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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全球好國家」NO.1,那些瑞典人教我思考的事 人人都有機會,他們的幸福,這是怎麼辦到的?!

圓神出版
「2016全球好國家」NO.1,那些瑞典人教我思考的事 人人都有機會,他們的幸福,這是怎麼辦到的?!
  • 在瑞典,沒上過大學的鑄鐵工人可以當上國家首相
  • 無論老師、清潔隊員、醫生、空服員……勞動者該罷工的時候,絕不退縮
  • 房價嚴格管制,蛋黃區或市郊的房租統統一樣
  • 建築工人和醫生,生活水準幾乎沒有差別
  • 當有個男孩宣布他覺得自己是女生,學校的老師、同學都要配合用She來稱呼她
  • 瑞典丈夫在當爸爸前,人手一本《爸爸學》……

於瑞典落地生根、擔任大學講師的土生土長台灣人—吳媛媛,以其獨特的觀察眼光與說故事功力,從瑞典人的日常生活出發,細膩寫下瑞典社會中,個人與家庭生活、教育制度、工作環境等各面向。一則則的瑞典式思考,為我們重新定義了「幸福感」;而一篇篇遙遠卻切身的主題,則拉高我們視野的高度,帶領我們內省。

「瑞典夢」與「美國夢」非常不同,瑞典以人為本、從心出發的文化底蘊,逐漸成為許多先進國家追隨的目標。臺灣也有屬於自己的夢,越來越多人試著凝聚夢想並致力付出。就讓我們從瑞典人這一路走來夢想成真的思考之旅,拓展臺灣夢想落實的社會想像。


 

我很喜歡看科幻小說,尤其是所謂的「軟科幻小說」。這種小說有點像哆啦A夢的「如果電話亭」,在我們熟悉的現實世界裡投入一些超現實的變因。比方說:如果這個世界沒有性別,會怎麼樣?如果人類發現了永不枯竭的能源,會發生什麼事?在閱讀的過程中,作者和讀者一起在假設的想像社會中進行一場實驗,進而去質疑和思考我們習以為常的現實世界。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我覺得生活在另一個國家,和閱讀這樣的「軟科幻」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共享人類放諸四海皆準的情感需求前提下,每一個異國,都是我們從小長大的環境的精采對照組。在瑞典,就像在數十年前有人走進「如果電話亭」裡面說:「如果從今天起,家人間在經濟上的依賴降到最低;房租價格嚴格管控,蛋黃區或市郊的房租必須一樣;建築工人和執業醫生的生活水準並無顯著差別;沒上過大學的鑄鐵工人可以當上首相;當一個男孩宣布自己是女生時,學校的老師、同學都要配合用「She」來稱呼她;如果這些都成真了,會是一個怎麼樣的社會呢?

這些「如果」聽起來一個比一個還要瘋狂,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算是科幻的範疇了。

現在臺灣有很多和我一樣居住海外的作者,也在寫文章分享異國的生活。我們不需要有科幻小說家的創造力,因為我們就處在一個實驗的社會中,新鮮和衝擊俯拾即是。而生活得越久,經歷得越深,這種比較和反思也就越發厚重。在分享的欲望不斷增長的同時,我也理解到瑞典並不是一個均質的社會,這裡存在著不同立場的人,他們每天針對不同的議題激烈爭論,一個事件或議題在不同立場的報章媒體上都有各自的解讀。我不管試著用何種角度來捕捉瑞典,呈現出的印象永遠都會是鏡中花、水中月。就好像同樣生活在臺灣的外國人,也對臺灣有著不一樣的詮釋,因為臺灣也是一個不均質的社會,身在不同處,體會到的冷暖自然也不同。

我無法忠實描繪靜態的瑞典全貌,所以我試圖用動態的畫面來回溯瑞典發展至今的思路歷程。並以一個臺灣人為出發點,試圖發掘出對臺灣來說最有價值的切入點,讓瑞典經驗產生意義。

對臺灣最有價值的切入點是什麼呢?這當然是見仁見智,而我最想積極分享的,是瑞典在分配和運用社會資源的解讀。在這方面,瑞典和臺灣有其根本上的差異,用另一種詞彙來說,就是意識形態偏左和偏右的區別。

我在本書無意觸及艱深的政治社會討論,一方面是自己才疏學淺,一方面我也相信,認識和思考社會其實不一定需要多麼高深的學問基礎。然而要理解北歐社會和其他社會的差異,我發現很難避開「左」和「右」這組十分方便的用詞。這組詞之所以對臺灣人來說有點陌生,並不是因為它很難懂,而是因為這個常識幾乎被臺灣的學校教育忽略了。

「左」和「右」是政治光譜上的兩個面向,最常被用來劃分對社會正義和自由市場經濟的見解。大致上,偏左的理念包括了資源與收入的重新分配,認為社會進步的指標體現於一般大眾的福利上,並試圖干涉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帶來的不平等;而右派精神認為每一個人的價值都取決於自身,社會的進步來自於個體追求卓越的力量,應該容許市場和資本主義帶來的不平等。這個光譜上的定位,決定了一個政黨在經濟、社會、文化上幾乎所有政策的基調。在民主制度較先進成熟的國家中,每個學生通常在義務教育階段就必須學習和理解這個基本概念。當然,這兩種意識形態體現的是每一個人的價值觀,以及對社會公義的見解,沒有人能斷言孰優孰劣。

北歐社會的政治光譜很寬廣,從最左到最右都有代表的政黨和支持者。但如果和世界上其他國家比較起來,北歐的整體重心明顯還是偏左,這就是為什麼對於在臺灣長大的筆者來說,在北歐生活會有種置身於科幻小說的錯覺。我在來瑞典之前,從來沒有想過原來世界上有這樣的社會存在,也就是說,我從小長大的環境裡並沒有提供我足夠去掌握、想像和探討偏左意識的素材。即便政治、社會學的課本上有著明確的解釋,然而最深刻的體會,往往來自於生活的點滴,是我們和親人的互動、面對富貴貧賤和生老病死的態度,以及看待自我實現的方式。

十年前,我帶著一個已經定型固化的意識形態離開臺灣,從踏上瑞典的第一天開始,每一個思考方式的不同,對我而言都如同一記當頭棒喝。然而就在這般的衝撞之下,我的思考、意識才開始更柔軟地延展,在更懂得包容和批判的同時,也重塑出內心更堅韌的中心價值。希望藉這本書,提供臺灣讀者在課本和論壇以外,一種更貼近生活的北歐模式解讀,也提供臺灣讀者一個在天秤另一端的社會想像。

*瑞典人的幸福:含著銀湯匙出生的瑞典人

臺灣社會中也有千千萬萬個約翰,甚至處境更糟的人們,他們被命運發了一手爛牌,無力改變現狀,只能被現實鞭策著往前走,而這正是滋生多數社會問題,包括犯罪、自殺等悲劇的溫床。

先生說他記憶中有印象的第一場瑞典大選,是一九八五年、他剛滿七歲的那年。當時他看到電視上有兩個最大的陣營:一個偏紅色,叫做社會民主黨;一個偏藍色,叫做溫和黨。他問爸爸這兩個陣營有什麼不一樣?爸爸說:「紅色的那一邊,他們希望所有人都過不錯的生活。不管有沒有努力、有沒有資質,都不會有人窮到不能生活;藍色的那一邊,他們希望好生活是一種獎勵,必須要努力爭取才能得到,這樣大家就會越來越努力。我不贊成藍色的那一邊,我覺得這樣只會讓那些有好生活的人過得越來越好,讓生活不好的人過得越來越差。」於是他又問爸爸:「所以你支持社會民主黨囉?」爸爸指著另一個更深紅色的小黨說:「我支持的是這個:左派黨。他們的方向和社民黨一樣,但是覺得社民黨做得還不夠好、不夠多。」

記得另一個瑞典朋友也曾說,他還沒上小學的時候,有天問媽媽什麼是社會主義。媽媽不假思索的回答他:「社會主義就是我們努力得來的成果,都被那些懶惰的人拿去享受。」

從遠處觀望一個國家和社會時,我們為求便利常常會試圖簡化、一體化該國家或社會裡所有的人。然而若我們把鏡頭不斷拉近,就會看到截然不同的個人,在民主越發達的社會,越是如此。

天下有白吃的午餐嗎?

在北歐社會,儘管多數輿論傾向支持健全的社會福利,但每一個人對於要保留多少自由市場的競爭基調,以及又該允許多少政府的力量介入、提供社會福利抗衡自由市場的不公平,都抱持著極為不同的理解和信仰。人們在評論一個議題或報章雜誌在分析報導時,通常也會在一開始就提出一個清楚的定位,讓參與討論的人能大致掌握這些論點的出發點。

行文至此,我想讀者都已看出我的立場是傾向分享和平等的。而秉持這種立場的人最常面對的質疑,大概就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這句話了吧。在回應這個質疑前,我先分享一個朋友的故事:

先生有兩個從小一起長大的死黨,一個叫約翰,一個叫培爾,他們從幼稚園到現在都是最好的朋友。先生和培爾都來自中產家庭,約翰則來自藍領家庭,他們的人生在小學之後開始出現分歧。約翰的媽媽在他和弟弟小學的時候過世了,約翰的爸爸則有酗酒和情緒不穩的問題,但還是盡力把孩子帶大,直到約翰和弟弟差不多成年的時候,他卻突然辭世。一直到中學階段,約翰和兩個死黨在校表現都不相上下。進入高中以後,無意升學的約翰學習意願不高,每一科都只求維持在及格邊緣,除了歷史科。因為這三個男孩從小就沉迷於戰爭史,對一次、二次大戰的所有歐洲戰場和細節都瞭若指掌,直到現在他們每年還是會開著車到歐洲各戰場參訪旅遊。

無意升學在瑞典並不是件壞事,即使對升學沒興趣,還有很多其他的職涯選擇。約翰高中畢業後就在木材加工廠工作,二十歲出頭時結了婚,和妻子在鄉村買了一棟小房子過日子。沒過幾年,約翰開始經常向工廠請病假,婚姻也出了問題。他後來被診斷出罹患憂鬱症,於是向工廠請了長期病假,並和妻子離婚,搬到鎮上的一間小公寓和弟弟同住。

我認識約翰這個人的時候,他已經請了長達兩年的長期病假,靠著剛好足夠生活的病假津貼維持生活,每天都坐在電腦前玩電腦遊戲。那時我先生和培爾都剛剛碩士畢業開始工作。他們三人的感情還是很好,常常互相探訪。我只去過約翰的公寓一次,被他髒亂失序的生活嚇得拒絕再踏進那間公寓一步。約翰的健康狀況也每況愈下,弱視惡化到近乎全瞎,瑞典的醫療保險以接近免費的價格提供他昂貴的矯正鏡片。從小就是田徑健將的他,後來竟胖到讓我先生和培爾都快認不出來,每天拖著一百六十多公斤的身軀,只要走幾步路就喘得像頭牛,我完全不相信約翰曾經是全年級跑得最快的男孩。

我很不喜歡約翰,也不喜歡當時還是男友的先生和這樣的朋友來往,覺得這是「壞影響」。我也不喜歡瑞典的長期病假制度,讓一個完全可以繼續工作的人待在家混吃等死。不去工作也就罷了,竟然還能用納稅人的錢進行心理諮商和視力矯正,這不是米蟲是什麼?

當我這麼跟先生說的時候,他總是說:「對啊,我也這麼覺得,約翰更是比誰都這麼覺得,所以這兩年來他試圖振作了好幾次,但是都失敗了。約翰他經歷了一個比較艱難的童年,但是他很少跟我們談起這些,在我們面前常常拿他的憂鬱症開玩笑,想表現出豁達的樣子,但是我們都知道憂鬱來襲的時候他的情況有多糟糕。何況他在請病假之前,也工作繳稅了五、六年,我相信他只是需要休息,等他準備好了,情況會越來越好。」

後來如我先生說的,約翰就像許多陷入長期病假的瑞典人一樣,漸漸回到了生活的常軌。我現在回想,其實這個改變的階段很早就開始了,但他總是進兩步退三步,讓人感受不到改善的成效。他一開始申請了大專資工課程,讀得不順利,一年後換到了社工系。大約在同時,他因為在網路上購買囤積非法的抗憂鬱藥物而被警局搜查,並且上法庭受審。瑞典的罰款是按收入累進計算的,沒有收入也幾乎身無分文的他,付了一些象徵性的罰款,得到一年後不再犯即可清除的一條前科,就返家了。記得那段時間每次聽到他的近況,都讓我不禁苦笑著搖搖頭。

後來有一天,他傳簡訊給死黨們,說他排到了縮短腸道的減肥手術,這種手術原本價格高昂,但瑞典政府以低價提供給重度病態性肥胖者。約翰在手術後一反以往,十分注重飲食運動,體重漸漸減輕,也開始恢復了活力。

瑞典人在結婚前常會安排一整天的單身派對活動,在先生的單身派對那天,他的朋友們合租了一個田徑場,安排一場田徑錦標賽。這個比賽的宗旨是先把我先生灌得爛醉,好看他出糗,不過其他參賽的朋友們也都躍躍欲試,想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施展身手。

約翰那時已經恢復了堪稱正常的體態,但沒有以往那麼矯健,接連幾個項目的成績都墊底。然而在他從小最拿手的跳高項目,竟以黑馬之姿拿下了第二名的成績。先生說當約翰漂亮的躍過橫杆、落在軟墊上的時候,他彷彿看到約翰十七歲時在學校運動場上的英姿,並和培爾兩人不約而同的跑上前和約翰擁抱歡呼。大概只有這幾個一起長大的男孩,能體會約翰當時的心境吧。

後來約翰的故事只能用急轉直上來形容。他在老家鎮上認識了一個也曾罹患憂鬱症的女醫生,兩人陷入熱戀,而在他們結婚之前,他也完成了社工系的學業。現在他在社會局工作,和妻子住在一間可以看到海的美麗公寓。已經遊歷過所有歐洲戰場的三個死黨,現在正計畫明年要一起去美國探訪南北戰爭的景點。

 

責任編輯:郭懿慧

 

本文摘自圓神出版社《解讀北歐價值,幸福是我們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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