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不太罕見的情境：警察局的桌邊，稚幼的孩童正在接受詢問。處在一個未經遮掩的空間，身旁嘈雜的人聲不時鑽進孩子的耳朵，打斷他的思緒；路過的員警好奇的問：「這是在問什麼案件？」「性侵。」記錄的員警稍微抬眼回應一句。問話的人瞄了孩子一眼，「喔，這個予性侵喔？！」（台語：這一個被性侵喔），孩子漲紅臉，不願再多說一句。
在台灣，兒童遭遇性侵害的新聞不時浮現在社會新聞版面上，引發一陣議論。但事實上，有更多的案件並沒有被公眾注意到。根據衛生福利部的統計：2015年一年中，0歲至未滿6歲兒童性侵受害者有235人；6至12歲的兒童，則有903人遭到性侵。每一樁遭起訴的性侵疑雲裡都有一個祕密，但探詢祕密的過程，卻可能因為方法不對，例如檢警詢訊問過程粗糙，詢問技巧錯誤，或是詢問環境讓當事人無法安心等，反而讓真相深埋土裏，或者因此製造了冤假案件。
在美國，便曾經出現因為詢訊問過程的瑕疵，造成嚴重的冤案。專長司法心理學的台大心理系助理教授趙儀珊以美國著名的McMartin審判為例，1983年，美國加州一所學前兒童學校的老師，被一位學童母親指控對自己的兒子性騷擾。其他家長帶着自己的孩子到兒童治療機構進行詢問，在工作人員「誘導」下，其他孩童紛紛提出遇過類似的性騷擾情形。
性侵疑雲爆發後，共有近350名曾經就讀過該學校的兒童表示曾有被性侵經驗，學校負責人與教師全數列為被告。在經過7年的調查、訴訟過程，被告才終於獲得無罪判決。
未經訓練的詢訊問，孩童二度傷害
性侵案件本身就具有相當的特殊性：它發生在隱密空間，缺乏目擊證人；不一定有其他物證。因此被害人證詞成為唯一證據。一旦證詞遭到「污染」，後續的司法程序上可能出現難以定罪或是冤假錯案。因此如何保持證詞真實性，成為兒少性侵案件中特別重要的議題。
在前述的McMartin案裡，凸顯了兒少性侵案件的首要問題：兒童或智能障礙者在口語能力上，相較於一般成人，較無法邏輯流暢的完整訴說，且環境壓力與詢訊問方式，都會影響孩童回答的真實程度。
這幾年，台灣司法體系內也逐漸發覺，詢訊問過程的「誘導」提問，讓證詞本身蒙受許多質疑。例如過去台灣警政單位對於兒少性侵並沒有特殊的警察訊問流程，孩子疑似遭遇性侵或猥褻，經通報後帶到警局做筆錄時，不但得在開放、人來人往的空間被問話，問話的也往往是未經訓練的男警。這樣的環境，影響了筆錄本身的真實性。
擔任社工6年的小琪（化名）接受端傳媒訪問時無奈地笑着說，「男警不是問的很露骨，直接問說：『那你講一下你是怎樣被性侵』；要不然就是問不出口，囁囁嚅嚅半天。」
翻了翻白眼，小琪說，每每遇上這種只會問「人事時地物」的警察，社工就得不時的協助引導孩童說出細節。「我們社工陪同做筆錄，一方面就是去跟警察吵架，維持孩子可以在沒有壓力的環境講出事情。」
另一方面，社工要協助用孩子可以理解的方式來問問題。小琪舉例，「像警察常常會問：『你有沒有反抗？為什麼不反抗？』孩子可能根本不理解什麼是『反抗』，這樣的問題他答不出來。那我們可能會協助問孩子：『爸爸進去你房間時你覺得怎麼樣？會不會害怕？』來幫忙釐清孩子面對性侵或猥褻時的情緒反應。」
意識到兒童或智力障礙者在詢訊問過程需要更耐心對待，這兩、三年下來，在社工與民間團體的努力下，筆錄訊問方式已逐步改善，儘量會選在私密的空間進行，另外不論男女童也規定得要女警執行，同時必須有社工陪同。
而除了「硬體」上的改進，警政單位也開始注意到軟體方面——詢訊問技巧的精進。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司法心理學（forensic psychology）的應用引入辦案過程。
「如果能夠在一開始的訊問中就保持證詞的品質與真實性，不但可以減少被害人上法庭接受訊問的機率，也不會有因為多次訊問，導致前後不一的情形。」李翠玲表示。
去年12月，立法院通過《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其中便要求兒童及心智障礙被害人在司法審查階段，得由經過司法訪談員訓練者協助訊問。修法後1年新規定將正式上路。
其實早在國外，司法心理學已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十九世紀的英國曾發生一起著名案件：Doniel Mc Naughton宣稱自己因惡魔指使，企圖射殺英國首相。英國法庭邀請心理師為其評估心智狀態，這起案件成為有紀錄的第一起將精神醫學融入司法判決的案例，也成為第一起因「心智失常」而判無罪的刑案。
精神醫學與心理學融入司法程序，也慢慢成為犯罪防制與改善司法訴訟的工具，並找出傳統訴訟過程中不為人知的缺陷。1895年美國心理學家J.M. Cattell的研究發現，一般人在重複陳述證詞後，會出現前後不一的狀況；德國心理學家L. W. Stern也提出，情緒與記憶都可能影響證詞的真實性，且在重複陳述後，失誤機率將會提升。
另外美國研究「虛假記憶」的心理學家Elizabeth Loftus也發現，人類的記憶建構類似「維基百科」，除了自己可以撰寫外，其他人也可以，她在1970年代進行的實驗發現，「提問」的方式會引導他人如何描述記憶場景，並建構虛假的記憶。
而偏偏性侵案件時常只得依賴被害人證詞作為唯一有力證據，也因此證詞需經過反覆檢視，驗證其正確性。但當每增加一次詢問或訊問，證詞出現誤差的情況也將提升，虛假記憶被建構或強化的機率也隨之大增。
2014年起，台中地檢署開始進行檢察官「司法訪談」培訓，精進檢察官在第一時間訊問的技巧。台中地檢署主任檢察官李翠玲接受端傳媒訪問時解釋，會注意到得要改善訊問技巧，便是發現在性侵案件中，因為證詞出現前後矛盾，讓法官難以判斷。「如果能夠在一開始的訊問中就保持證詞的品質與真實性，不但可以減少被害人上法庭接受訊問的機率，也不會有因為多次訊問，導致前後不一的情形。」
開始進行「司法訪談」培訓後，李翠玲才發現過去的詢訊問筆錄中，有多少「誘導」問話的爭議。她舉例，像是「許多小孩會使用『弄』這個字，當孩子說出：『爸爸弄我』時，大人往往下一句卻是問：『爸爸摸你哪裏？』」李翠玲說，「弄」不一定代表「摸」，也可能是「戳」或其他行為，但大人以自己的邏輯去補強故事情節，卻反而讓真相難以重現。
加上筆錄往往是「簡式記載」，導致問話過程與筆錄內容有出入。像是問話的過程中，檢警問的是：「有沒有人摸你？」小孩回答「有」之後，檢警接下來一個問題：「爸爸是不是在浴室摸你？」但實際情況卻不一定是「爸爸」摸小孩，而小孩接收到這個問題後，有可能不知如何回應，也有可能只回答了「嗯」，可這個「嗯」，應對的是「浴室」，而沒有把「爸爸」包括在內。但筆錄上的呈現，卻會記載成：「小孩表示爸爸在浴室摸他」。
筆錄被「污染」層出不窮
雖然「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要點」上路後，明文規定詢訊問過程一律錄音錄影，但案件到了法庭，法官卻不會回頭重新檢視錄影內容，依靠的是前端檢警的筆錄，因此一旦筆錄遭到「污染」，案情將會一路朝錯誤的情節發展下去。
協助台中地檢署進行「司法訪談」培訓的趙儀珊在檢閱許多詢訊問光碟後指出，上訴這類提問中「帶有許多自以為是的細節」，其實就隱含「誘導」性質，將加害人在前提上就指向「爸爸」，再透過問話合理這項前提。但多數檢警人員在詢訊問過程中並不自覺。
另外趙儀珊也在詢訊問光碟中發現，許多筆錄製作過程，往往是陪同的親屬發言比孩子更多，「明明不是小孩自己說的，但筆錄裡卻會寫『小孩表示......』。」而訊問的同時，親屬也可能透過肢體語言來影響孩子的發言，「像是不時用手觸摸小孩等，都可能影響孩子的回答。」但光看筆錄，卻看不出這些問題。
也因為不少筆錄在製作過程中出現「污染」的情形，讓許多被定罪的案件當事人紛紛喊冤。「冤獄平反協會」律師蔡晴羽就發現，性侵案件幾乎是他們接觸到第二多的案件。「像我們遇過一個案子是一位少女蹺家，找回來以後學校輔導老師問她有沒有跟人發生性行為。少女推說曾經被繼父性侵，但社工同時發現，少女本身交友關係有點複雜。」蔡晴羽說，類似這種只有雙方說詞，可能的性侵時間點又已距今很遠，加上少女有男朋友，無法從生理檢查上判斷是否被性侵的個案，法官唯一能判斷的只剩下證詞，如何判，也只能憑法官心證。「像這案子一審無罪，二審判10年。」前後落差極大。
蔡晴羽也有遇過個案是當年的被害人如今回頭喊冤，認為自己當初是被母親誘導，才說出父親有性侵的行為。「但當事人去自首說當年那是偽證，法院卻不採納，覺得你現在這樣講是因為同情爸爸。」蔡晴羽嘆了口氣說，如今爸爸早已入監執行，而究竟有沒有性侵，這真相也難以還原了。
目前法院遇上有疑義的案子時，會囑託趙儀珊協助鑑定詢訊問光碟，判別筆錄的真實程度有多寡。另外民間團體也透過司法心理學來分析個案的證詞，企圖為喊冤的當事人找到一線生機。
至於為什麼出現「誘導」提問？趙儀珊解釋，發生的原因有很多，「有時候小孩說出一句奇怪的話，媽媽或其他家人聽到後會很緊張，急着想要找出一套合理的解釋，同時也在詢問孩子的過程中，加入太多細節，繪聲繪影的塑造出一個故事。」當故事形成後，後續的調查可能就順着這套故事脈絡進行，同時在詢訊問的檢警心中，也已悄悄認定了犯人是誰，這時的提問，就會摻雜許多「誘導」。
當檢察官改變詢訊問方式後，即便詢訊問時間與過去進行筆錄的時間差不多，「但你會發現，小孩可以給你的資訊豐富很多，也比較能讓小孩說出事件的細節與全貌。」李翠玲表示。
另一方面兒童對於環境壓力相對敏感，當他們意識到空間裏的權力關係時，很容易屈從於這樣的關係。目前正協助冤獄平反協會處理一樁性侵害冤錯案的黃致豪律師舉例，當他刻意以錯誤訊息詢問小孩，例如：「我們剛看到的是黃色布偶裝的人，對不對？」但事實上明明是「紫色恐龍裝」，可是孩童卻會屈從於有權力的那一方，選擇回答：「對啊！」同時回過頭修正自己的記憶，再向第三人覆述時，說出：「我們剛剛看到一個穿黃色布偶裝的人」。
或者檢警不斷重複同一個問題時，孩童容易以為他一開始的答案「是錯的」，而傾向調整成對方「想要的答案」，因此當檢警問「爸爸有沒有摸你？」，重複問了五、六次後，孩童的答案會從「沒有」變成「有」。
另外當家庭中的成員可能因為爭奪撫養權，或者成員關係出問題時，兒童便有可能「被教導」說出某種性侵的情節。「像我遇過一個案子，小孩指稱奶奶和爸爸對他性侵。後來才發現，是因為母親覺得奶奶和爸爸對她不好，所以在詢問的過程中，刻意導向奶奶和爸爸是加害者。」李翠玲說道。
司法不只要能「找到人」，還得「找對人」。如何「找對人」，仰賴偵辦過程中的科學專業協助。台中地檢署在經過「司法訪談」培訓後，漸漸學會在詢訊問之初先和當事人建立關係，並使用「開放式」問題詢問。「例如小孩說『有人摸我』，那我們就會順着他的話繼續問：『可以跟我說摸哪邊嗎？』」李翠玲說，當檢察官改變詢訊問方式後，即便詢訊問時間與過去進行筆錄的時間差不多，「但你會發現，小孩可以給你的資訊豐富很多，也比較能讓小孩說出事件的細節與全貌。」
擔任檢察官17年的李翠玲分享，詢問技巧的改進，讓過去頂多只能掌握「事發狀況」的筆錄內容，如今可以呈現出更多事實，「像我之前遇到一個案子，當事人透露姊姊也有被性侵，但姊姊一直不願說，再改善詢問方式後，姊姊終於吐露真相。」
不只是辦案，更是處理人
另一方面，這幾年社政與警政的合作，也逐步改善兒少性侵案件的偵辦審理過程。「像檢警不會去深入瞭解一個家庭的狀況，但是社工會，社工的責任是要找出這個家裡的祕密，釐清隱藏在家庭裏的關係問題。現在法院開始會重視這一塊，也會找社工去協助。」小琪說道。
尤其發生兒少性侵案件的，大多數會是「高風險家庭」，本身就存在着許多困境亟需援助，「『司法』只是性侵案件處置中的一部分，後面還有一大塊是被害人怎麼回到正常生活、怎麼回到一個正常的家。而這些部分，不是司法有能力介入的。」
而司法鞭長莫及之處，正是社政得要遞補上的地方，隨着社工逐步協助修補家內成員的關係，降低家庭風險，才能真正化解受害者在家內受到的傷害。「我曾經遇過一個個案，小女生被媽媽同居人性侵。一開始媽媽不相信女孩說的話，經過我們介入協助，媽媽才慢慢願意相信。之後我們建議母女兩人做家庭諮詢，改善兩人關係。因為小女生很需要母親的情感支持，而母女關係，正是他們家庭裏的核心問題。」小琪說道。
意識到兒少性侵案件，還牽涉了家庭成員錯綜複雜的關係後，「現在我們檢察官訊問時，也得注意孩子不願說出真相，是否背後有什麼原因，像是爸爸可能是家裏經濟支柱，不能讓爸爸被抓去關；或是媽媽有憂鬱症，孩子擔心說出真相媽媽無法承受。」李翠玲說，當詢訊問的內容呈現越多細節，檢警也慢慢發覺自己不只是「辦案」，而是在處理「人」；不只是緝拿真凶，還得學會連結資源，去改善一個「人」的生活。
「即使有經過『司法訪談』培訓，但實際經驗還是很重要，如果人力一直輪調，每次接手的都是新進女警，筆錄品質還是難以維持。」李翠玲表示。
台灣去年底將「司法訪談」機制納入，重視司法心理學在訴訟程序中的功用，藉此回頭改善詢訊問技巧，企圖讓真相更有機會被說出。
談起這兩年推動「司法訪談」培訓，李翠玲的語調變得緩慢柔和。「一個好的訴訟過程，真的可以改變一個人的生活。我們之前有個個案，兩姊妹被父親性侵，每天晚上姊妹倆人都不敢睡覺，怕父親又進房對她們做些甚麼。兩個孩子只敢在課堂上睡，因為那是她們唯一能安心睡著的時刻。」
後來學校老師相當敏銳，察覺孩子整天在課堂睡覺，似乎有異狀。經過通報後才發現有家內性侵的問題。為了協助兩姐妹重新回到正常生活軌道，社工找到之前離家的媽媽，同時為母女三人申請輔助金，協助她們做點小生意。「兩姐妹在情感與經濟上獲得資源，漸漸覺得自己的人生似乎變得有各種可能。」
「但我現在擔心的是人力問題。」對於修法，趙儀珊一則以喜一則以憂，目前台灣司法心理學領域的人才並不多，修法後1年要正式上路，大批的司法人員是否能得到完整的培訓，還是個問題。
第一線婦幼隊的女警人力，同樣也會因為職務調動而難以讓經驗延續，「即使有經過『司法訪談』培訓，但實際經驗還是很重要，如果人力一直輪調，每次接手的都是新進女警，筆錄品質還是難以維持。」李翠玲也同樣透露出對於人力資源的憂慮。如何讓人力資源補足，成為下一階段的考驗。
20年來，司法與社政共同編織著安全網，讓它更加綿長。但如今還需要更多資源投注，這張網才足以承接墜落的人們。更讓每一個孩子，都能在傷痛過後，回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安心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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