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中國流亡作家余杰新近完成〈從毛主義到習主義——以毛式語言及精神結構為觀察視角〉，內容相當精彩。惟全文長達兩萬字，茲為閱讀方便，商得作者同意，裁成四篇陸續刊登。標題（包括主標和小標）則由編輯斟酌原文重排或重加。
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是效法蘇俄的列寧式政黨，為什麼共產黨能戰勝國民黨並奪取大陸的統治權？在戰場上分出勝敗之前，中共早已在話語權爭奪戰打敗國民黨。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得」可能是使用欺騙手段，也就是現代宣傳術。那時，共產黨並不掌控大多數媒體，為何能在宣傳戰中凱歌高奏？
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毛澤東及其文膽（田家英、陳伯達、胡喬木、李銳等人）均受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文風受梁啓超、陳獨秀、魯迅影響甚大，能夠嫻熟地操作一整套嶄新的左翼革命話語，傳達激進理想主義意識形態；而蔣介石及其文膽（戴季陶、陶希聖、陳布雷、秦孝儀等人）則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保持相當距離，文風及用詞不脫儒家之陳詞濫調，行事為人遵循士大夫因循守舊之傳統。
毛澤東白話宣傳，打敗蔣介石食古論調
比如，毛爲吸引農民支持共產黨，拋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真是「為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引車賣漿之流人人都能聽懂，單靠這六個字就能驅使農民參軍打仗充當炮灰；而蔣敗退台灣之後的口號仍是「勿忘在莒」、「莊敬自強」之類食古不化的成語，普通人哪懂得這些成語典故的來龍去脈？不僅唸著拗口，寫都寫不出來，宣傳效果之差可想而知。
五四前後，毛澤東先在長沙從事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後到北京尋找更上層樓的機會，卻只能以北大圖書館臨時工的工作勉強維生。他的雄心壯志屢屢受挫，始終無法改變邊緣知識分子的身分。毛在北大期間，地位卑微，未能引起北大教授和北大學生的關注與重視，心理上深受挫折，埋下他日後仇恨和迫害知識分子的種子。
毛澤東雖非潮頭浪尖的風雲人物，卻如饑似渴地吸收進步青年們引為時髦的各種詞彙、主義和學說。五四運動前後數年間，毛的精神導師從宋明儒學的代表人物王陽明變成維新派的言論鉅子梁啓超，再變成傳播新思想、新觀念的《新青年》諸君（特別是在思想光譜中偏向左翼的李大釗、陳獨秀）。
毛與五四新文化的相遇，最大的收穫就是迅速掌握了白話文寫作。白話文貼近口語，更貼近地氣和人心，誰嫻熟使用白話文，誰就掌握話語權。白話文背後是一套新的觀念，如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所言：「白話文作為寫作媒介的採用，一種基於人道主義、浪漫主義、實在主義、自然主義等各種理論等新文學的創立，新聞和普及教育的迅速發展等，使得新的標凖開始形成，整個知識階層的人生觀、世界觀有了擴大和改變。」毛早年的文字綜合了梁啓超和胡適兩位導師之悠長。
五四結構性缺陷，三大病灶為文革鋪路
語言文字的背後是思想觀念。五四新文化有三大「病灶」，從此三大「病灶」可透視五四何以墜落為文革，兩者之間草蛇灰線、有跡可循。當然，不能忽略中間的起承轉合，而輕率地得出是五四導致共產主義崛起的結論；正如不能讓尼采的「強力意志」哲學為此後納粹、希特勒在德國的興起負責。晚年的胡適面對來自蔣介石的類似指責時，仍奮力為五四辯護。不過，五四新文化為何未能締造出民主中國和自由中國，確實是後人必須省思的地方。
五四新文化的第一個「病灶」，是由進化論演繹而來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史觀。社會達爾文主義是一種「最早對中國社會產生強烈影響的科學理論」（周策縱，引同上），它符合當時中國知識青年「救亡圖存」的急迫心態。中國如何擺脫東亞病夫的污名，而躋身強國之林，成為首要解決的問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不僅對個體適用，更對國家和民族適用。
社會達爾文主義使得「中國知識分子得以參與到一個國際性的話語體系之中，革命的知識分子對話語進行改造，使之適合於中國的實際，使自己編織出一部天衣無縫的國史」（杜贊奇語）。社會達爾文主義史觀的廣泛傳播，為稍後的馬克思主義的輸入做好了鋪墊，也成為二十世紀各種激進思潮滋生的胎盤。
五四思想的第二個「病灶」，是狹隘民族主義思想。自古以來中國只有王朝而無國家，「中國」和「中華民族」是梁啓超在清末才提出的概念，很快成為至高無上的價值或宗教。民主和科學等先進理念全都從西方引進，民族主義卻賦予「反帝」以不可質疑的政治正確性。既然老師不顧念學生，學生就可以顛覆老師。國共兩黨都以「反帝」爲標榜並以此建立其統治的合法性。從孫文和蔣介石的國民革命到毛澤東的共產革命，「反帝」的立場也愈來愈強烈。
後來，「反帝」成為文革的一個核心觀念，也深刻地形塑了習近平的世界觀。學者馬勇指出：「中國在1960年代與蘇聯關係惡化後，並沒有轉身投入西方陣營，中國在那個時代向國內所描述的世界，對這一代人世界意識的形成影響巨大。這個世界意識就是對世界充滿敵意，就是毛澤東一直告誡全黨的：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因而這一代人內心深處不會輕易相信西方。這一點，又與中國近代史研究一直宣揚『悲情』，宣揚『挨打』，一直抱怨帝國主義侵略等有關。」在文革中長大、被迫中斷學業的習近平，比起有過留洋經歷的鄧小平、江澤民以及受過相對正規和完整教育的胡錦濤來，對西方懷有更大的敵意。
五四思想的第三個「病灶」，是「徹底改造世界乃至人心」的激進理想主義。林毓生最早意識到五四的這一負面遺產。早在清末，梁啓超就提出「新民說」，認為中國面臨的首要任務是將「部民」轉變爲「國民」，新的國家要由具有若干新的特質的民眾組成，並建立有機的統一和有效的秩序（張灝，《梁啓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梁啓超所尋求的不單單是物質層面的富強，更是精神層面的更新。
毛澤東激進理想主義，令全中國集體著魔
到了五四時期，「新民說」被少年中國學社等激進青年知識分子社團重新闡發，啓發了毛澤東塑造「社會主義新人」的想法。張灝指出：「毛版的中國共產主義是以激進理想主義的心態為基礎去吸收馬列主義，因此在中國共產主義思想裡，凡是與激進理想主義心態接近的馬列主義觀念，如階級鬥爭，革命實踐，演進史觀等，就被收入毛版的中共思想核心。」（張氏，《時代的探索》）中國古代的統治者至多聲稱「奉天承運」，還不敢取「天」而代之；而毛澤東與中國歷代統治者，包括民國時代最具野心的袁世凱、孫文和蔣介石等現代獨裁者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試圖竊取「天」所具有的超越性和神聖性，然後隨心所欲地改造人的思想和靈魂。
毛發動文革，原因之一是是要對全黨全民進行思想控制和思想改造。這是毛青年時代就存在的「豪傑兼聖人」之志，即「偉大導師」之冠冕。如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所論，毛要建立一個集政治權威統治、精神權威統治與道德權威統治於一體的「政、教合一」的國家、社會、思想體制。毛的集權統治，「不僅注重政治、社會的改造與控制，更注重對人思想與心靈的改造與控制」；若是坐視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指揮的技術官僚集團治國成功，毛就無法加冕為「偉大導師」。毛發動文革乃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即便他明知助手們並無推翻他的野心。
在五四傳播的廣義的西方近代文明之中，以上三大「病灶」偏偏成為邊緣知識分子改變自身命運和改變中國處境的法寶。然而，真正的西方文明的主流，即以希伯來文明和希臘文明為源頭的古典自由主義傳統，以及十六世紀宗教改革運動以來的清教徒的信仰、生活方式和政治哲學，卻未能引起中國知識分子和民眾的足夠重視。換言之，五四高舉了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賽先生（科學，science），卻忘記了更重要的李先生（自由，liberty）。
毛澤東在北大像海綿一樣吸收新思想、新文化之後，完成了其第一階段的脫胎換骨。正是這一段沐浴五四新文化的經歷，使得年輕的毛澤東在二十年代中期以宣傳老手的身分得到國民黨領袖汪精衛（汪的文字和詩詞風格均顯示，即便他試圖刺殺滿清攝政王並成為國民黨左派領袖，在人格形態和語言方式上卻更接近傳統文人）的賞識，出任國民黨中央代理宣傳部長。澳大利亞學者費約翰（John Fitzgerald）在《喚醒中國》指出，中國的史家通常忽略毛澤東個人發展中的這一階段，將其視為農民動員的短暫轉向，「實際上，毛澤東對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領導，是他走向革命導師過程的一個關鍵時刻……毛澤東所設計的是一套民族革命的戰略，它將在策略允許的範圍內加劇社會階級的對立，以便用他自己的專政模式取代國民黨的黨治國家。」媒體控制、政治清洗、群眾運動以及塑造激動人心的革命目標等手段，從此成為毛澤東的奪權秘訣，到了文革時代已爐火純青、打遍天下無敵手。
由此，作為啓蒙運動的五四發生了位移，左翼社會主義壓倒了右翼自由主義。胡適那一翼的五四，即舒衡哲（Vera Schwarcz）在《中國啓蒙運動》所說的「只有先保障具有批判思維能力之公民的人權，一個真正現代的民族國家才有實現的可能」，被徹底邊緣化；毛澤東那一翼的五四，即張灝所說的「不斷革命」、「永遠革命」，將「靜態的烏托邦」轉變成「動態的烏托邦」，成為中共黨史的主軸；「從這個觀點去看，不但可以了解到為何共產主義革命思潮以五四到自由民主思想為出發點，而最後卻接受馬列思想到權威主義與集體主義；也可以了解為何這革命思潮會走上狂熱的烏托邦主義與個人的神化思想道路。從這個觀點也可以認識為何毛澤東的革命觀念，對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人有這樣大的魅力和影響力；為何這革命思潮能長期掀起高度的狂熱與激情；為何中共的革命思潮在毛澤東思想籠罩下，呈現強烈的宗教性。」（張氏，《時代的探索》）
習近平學毛澤東，創造新意識形態鼓吹「中國夢」
在代表極左派的四人幫被清洗、文革慘澹收場之後，具有強烈宗教性的毛主義暫時偃旗息鼓。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放棄征服人心的企圖，也放棄重塑官方意識形態的雄心壯志。鄧小平的「貓論」（不管白貓黑貓，逮到耗子就是好貓）和「摸論」（摸著石頭過河），是其實用主義的體現，可安慰文革後殘破的人心，卻不足以征服和撩撥人心；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企圖解決馬列原教旨主義與中國現狀之間明明可見的矛盾，卻在民間淪為笑柄；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符合技術官僚按部就班的個性，更顯枯燥乏味。相比之下，習近平的「夢論」跟毛澤東的「超英趕美」、「中國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的「忽悠」有更多相似之處。
與鄧、江、胡相比，習近平不願放棄創造新意識形態的嘗試。習乾脆以「中國夢」作為自己的標籤，讓全國上下跟他一起做夢。2012年11月29日，接班不足半個月，習帶領一眾政治局常委參觀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展覽，首次提出「中國夢」，將其定義為「實現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夢想」，即：到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實現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次年，習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式上，向人大代表發表就任講話，在將近二十五分鐘的講話中，九次提及「中國夢」，有關「中國夢」的論述一度被掌聲打斷。
這種迷戀時間節點的思維方式，正是五四以來的線性、進化史觀之體現，「雖說這種歷史觀對於實現某些現代化目標發揮了一定作用，但它為了摧毀和馴化『他者』，也帶來了極權與封閉。」（杜贊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不僅經濟可以計劃，時間也可以計劃——習對「十三五」的高度重視，儼然回到中共建政初期的「一五」、「二五」計劃，對於市場經濟而言是莫大的笑話。英國前外交官凱利·布朗（Kerry Brown）在新書《中國CEO：習近平的崛起》中指出：「習近平像毛澤東一樣，試圖用情感來吸引中國人，並訴諸他們理想主義的一面。他用這種方式來『白天做夢』，因為這背後是冷酷的政治現實：如果你激發中國人的理想主義，就得到他們的靈魂，對他們的控制就達到靠物質刺激永遠達不到的程度。」但人們有理由懷疑：空洞無物的「中國夢」真能成為中國人的新宗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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