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中研院長翁啟惠因涉入股市內線交易案，而惹出沸沸揚揚的爭論。故且不論個人股市交易程序的法律問題，筆者認為，輿論一面倒地偏向道德化指責，有錯失了在知識經濟年代中，當特定專業知識或技術轉化為商品或市場價值後，該討論的社會分配原則等實質問題，及相關的制度設計問題。
首先，特定科技和技術被人工智慧轉化為可營利的商品，通過專利法來形成壟斷性的商品市場，就是「知識經濟」的操作成果。九O年初石油輸出國組織OECD也曾大張旗鼓召集研討會發佈「知識經濟」的操作性定義。由於歐美社會提早發展高科技相關技術，因而也提早立法保障智慧財產權，並且通過政府政策鼓勵創業和投資。果不其然，在國家立法保障下，知識經濟曾在九零年代為美國開創了每年五百多億美金的經濟產值。
勇於發明創造，勇於實驗，勇於創業和開市，因此成為九零後研發和知識產業的發展趨勢。產學合作，學術務實和生活化，大學教育也鼓勵師生創業。大學角色因而發生結構性的改變。
從這個角度看來，翁啟惠的問題並不是傳統公務員的貪污問題，而比較是專業知識技術轉移之後，專業階級可能有利潤壟斷的疑議，社會大眾應該討論，未來若是很多聰明人通過創造活動和專利化過程，創造了龐大的市場利益時，整個利益該如何分配才合理的問題。是關乎制度設計，如何因應特定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問題。
科學家只是知識經濟的其中一種行動者，未來若是大規模升級進入知識經濟生產，還會有特定文化生產者，藝術工作者，發明家，點子王，或資訊工程師等，創造高附加價值的商品和利潤，創造股市利多，同樣問題還會出現。所以，筆者不贊成把問題全部丟給一個先鋒者來承擔。
知識經濟的價值和分配，本來就很吊詭，由國家或企業贊助研究所得出的實驗，加上科學家的腦力研發，到底這知識成果應該算成 “誰的資產”？ 是國家的，企業的，社會的，還是個人的？ 在歐美強調個人成就的社會，他們傾向於「個人所有」，鼓勵個人將之產業化和市場化，以龐大的利潤來鼓勵人力資源的創造活動。亞洲國家還沒真正進入大規模的知識經濟生產和專利市場壟斷狀態，事實上，在歐美的生技市場正是專業階級壟斷了創造出來的市場利益，且在歐美國家確實有相當嚴格的法律和專利保護，雖然它不見得合情合理。
無論如何，我們不該在一個知識經濟年代來臨時，把輿論轉回到沒有電腦的五四年代知識立場，做泛道德化的指控，或期待一個與市場經濟無關的讀書人模範。這樣做，反而忽略了應該與時俱進地改變資訊時代生產知識和做學問的態度，改變大學、科學和研究角色，改變大學這象牙塔與企業、社會和市場關係。甚至，應該很務實地去討論邊緣國家的知識經濟，對社會轉型，產業升級和國家財政危機，該扮演的新角色和新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