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鉅亨網楊琇羽 綜合報導】
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在內許多學者，皆批撙節嚴重削弱需求、傷害經濟動能，就連意大利新任總理雷塔（Enrico Letta）也擺明不理會布魯塞爾的撙節要求。近日更有媒體報導，有愈來愈證據顯示「撙節派」的主張證明失敗，而由克魯曼代表的「反撙節凱因斯派」勝出。
面對這樣的報導，《MarketWatch》財經專欄主筆 Brett Arends 指出，許多關於「撙節」的討論並非正確，儘管現在看來「反撙節派」在媒體上確實居上風。當然，Arends 在論述前不忘澄清自己的立場，指他並非撙節派，亦非凱因斯主義擁護者。
Arends 首先提到，當今反撙節擁護者引據失當。
「撙節派」最大的挫敗之一，就是這派常引用的一則 2010 年哈佛學者發表的研究，近日被其它學術機構發現數據引用偏狹錯誤；經濟學者 Carmen Reinhart 與 Ken Rogoff 在研究中稱，當一國政府的債務佔國內生產毛額（GDP）比重逾 90% 時，經濟成長就會放慢。
這兩位享譽學術論壇的學者引用 1946 年至 2009 年間已開發國家的資料，不過卻無意間被抓包竟未列入幾個重要國家，包括澳大利亞、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以及丹麥。而其它 15-20 個統計取樣對象的國家如紐西蘭，統計方式也有遭扭曲之嫌，被過度放大政府債務積累對經濟成長的負面影響。
儘管如此，Arends 認為無論統計方式有無遺漏缺失，引用的數據也只能代表部份區域，根本不足以代表全球現況，更何況統計取樣時間也僅限於二次大戰後，如此就要判斷公共債務與經濟成長關係，實在是有欠公允。
第二，反撙節派亦未計入沉重債務帶來的其它成本！
許多攻擊 Reinhart 與 Rogoff 論點的「反撙節派」會提到美國在二戰後積累巨債，佔 GDP 比重高達 120%，但同時美國也見證高經濟成長率直至 1970 年代初。Arends 認為，二戰後期間美國能不被巨債壓垮，是因為當時美國納稅人上繳給政府的稅金多，才能抵消巨債的負面衝擊。
而且還有一點，戰後通膨飆高至驚人的程度，美元購買力下降 30%，政府的實質債務也因此跟著縮水。1942 至 1945 年間，美國透過發債取得 2000 億美元的債務，但利息極低，就算是長期公債也只需付約 2.5% 的利息；債券持有人根本虧大了，等於是白白送美國政府錢，因為這些利息還低於通貨膨脹比率。而類似的狀況，又在 1970 年代重演。
那麼歷史是否會在今日重演？通膨減債？債券持有人變相送錢給政府？根據投資公司協會（ICI）的統計，截至目前為止，公眾持有的美國公債約 3.4 兆美元，其中又以退休年齡或接近退休年齡族群者最多，而這群人對於資產縮水的應變能力最弱，要趁機揩油吃掉它們的老本，要付出的社會成本可能很大。 （接下頁）
第三，除了聯邦政府公債，地方與民間債務也很龐大的事實不能忽略。
根據聯準會的數據，美國家庭一共擁有 13 兆美元的債務（相當於聯邦政府的負債金額），企業同樣擁有一共 13 兆美元的負債，州及地方政府債務共約 3 兆美元。所以，美國的總負債超過 40 億美元，是 GDP 的三倍。這還不包括政府尚未實現的社福支票，包括美國聯邦醫療保險支出，這項都還未記錄在資產負債表內的負債項。
相較之下，二戰結束時，美國企業資產負債表健康，家庭儲蓄率高，債務也因通膨飆高而變相縮水。
Arends 認為目前美國經歷的問題，都是二戰前沒發生的景象，所以拿二戰時期的「高負債、高成長」與現在相比根本不對。所以美國人是該擔心，還是繼續放任債務積累救經濟？
第四，Arends 指出，儘管學者 Rogoff 與 Reinhart 負債與 GDP 成長關係的研究出現取樣瑕疵，但不能掩蓋一項問題，就是債務比重過高，成長率通常偏低。
其實就連提出瑕疵質疑的麻州大學 Amherst 分校經濟學家 Thomas Herndon、Michael Ash 等人也發現，即使去除瑕疵並重新計算，還是發現政府債務佔 GDP 比重逾 90% 的國家，經濟成長率平均只有 2.2%，相較之下仍遜於債務比重較低的國家。
麻州大學的經濟學家發現，債務占 GDP 比重在 30% - 90% 之間的經濟體，GDP 平均成長逾 3%，而債務比重在 30% 以內的經濟體，GDP 平均成長逾 4%。所以結果還是一樣，債務比重高的國家 GDP 成長率最遜。
Arends 表示，儘管這些報告尚不足以百分百證實債務比重與成長率的絕對關係，例如日本在 1950 年到 1990 年間，債務比重低但經濟成長最飛快，當然也可能是這個國家人民辛勤工作、極富創新等因素；英國債務比重高成長慢，也可能是治理能力遜所致，但無論如何，他不會認同舉債救經濟「反撙節凱因斯派」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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