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應該說沒有）一個國家像中華民國這樣，在台灣曾經與七、八十個國家有過邦交，包括許多大國在內，最後銳減到只剩二十幾個小國。在外交史的黃金年代（1960s），大使館在台北隨處可見，外交部每天都忙；圓山飯店的一場外交宴會，有數百人參加。然而1970年代「雪崩式斷交」之後，許多大使館人去樓空，光沉響絕，消失得比古蹟還要徹底——古蹟起碼還有遺址，大使館則是蕩然無存。
失落的「大國邦交時代」
這是台灣史上，曾經有過的「大國、多國邦交時代」（和今日的小國寡國邦交不同），對1980年代以後出生的年輕人來說，是難以想像的。1980年代至今只過三分之一世紀，那個時代已經遙遠如古史、如傳說；只有老一輩的人，才依稀記得那段「開元天寶遺事」。
這段考古史，要從1950年的韓戰說起。一般認為，韓戰發生後，由於美國伸援，蔣介石政權轉危為安。其實這樣的論述還未深入。事實上，韓戰讓原本快要滅亡的中華民國，因為反共而獲得美國支持，因為美國支持而穩住國際邦交，因為國際邦交而建立「中華民國」的外部正當性。可以說，中華民國的外交是基於共同的戰略利益，而與其他反共國家（以美國為首）建立緊密的政治和軍事合作。
那個年代，國際機場在台北松山，「國道」則是中山北路。外賓來台，座車照例走民權東路，轉中山北路。往北是下榻的圓山飯店，往南是拜會的博愛特區。為了修飾國家門面，中山北路遍植樟樹與楓香，成為台北市最重要的林蔭大道。但此路並不悠閒，因外賓和黨政軍出入頻繁，空氣中常聚散微妙的政治氣味，出警入蹕的交通管制隨時進行。
那個年代，國外元首來訪多矣，有些名字令人意想不到。第一位訪華的是南韓總統李承晚（1953），第二位是高棉總理施亞努（1955），第三位則是遠在中東的伊朗國王巴勒維（1958）。之後，還有約旦國王胡笙（1959）、越南總統吳廷琰（1960）、美國總統艾森豪（1960）、菲律賓總統賈西亞（1960）、寮國總理歐謨（1962）、馬拉加西總統齊拉納（1962）、泰國國王蒲美蓬（1963）、達荷美總統馬加（1963）、韓國總統朴正熙（1966）、澳洲總理荷特（1967）、馬拉威總統班達（1967）、尼日總統迪奧里（1969）、越南總統阮文紹（1969、1973）、中非總統博卡薩（1970）、剛果總統莫布杜（1971）、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費瑟（1971）等。至於日本，則有岸信介（1957）、吉田茂（1959）、佐藤榮作（1967）先後來訪。這些都是目前已無邦交的國家，目前仍是邦交國的元首訪華者茲不詳列。
外交樣板戲，動員50萬人參加
國外元首訪華，蔣介石總統通常會親自迎機，即使像達荷美（今稱貝南）這樣的西非小國也不例外。各種國際禮儀如軍禮、國宴、贈勳、接待等，也都不會馬虎，禮數做足，努力展現「泱泱大國」之風，同時與紅色中國互別苗頭。有些場合，政府甚至使出奇招，例如為了向沙烏地阿拉伯王室爭取石油供應和工程貸款（建造中沙大橋），據說還情商「最美麗的主持人」白嘉莉出面招待和交涉。
為了迎接外賓，「勞師動眾」是家常便飯。1958年巴勒維國王訪華，當局出動政府首長（包括五院院長）、民意代表、民間團體400多人到機場迎接；並動員近10萬名群眾，手持中、伊國旗，從機場到圓山飯店沿途夾道歡迎。1963年泰王蒲美蓬夫婦訪華，排場更大。中華民國出動24架F-86軍刀機護駕泰王專機抵達機場；至於被動員「夾道歡呼」的群眾，則有20萬人。1960年美國總統艾森豪訪華，這個數目更增加到50萬人（和泰王一樣，都是從機場排到圓山）。用群眾運動做外交，顯然是得利獨裁統治之便。
1962年5月14日寮國總理歐謨、副總理傅彌來訪，見證了中華民國史上最短命的外交關係。兩天後，5月16日與寮國建交，並在永珍設大使館。當時寮國政局已動盪不安，不知是否與此有關，台北罕見的只派副總統陳誠接機，場面亦較冷清。隔月歐謨即垮台；9月7日，新政府與北京建交，跟台北只維持114天的外交關係。
那個年代，蔣介石右翼政權結交的對象，幾乎都是右翼政權（高棉的施亞努是少數的例外）；只是右的光譜不同，從法國、加拿大、比利時的民主右翼，到南韓（李承晚到全斗煥）、南非（白人政權）、西班牙（法朗哥）的獨裁右翼都有。即以菲律賓而言，從「清廉右翼」的麥格塞塞到「貪腐右翼」的馬可仕，也都是蔣政權的盟友。馬可仕、法朗哥、李承晚政權的調性和蔣政權尤為接近，都是獨裁和大搞白色恐怖。
力爭老二：建立右翼集團的次中心
但蔣政權的「重要性」不只如此。它雖然尊美國為老大，卻隱然扮演「老二」的角色；特別在亞太地區，更成功找到市場定位並長期深耕。例如1954年蔣介石、李承晚、季里諾（菲律賓總統）倡議成立亞洲人民反共聯盟（亞盟），1967年擴大為世界反共聯盟（世盟），即是蔣政權在反共市場的卡位之作；特別是世盟首任及永久榮譽主席谷正綱，每年「一二三自由日」的反共大拜拜都會聽到他充滿濃稠鄉音、對台灣人有如鴨子聽雷的演講，成為那個反共年代的特殊印記。這是檯面上的運作。
至於檯面下的運作，則牽涉秘密甚至醜聞。如果說，美國在第三世界白色恐怖所扮演的角色，是扶植獨裁、輸出政變的話，蔣政權則是提供器材、協助訓練。例如為南越吳廷琰的軍隊組織政工；為拉美友邦傳授刑求、政戰技術、鎮暴設備、監聽裝置。蔣經國並於1971年命王昇在政工幹校成立「遠朋班」，招訓第三世界國家軍、警、情治安全人員及政治人才，施以短期訓練。這些輸出，既是「反共經驗」的分享，也是「國家機器鎮壓和控制經驗」的交流。這些經驗，蔣政權既接受美國指導，也指導其他國家，從而在右翼陣營中，居於「次中心」的地位。
政治學謂「外交是內政的延長」，其實對蔣政權而言，「內政是外交的延長」也成立，且多出以一廂情願。例如一部由馬龍白蘭度主演的電影《醜陋的美國人》（1963，根據William Lederer同名名著改編），美國不禁演，台灣卻禁了，理由是破壞中美關係；一部由海明威名著改編的電影《戰地鐘聲》（1943），以西班牙內戰為背景，立場不左不右，歌頌正義與真愛，卻遭嚴重修剪，理由是「對友邦元首法朗哥將軍有不敬之描述」。
還有一部義大利片《希特勒之罪惡》（ Zio Adolfo in arte Führer, 1978，以喜劇手法控訴納粹，比《美麗人生》還早19年）。照理本片應該「沒問題」才對，卻還是被剪了，因為有些內容提到法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這些段落悉數刪除。這些片子在審查階段就挨刀，可見蔣政權如何珍惜同為「法西斯控」的法朗哥政權。不過法朗哥很不夠朋友，在任內的1973年就和中華民國斷交，1975年晚蔣介石半年死去。
美國跟「兩個中國」的關係，可能是全世界最複雜的國際關係，充滿愛恨糾葛、忠貞、背叛、藕斷絲連種種情節元素。從很多跡象來看，中華民國跟美國的關係極似男女之情——曾經海枯石爛，後來一吹而散。1961年5月美國副總統詹森訪華，與蔣介石發表聯合公報，保證美不承認中共政權；1972年尼克森總統出訪北京前夕，美國務院仍強調：《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無限期有效；1973年1月嚴家淦赴美，尼克森總統當面重申：美國絕對信守協防承諾；1976年3月，在季辛吉國務卿已八度訪問北京之後，福特總統還發表外交政策演說，強調中美關係良好；1977年1月，在中美斷交已排上時程之際，范錫國務卿在參院說明卡特總統外交政策，依然強調美國信守對華承諾…這些海誓山盟，如今空留回憶。
反共廣結盟友，一中門可羅雀
不過，蔣政權最後成為深宮怨婦，乃至讓台灣淪為國際孤兒至今，錯不在別人，而在自己。是它所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和該原則所指導的「漢賊不兩立」零和遊戲，讓中華民國外交幾乎盡墨。當中華人民共和國還不成氣候時，中華民國打著一中旗號，多少可以在國際混。然而國際社會不可能將中國大地那數億人口的國家長期忽視，當時移勢易，它們能接受的，只能是「真台灣」，而不是「假中國」（或者說，只要唯一的台灣，不要重複的中國）。然而蔣政權執迷一中，放棄一切改變的機會。這個拒絕成為台灣的中華民國，最後垮在它的一中原則之下。
綜觀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外交史，可以清楚看出：若以1971年被逐出聯合國為界，前期因反共而興，後期因一中而衰。反共讓中華民國從韓戰鹹魚翻身，在冷戰年代站穩利基，與世界各國發展外交。假使1960年代北京崛起時，中華民國能洞燭機先，更改國號、轉型民主，從裡到外都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切割清楚的話，今日台灣外交絕對光明燦爛。然而國民黨蔣政權不此之圖，硬把一中往死裡走，不但斷送外交前途，而且至今被北京要脅勒索，帶衰台灣，貽患無窮。
套句成語，「生於反共，死於一中」，如果中華民國繼續走一中路線，最後就是自取滅亡無疑。這是中華民國和台灣，付出無比的代價才換得的歷史教訓。至於中華民國和台灣的相生相剋關係，那又是另一個複雜的問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