國之後社會環境日益惡化，鍾祖康與家人移居挪威，以在西方世界生活的切身體驗透視中西文明之差異。
對於中國、香港、台灣、新加坡這幾個以華人為主的社會，鍾祖康有如此之觀察和評論：「在新加坡，你會有彷如香港真豪宅那樣的組屋，但無自由，做肥豬；在香港，你要住劏房，但有自由，做餓狼；在台灣，你住屋條件在新加坡和香港之間，而自由是三國之首，做太平狗；在中國，就甭提啦。這樣下去，恐怕台灣有陸沉之憂。我也不敢多說了。」居住在這四個地方的有自我反省能力的華人，讀到這段話，大約都會「心有戚戚焉」。在此意義上，香港回歸中國，乃是香港悲劇的開端，如同當年蒙古人滅亡南宋一樣，是不文明對文明的毀滅。
香港回歸中國之後，各項社會指標節節退步。近日，香港十五歲少女黃鈺沛（小雲）跳樓自殺，痛言「但願來生不要做香港人或中國人」。這名少女未必讀過鍾祖康的《來生不做中國人》，卻從自己苦痛的生活中得出與鍾祖康一模一樣的結論。鍾祖康發出「來生不做中國人」的一聲嘆息，如同昔日發表《醜陋的中國人》的柏楊一樣，隨即遭到口是心非的「愛國賊」們的詬罵和攻擊。但是，這個香港少女不惜用生命驗證此結論。鍾祖康在臉書上評論說：「任何真正了解香港和中國的人，對這少女這遭遇是不難理解的，也多多少少看到自己的影子。」
《拷問中國》的主體部分，是鍾祖康近年來所寫的時事札記，短則兩三句話，長則數百字，大概是他在臉書、推特上發表的文字的精選和彙集。在沒有社交媒體的時代，從帕斯卡爾的《思想錄》到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均採用這種體裁寫作。再往更遠處探尋，蘇格拉底和孔子也是由弟子留下片斷式的言行錄才得以垂范後世。我在網路時代來臨前夕出版的處女作《火與冰》，其主體部分也是類似的札記隨想。不過，鍾祖康的這批札記，主題更為集中，基本以討論香港議題為主。當然，他不是就香港論香港，而是通過探討香港與中國的關係，以及挖掘香港社會和香港人身上的中國陋習、中國專制思維，進而為香港的明天尋求出路。
鍾祖康點名批判香港媚共政商集團，其魁首為具有中共地下黨員身份的特首梁振英。鍾祖康觀察細緻入微，分析鞭辟入裡，文字嬉笑怒罵，沒有絲毫的學究腔和頭巾氣。同時，他深入研究西方文明，有了明亮的鏡鑒，其議論有理有據、讓人信服。比如，鍾祖康在臉書上根據習近平召見梁振英的坐姿，對兩人之主奴關係有精妙的論述：「習近平，正如許多傳統華人政治領導人那樣，都會以其坐姿來顯示對對方的重視或敬重的程度。習近平一般的做法是，兩胯張開的弧度越小，即表示越重視對方，反之亦然。因此，當我看到最近習近平會見正襟危坐的梁振英時，竟然把兩胯盡張到有點不雅的地步，我開始懷疑習近平對梁振英死纏爛打要連任感到煩厭。或起碼是，習近平不把梁振英放在眼裡，遂隨意羞辱之。」梁振英不是民選特首，習近平當然像對待娼妓一樣對待他。
在中國，剽竊者可以當皇帝
政治人物有權有錢，還缺什麽呢？缺博士學位。各國政治人物因愛慕虛榮，抄襲論文或購買假博士文憑的事件時有發生。僅以德國為例，二零一二年三月，國防部長古騰貝格被揭發博士論文中存有嚴重抄襲。古騰貝格最初全盤否認，之後部分承認，宣佈辭職。當時，與之屬於同一黨派的教育部長夏凡女士第一個公開對其表達憤慨，受到輿論好評。僅一年之後，夏凡本人被揭露博士論文中存在沒有標出引註的許多段落。其母校杜塞道夫大學組成十五人的博士論文委員會調查，認為該文有大量未標示出處的原文挪用，宣布取消其博士頭銜。夏凡隨即宣佈辭職。德國還有多名議員因博士論文造而假聲名掃地：自民黨前歐盟議員梅林和卡吉斯因論文抄襲被取消博士頭銜，從而失去議席。北威州議員亞斯珀因涉嫌花錢買博士頭銜，被處以五千歐元罰款；政客舒爾霍爾特競選市長時給自己添上博士頭銜，當時其博士論文並未完成，遂因濫用學術頭銜被處以七千五百歐元罰款。在德國這樣的重視公共人物乃至普通民眾誠信的國家，政客一旦出現此類醜聞，就意味著政治生命的完結。
與之相比，中國是一個神奇的國家。抄襲者被揭露之後，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即便被告上法庭，也能運用種種力量，反客為主、反咬一口。比如，中國第一流的憲政學者王天成的著作被武漢大學法學教授周葉中抄襲，被揭露後，周拒不認錯。王天成將周告上法庭，並聘請浦志強和滕彪兩位律師打這場是非曲折明顯的官司。然而，王天成是因中國民主黨案坐過牢的異議人士，周葉中卻是被請到中南海給政治局上課的「帝师」，所以這場官司的結局是周葉中贏了、王天成輸了。此後，在輿論的風頭浪尖上，周葉中暫時被免去武大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的職務。但數年之後，黨國给了周葉中一個更大的獎賞，將其升遷為武大副校长。與之步步高陞的命運相反，浦志強律师因言獲罪，被判三緩三，在看守所經歷了十九個月非人折磨，變得白髮蒼蒼；滕彪律师屢遭打壓，不得不流亡美国；王天成則得到受難學者組織之援助逃離中國、旅居美國。中國已經淪為不能容納有良心的國民的虎狼之國。王天成在美國看到周葉中飛黃騰達的消息，感嘆說：「黨國需要依靠無恥之徒才能維持。這是我們目前所處的世代。」
在中國，沒有最無恥，只有更無恥，以剽竊行為而論，周葉中跟習近平相比，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那些倒霉的德國政客一定會深深羨慕周葉中、習近平等人——他們即便被揭露出剽竊了他人文章，仍然可以若無其事、笑罵由人。那些倒霉的德國政客或許恨不得德國變成像中國那樣的、沒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國家——鍾祖康的考證文章在海外媒體發表之後，香港的網站被攻擊，中國的大小媒體鴉雀無聲，就連外交部發言人和《環球時報》也不敢像往常那樣「義正詞嚴」地加以反駁。一旦官方出面正式反駁，反倒會誘發海內外更多人的好奇心，加速此一事件的發酵。所以，站在習近平的角度，他一定慶幸中國不是民主制度而是獨裁制度，他不必擔心博士論文造假事件影響自己國家元首的地位，他當然要把獨裁專制維持到底。
鍾祖康發現習近平的博士論文《中國農村市場化研究》存在三大問題。第一，部分地方與劉慧宇教授的《經濟全球化與中國農業發展》驚人雷同，劉可能是其代筆者，因為當年沒有料到習近平會成為最高領導人，在出版個人專著時，居然又將代筆部分收入自己的著作中。第二，多處剽竊自其他著作。第三，英文參考書目大部分原封不動抄襲他人文章中的英文參考書目包括其中的錯誤，甚至將他人近於偽造的書目也拷貝過來。鍾祖康判斷，習不可能讀懂三十多本英文專著，甚至沒有仔細閱讀過這篇他人代筆的論文。最後，他感嘆說：「以虛假手段企圖矇混過關，取得博士學位，那是一等愚行。只要有人前赴後繼地為其傑作『驗屍』，早晚會出事。要對捉刀人對產品實施有效的品質管控，本身就是一件專家才能勝任的難題。」
中國文化是大醬缸和裹腳布
鍾祖康是少有的發現中共的邪惡與中國人的卑賤互為因果的批判者。中共這個怪胎之所以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生根發芽、樹大根深，不單是這顆種子有問題，更是孕育種子的土壤有問題。換言之，中國傳統文化是大醬缸和裹腳布，臭不可聞，偏偏有那麼多中國人樂於追腥逐臭、以臭為香。從昔日錢穆等新儒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迷戀，以及對皇帝制度的美化；到今日民國熱中若干國民黨粉絲和蔣介石粉絲，對專制程度比中共「次一級」的國民黨時代的緬懷，甚至讀了蔣介石日記熱淚盈眶，可見奴才文化、太監文化、小妾文化早已深入中國文化人的心靈與骨髓。
鍾祖康對那些「已然逝去的美好時代」充滿懷疑。比如，他評論說：「許多人把宋朝捧上天，說宋朝GDP佔全球六成七成或八成，甚至不少人認為這是中國『最好的朝代』， 我卻對宋朝無甚好感。別的不說，單說纏足。纏足之風，始於南唐李後主，至宋，家家爭相仿效，又在理學家的鼓吹下而大盛，至宋末，『遂以大足为耻』。纏足此一污點，是十功難抵！但現在的中國人褒揚宋朝時，誰還會提起纏足那樣掃興的事？」用魯迅的話來說，中國人要麽生活在坐穩奴隸的時代，要麽生活在沒有坐穩奴隸的時代，宋朝不過就是前者罷了。
又比如，鍾祖康對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傳統倫理的幽暗面向有充分認識。他精讀了清人陳宏謀編的《五種遺規》之類的著作，發現這些古書裡面包含了從東漢起到清近兩千年中國人的做人規條，不了解這些人生規條，休想了解今天的中國人或香港人。以龍的傳人為榮者，更加要看。譬如，裡面的《女誡》（東漢班昭著）寫道：「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床下，弄之瓦塼，而齋告焉。臥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他不禁感嘆說：「不要忘記，班昭也是女人呀！現在讀來，我還幾乎掉下淚來。有人想多做一次中國人，傻的嗎？」直到今天，每年都有數以萬計來自中國的被遺棄的女嬰，被美國家庭收養，過上天堂般的幸福生活。對於這些女孩而言，「此生不做中國人」乃是鐵的事實。
再比如，鍾祖康是極少數破除大一統迷障的具有普世情懷的知識分子。他是最早公開支持台灣獨立建國的香港華人，從而遭到北京的圍剿。在本書中，他針對中國的新疆政策評論說，中國人在清朝對回民的大屠殺，中共六十多年來對疆獨的鎮壓，才是種族衝突的源泉。「其實，突厥人的『東突厥斯坦』本來就不是自古以來的中國神聖領土，是晚至清朝才被中國所吞併，於是‘突厥斯坦’變成了中國的新疆（新的疆土！夠露骨吧！），突厥人就變成了新疆人。」若是鍾祖康生活在中國，就憑這一句話，他早就像浦志強那樣被冠以「煽動民族仇恨」的罪名下獄了。
這是一個暴君與愚民相得益彰的國度。愚民中的優秀分子還要自我閹割當太監。如果對中國的歷史和傳統有這樣的深刻認識，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麼習近平、馬雲成為中國最有權和最有錢的人了。鍾祖康如此評論馬雲購買香港《南華早報》事件：「習近平說要提升中國的足球水平，馬雲就去買廣州恒大。習近平說要重塑中國形象，馬雲就去買《南華早報》。沒有做太監的那種自閹熱情，怎能做暴君治下的首富？」中國就是一個「下流人高升」的動物莊園。
《拷問中國》一書，也是拷問中國人、拷問中國文化。全書的主旨，可以用林語堂在《一夕話》中的一句語來概括：「中國有這麼一群人，本身生活在社會的底層，自身權利每天都在受到侵害，卻具有統治階層的意識，就是在動物界也找不到如此弱智的人。」若不破除此種奴才本性，中國永遠不能成為具備民主和法治精神的現代國家。
延伸閱讀：
鍾祖康《拷問中國——兼論習近平論文剽竊事證》，台灣允晨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