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今年第一季GDP成長率從負0.65%下修到負0.84%，這是連續第三季負成長，未來短期可預期還會更慘，根據國際接受的定義，連續兩季負成長就是經濟衰退。台灣已經進入衰退期，而準閣揆林全在被問到今年GDP成長能否保一時，也坦承非常困難。
幾年前台灣看看自己的年金和財政問題，流行一句話:台灣希臘化，雖然台灣有自己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不像希臘，為了加入歐元區，放棄了這兩樣政府可以使用的重要工具，況且台灣沒有外債，不像希臘欠國際大銀行一屁股債。台灣和希臘到目前為止僅有對公務人員退休福利太好，所得替代率在當年是全球與冰島名列前三名。除了公務人員退休福利太好之外，其它幾乎沒有跟希臘類似的地方，直到現在台灣經濟衰退。
當年希臘缺乏財政紀律，舉債過高，不得不向三巨頭(Troika)請求紓困，開出的紓困條件是撙節方案(Austerity)，消息一曝光，立刻有非主流派經濟學者大肆批評，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馬上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撰寫一篇名為〈當撙節方案失敗時〉(When Austerity Fails)的文章，大膽預測撙節方案必將失敗，從後來事情發展至今，克魯曼真的有先見之明。
根據基礎總體經濟學，GDP=C+I+G+NX，C是民間消費，I是民間投資，G是政府支出，NX是淨出口。現在台灣C，I，和NX都是負成長，GDP只能靠增加G政府支出來維持。但是增加政府支出在最近數十年來不是受歡迎的選項，特別當主流經濟強調自由放任，政治的意識形態偏好小政府。政府增加支出的財源除了加稅就是舉債，但是加稅會打壓民間投資與消費，並非最好選項。而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David Ricardo, 1772-1823)指出，現在舉債，未來為了要還債，仍然要加稅，此舉只是債留子孫，他的立論被稱為「李嘉圖等價」(Ricardian Equivalence)。問題是，李嘉圖的前提，和大多數其它的經濟理論一樣，是在其它條件不變下。若是將來的景氣好轉，稅率不變的前提下，因為繳稅的企業公司與個人都增加，政府收入增加，也不會債留子孫。
有不少人覺得政府財政收支應該平衡，就像公司或家庭一樣。問題是政府不是企業公司，目的也不是利潤極大化。最近幾十年，歐美日的企業漸漸忘了他們所背負的社會責任，早期很多企業雇用員工都是終身職，但是1980年代開始， 連IBM和日本的大財團竟然也開始裁員，對整個社會國家以及家庭個人造成極大的壓力。很多政府也步隨大企業的後塵，降稅同時大砍幫助弱勢團體的社會福利，忽然間，政府和企業都不想擔負起社會責任，都只想把問題丟給他們誤以為萬能的市場機制。政府忘了它和人民之間存在著無形的「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當人民放棄一部分的自然權利給政府，政府就有責任照顧人民。
國家舉債是不是壞事?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 1755-1804)任內推動聯邦政府(Federal Government)承擔所有州政府債務，他主張政府公債對經濟的最大好處在於提供安全可靠的投資標的，政府公債除了有儲蓄投資的功能，還是很好的抵押品，對於企業資金週轉，增加流動性，扮演非常重要的市場潤滑劑的角色。
一個人最好是不要生病，萬一不幸生病，最重要的是不要吃錯藥，國家政府也一樣。希臘危機在於發生財政問題後又採取撙節方案，有如感冒生病，看醫生吃錯藥，結果進了加護病房，差點藥到命除。台灣經濟已經病了，而且病的還不輕，如果不能記取希臘一錯再錯的教訓，【台灣希臘化】就會非常不幸的一語成籤。台灣的財政當然需要改革，但是改革時不能只看公共財政(Public Finance)問題，更要看總體經濟，特別是全球總體經濟的趨勢。台灣新的政府在520就職後，民進黨應該在國會大幅提高舉債上限，並增加政府支出，支撐GDP。要注意的是，增加政府開支不代表不改革，政府不能亂花錢並不代表不能花錢!增加支出用於投資基礎建設和弱勢團體的社會福利，亦是政府應該做的。在全球央行的貨幣政策皆已失靈的今天，只有遵循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在八、九十年前開的藥方，舉債擴大政府支出，才能避免重蹈希臘的覆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