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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裡不知身是客,大陸人的台灣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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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裡不知身是客,大陸人的台灣記憶

 

5.20蔡英文上台的這天,大家似乎都在忙著節日告白,只有少數的朋友仍在關注對岸的盛況。我在海峽的這一端用手機搜尋她的就職演講全文。說實話並不關心她會以怎樣的文字遊戲處理「九二共識」,(只要不出意外,必是以迂迴、間接,來迴避貼標籤)重要的是,她會端出一盤什麼樣的大餐,以饗選民。

 

116日台灣大選獲勝那一天開始,四個月已消化了不少台灣和大陸民眾的不同情緒。而在不少大陸人心中也還是有個等式:民進黨上台=台灣要獨力=打死也不去台灣了=大陸政府趕快對台進行製裁,再=下去,就可能是「大陸要武力收復台灣」,「台灣人民都是敵人」好吧。

 

 

一出台北桃園機場,迎面的是初夏異常溫熱的空氣,像詩人歌手胡德夫的民謠的:「太平洋的風徐徐吹來,漂夾著南島的氣息,吹生出我們的檳榔樹葉。」幾天下來,也發現一些島嶼的氣候規律,下午開始起風,然後常常會下一場陣雨,一掃悶熱,真正的天黑,則往往要到八點之後。

 

就這樣我們走了很多街區和夜市,台北的老城區裡到處都是騎樓。也許是地處亞熱帶,需要遮陽避雨,拱形門廊,用紅磚鋪砌,跟海峽對岸廈門的市容非常之相似。

  

萬華是台北最早發展的街區,古稱艋鉀。因其依淡水而居,故得以發展傍水而居的先民。台北最大的寺廟龍山寺就在此,香火鼎盛,人群絡繹。還有青山宮,霞海城隍廟,華西街一帶,曾是台北合法公娼館的集中地段。

 

老城區,往往是最能了解台灣人文化信仰習俗之地。

 

(圖片來自flickr) 

 

位於大同區的大稻埕在清末之後接替萬華,成為台北最繁華的地方, 如今依然是最大的各地特產雜貨的交易市場,五穀雜糧、中藥材鋪、茶行、布行、海產品乾貨,一片蒸騰氣象。

 

(圖片來自flickr)

 

夜市永遠是來台必備, 士林夜市,華西街夜市,寧夏夜市各種,攻略沒做足,根本不知道哪種小吃在哪個夜市最好吃。多元移民文化的匯聚,在食物方面尤為凸顯,而台灣這座小小島嶼的小吃能如此豐富多樣,與年因政治原因遷台的200萬「外省人」,也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曾經從白先勇的《台北人》,得以窺探這個城市的部分眾生相。

 

(圖片來自flickr)

 

白先勇是曾位高至國民政府國防部長的大將軍白崇禧之子,以親歷之見聞,文學之筆墨,捕捉並描繪了各階層各行業的大陸人來台後幾十年的生活面貌,十幾個小故事組成一幅畫卷。

 

他筆下的這些台北人,其實都是客居台北的大陸人。把上海百樂門搬到了台北高級住宅區的交際花尹雪艷,在台北延續的依然是上海霞飛路的排場;一起吃年夜飯的劉營長和賴長官,一口濃重川音就著金門高粱追憶往昔國軍之光榮戰績;錢夫人遊園赴會,所見所聞分分鐘使她回到自己在南京舉辦的宴會;來台多年盧先生,一心牽掛在桂林的姑娘。

 

(圖片來自flickr)

 

這些台北人無疑都還生活在過去,難忘的或者光榮的往昔雖然已經被時代狠狠拋下,卻停留在記憶裡無法抹去,這種撕裂留下的傷痕,無從填補。

 

後來在二代外省人朱天心的筆下,也曾見過這樣的文字:「那個深深的,老人們煩躁嘆息睡不著的午夜,他們不得不承認,其實他們也想大聲痛罵國民黨莫名其妙把他們騙到這個島上一騙四十年,得以返鄉探親的那一刻,才發現在僅存的親族眼中,原來自己是台胞,是台灣人,而回到了活了四十年的島上,又動輒被指為你們外省人。」

 

佔比約為13%的外省人族群(原住民約2%,閩南人約70%,客家人約15%),除去部分在國民黨政府裡謀職的官員,無根而命運多舛的人群不在少數。

 

(圖片來自flickr)

 

如今的新聞媒體裡動不動就可見「本土意識」、「族群矛盾」,從國民黨在台灣建立威權政府,到民主轉型實現政黨輪替,到現在民進黨蔡英文上台執政,族群因素無論是在政治文化還是日常生活裡,都是一個舉足輕重的要素。

 

 

1945年日本戰敗,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因新政府的高壓殖民手段, 47年爆發民眾的武裝起義及國民政府的武力鎮壓,也就是「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紀念館就在總統府附近的凱特格蘭大道邊, 過了馬路是座公園,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就在公園一隅。上書: 台灣實施戒嚴期間(1949520~1987714日)及其前後,有許多仁人誌士遭受逮捕、羈押或槍殺,時間長達四十多年。此種慘痛事實形成恐怖氣氛,籠罩整個社會,成為台灣人民揮之不去的夢魘,影響社會發展至深且巨,史稱「白色恐怖」。

 

(圖片來自flickr)

 

我們沒經歷過不得已的身份變化,大概很難體會身份撕裂與認同焦慮給個人帶來的心理創傷與生活不便。

 

作家楊渡在年初出版了自傳體小說《一百年漂泊》,從個人視角描述其家族在現實身份上出現的認同焦慮。小說中提到他祖母,出身時是清朝人,不久成了日本人,五十年後又變成了中國人。叔公曾到上海給日本人當翻譯,日本戰敗後,被當漢奸,最後乞討著逃回台灣。

 

群族之間的認同很大一部分來自於共同的歷史記憶和情感體驗。同樣,當大陸面對香港和台灣時,很多時候並沒有意識到他們與我們擁有不同的近代歷史記憶和情感體驗。

 

最近這幾年在香港頻繁發生「佔中」、「雨傘運動」等,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對於大陸政府和現行體制的不適應引起的思潮和反彈。而大陸某些煽動民族主義的方式也其實極其短視,因為用粗暴的方式只會更加激起對方的不認同,和民族之間的撕裂及對立。

 

(圖片來自flickr)

 

部分民族主義者甚至主張用暴力收復台灣,如果還在一百年前也許可行,但在文明已經逐漸脫離蒙昧期的當代,恐怕只能圖一時的口舌之快。

 

90年代民主轉型後,這種基於族群的「統獨」政治分野,逐步演變為藍綠陣營。檢察官出身的新黨創黨元老高新武,最早使用「泛藍」與「泛綠」兩個名詞來形容統獨兩大陣營,原因是“統獨”過於強調彼此對立的政治立場,「藍綠」則相對模糊。

 

但從目前的現狀看,真正志在統一或者獨立的人群已是少數,大部分人,基於經濟、文化等現實考量,傾向於「不統不獨」,維持現狀。

 

 

在台北逗留的這幾日,我們住在兩個年輕設計師的家裡,他們經營著一個原創服飾品牌,熱情好客又很健談,晚上回來後我們就會在客廳裡席地而坐,談天說地,而對話常常是這樣開始的:

 

「這次的大選,你有投票嗎?」

 

「有啊,當然有投啊。」

 

「作為年輕人,也很關心政治嘛。」

 

「對啊,以前在學校從來沒有考慮過這個,但是進入社會后,發現公共政策,都與政治環境有關,自己的生活,又與這些公共政策息息相關,所以就會想要去用手中的這一票權利,選擇我覺得更合適的執政者。」

 

「那你們跟朋友在一起也會彼此討論選情嗎?」

 

「會啊,我們會一起討論比較一些差異性,然後有時候也會罵政府的無能或者不當,聽說你們大陸不能討論政府,要不然會被抓起來,是嗎?」

 

「呃…大陸有項罪名叫妄議中央,言論不是那麼自由,如果在公共媒體上罵政府的話,被刪帖是最基本的。」

 

 

在李登輝和陳水扁時代中出生、受教育的年輕人,自然無法理解大陸意識形態受到嚴格管控的現狀。

 

後來我們在南下的路上碰到各色的人,公交巴士的鄰座、出租車司機、民宿老闆等等,聊起陳水扁政府、馬英九政府到現在的蔡英文政府都是如數家珍。

 

說到陳水扁都是咬牙切齒狀(貪腐案),馬英九則是恨鐵不成鋼(高房價,低收入,經濟低迷不前),至於英政府,寄予了一些厚望,又心存懷疑。但無論評價差異有多大,有一點卻是共識,就是無論如何,都不想再回到九十年代政黨輪替之前,即使對當前政權有諸多抱怨和不滿,也不願意倒退回威權時代。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席捲了全世界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台灣的民主轉型被認為是相對和平,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流血衝突和社會動蕩的成功案例。當然它的成功有其特殊性,以及無數個偶然性所凝結的必然性,但作為在華人社會中建立的第一個民主政體,對我們也是有很大的啟發。

  

有不少人說五千年的封建專制下來,中國人身上已經自帶奴性,不適合西方的民主。這個說法就像你天天給我吃鹹菜,卻說我愛吃鹹菜且不適合吃其他一樣。中國確實不能照搬西方民主,但絕不是因為自帶奴性這個理由。人性好與壞都沒有盡頭,它往往會被某種制度約束或引導,被某個事件激發或點燃,而不是天生的自帶的屬性。台灣民主的示範效應也在此,民主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在威權文化下的轉型實踐,在台灣個案中被印證了是可行的。

 

那麼在台灣何以會發生製度轉型?

 

岸都有不少學者對台灣的轉型動機及過程進行研究與總結,一些記者也從政治觀察的角度對事件進行梳理和解讀。

 

2011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台灣民主轉型的經驗與啟示》,是一本學術會議論文集,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用數據、用實證來論證轉型過程中涉及到的政商關係、公民社會發展、選舉制度等各個方面的變化。

 

因為偏學術,從普通讀者的角度來看,閱讀體驗並不好。後來又讀到應龍台三十年後再版的《野火集》,「曾經用過一個老式瓦斯烤箱,瓦斯漏氣,氣體瀰漫箱內,我在不知道的情況下,點燃了一根火柴,彎身打開箱門,砰的一聲,不,沒有爆炸,只是一團火氣向我臉上撲來,一陣炙熱,我眉發已焦。一九八四年的台灣是一個悶著的瓦斯烤箱, 《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是一根無芯的火柴。」

 

這段話很形象得描述了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任何制度的變化都會牽涉到社會內部力量長期的演化,各種觀念和思潮都在積累,碰撞,各方力量在角逐,最後就是「砰」的那一刻。

 

先來看看幾件大事:

 

1986年,民進黨成立。

1987年,國民黨宣布解除戒嚴,同年開放大陸探親。

1989年,開放黨禁。民進黨取得合法地位。

1991年,《懲治叛亂條例》終止。李登輝著手修憲。

1992年,刑法中「言論叛亂罪」廢止,開放報禁。

1996年,首次總統選舉,國民黨主席李登輝當選。

2000年,總統選舉,民進黨陳水扁當選,首次實現政黨輪替。

  

在這個看起來和平演化的轉型脈絡下,是從五十年代一直醞釀到八十年代的瓦斯,被點燃後的一系列連鎖反應。這些瓦斯的集聚,當然也不是偶然的。

 

這些瓦斯里有一部分是中產階級的興起。

 

國民黨在台灣威權統治的前三十年,台灣經濟也在快速增長,國民黨的統治正當性與其說是來自意識形態,倒不如說建立在強人所領導的經濟增長上,尤其是七十年代的「十大建設」,刺激經濟高速發展,而且財富分配相對均勻,所以孕育了一定數量的,受過一定教育,在經濟上自主的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可以緩和社會兩級對立,卻也不容易被威權政體吸收。他們不依賴政府生存,可以與世界各地接觸,吸收知識,內外形勢也都看得清楚。在全世界許多案例中都已被證明,經濟發展的成功,會帶來政治參與及改良的訴求和壓力。同樣在台灣,經濟發展越成功,民眾與威權統治間的緊張程度也越來越大。 

 

其次是統治者的年邁。

 

八十年代後期蔣經國年高體弱,無法如以往以強力政治意志來主導和協調發展,而恰恰八十年代是各種思潮湧現,問題不斷積累,需要高層來協調各方利益,決定方向的時刻。

 

國民黨在台灣的威權歷史,基本上就是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的執政史,但是執政者的老齡化是無法阻擋的自然規律。八十年代台灣地區除了民權運動高漲,經濟上也面臨著轉型和自由化,在美國等國際壓力下被迫逐步開放市場,新自由主義的思潮不斷湧起,各方面都涉及到政策的調整和發展的導向,這些內外因素加上個人身體健康,年邁的蔣經國可能也已意識到只有順勢而為,才可以讓國民黨持續長存。

 

台灣也具有一定的地方縣鄉選舉基礎。50年代始就推行了地方自治,辦理縣鄉級的地方選舉。威權體制保障了對於中央層級的絕對控制,但在地方層級,國民黨則組織社會力量,收編地方派係並通過派系平衡保持其在地方的支配權。

 

最後一個重要且直接的因素是民權運動的蓬勃發展。

 

八十年代的台灣,是一個燃燒的抗爭性民間社會。1978年,國台灣斷交的國際關係引發了蔣經國執政正當性的危機, 次年美麗島雜誌社出面,以「國際人權日」為名遊行,爆發了軍警與民眾的流血衝突。

 

(圖片來自flickr)

 

蔣經國被迫公開舉行「軍法審判」,但沒想到法庭反而成為了被告人的辯護律師團關於改革理念的最佳宣傳場所,8名被告人中的部分(施明德、呂秀蓮、黃信介等)後來成為了民進黨第一代領導人,而這批辯護律師團中的不少人則成了民進黨的第二代領導人(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等)。

 

當高壓手段只能壓制一時,野火也刺激了一批又一批的黨外民權運動,反對力量也獲得了廣大民眾的理解和支持。台灣也在這樣內外因素的刺激下開啟了漸進式的政治體制改革。

 

國民黨在蔣經國妥協的智慧中又獲得了新生, 但無疑他的成全和妥協促成了一次在全世界範圍內都為數不多的和平轉型的典範,而這樣的妥協需要極大的智慧和勇氣。即使,他是被動的。

 

 

島嶼的天氣常常變幻無常。這一刻還是艷陽高照,下一個小時又風起雲湧, 大雨酣暢。

 

我們在大雨中走進台大校園,椰樹林大道在雨中沒有想像中康莊,紅磚樓倒是多了一層穆靜,沿著圖書館的長長圍廊走,一路都沒有碰到什麼學生。正好是朱天心筆下:「假日里的光復樓,寂靜古老的走廊真是春秋,窗外的綠樹卻又正搖得青春。」

 

迴廊足夠長,我們一邊走一邊討論年輕人。就像當年的我們一樣。全世界的年輕人多少都會帶有左翼傾向,那是激情大於理智,宣言多於思考的歲月。它很容易成為一把雙刃劍,在文明推進過程中,是扮演了助推的角色,還是阻礙的角色,常常難以區分,要待歷史本身來評判。

 

90年代初,台大的幾名學生靜坐中正紀念堂,揭開了野百合學運的序幕,那一次學生領袖們提出的四大訴求,在後來的幾年內陸續得到了實現,也讓社會嘩然於學生的力量如此蓬勃有力。野百合學運後來也被稱道為民主轉型過程中的助推劑。

 

(圖片來自flickr)

 

2014年初同樣以花朵命名的太陽花學運,卻呈現出不同的面貌。由於對馬英九政府極力推行的服貿協議不滿,學生佔領立法院,惡搞的漫畫到處都是,對馬英九本人的諷刺和侮辱也已經超出了正常訴求的範圍。

 

從學生看來,馬英九等同於親中賣台行為,再加上民進黨的引導,學運本身從單純的反服貿演變為一場全面反中的運動。

 

在這場由學生運動放大的服貿紛爭中,我們也可以看到藍綠陣營對立在台灣民主機制運作中所帶來的副作用。馬英九執政時期,民進黨在立法院的席位未過半,但仍有各種各樣的辦法阻止議案通過,鎖門、霸占主席台、搶走麥克風,撕毀登記表 。

 

(圖片來自flickr)

 

而陳水扁政府的八年,民進黨認為是國民黨在立法院的攪局(國民黨佔多數席位),所以陳水扁提出的政策法案無法通過。而國民黨提出通過的法案,陳水扁則不執行。

 

台灣學者徐焱曾言:「統獨情結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政策選擇,更多的是根植於民眾心中的情感。這種情感幾乎沒有商量和妥協的餘地,也正是如此,不論藍綠的領導人才會陷入步履維艱的地步,陳水扁無論作出什麼措施,都會被國民黨視作走向台獨的舉動,而無論馬英九怎麼行政,也都會被扣上親中賣台的紅帽子。」

 

曾擔任台北市副市長的吳秀光則是一針見血:「一般的民主社會都是以階級劃分的,選舉過程中的資方希望政府少干預經濟,而勞動者則希望政府能夠多課有錢人的稅分給他們,這種矛盾是可以調和的,但台灣的民主是以統獨為分野的,這就不可調和。」

 

所以民主當然不是萬能的,更不是一勞永逸。繁的選舉將政黨變成短線操作的選舉機器,選舉=競選=推銷,因而一系列的推銷手段也應運而生。

 

無論是西方還是台灣選舉,候選人就是拼資源、拼口才,甚至拼演技。而說到資源,政商關係更是繞不過去的民主弊端,競選需要龐大的資金作後盾,候選人需要拉攏有錢的財團,必然會在某種程度上為其「代言」。即使是美國這樣相對比較成熟的民主機制下,也是經過數次修正政治獻金法案,讓政商關係能夠朝著良性的方向發展。

 

2004年,台灣的政治獻金法開始實施,將原來混亂的政商關係規範化、公開化,也讓民眾可以直接調閱各政黨、政治人物的政治獻金情況,但也不過是還在路上,陳水扁2008年的受賄案不說,馬英九背靠財團的說法,也從未停息。

 

台灣民主社會經過三十年發展,還遠未到成熟的程度。我們說民主制度成熟的一個標準,就是民眾有能力擺脫政客挑動,真正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裡,並且在投票中堅持。從這個角度看,台灣民主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臺鐵南下的第一站是花蓮,再往下則是壽豐鄉,民宿位於鯉魚潭邊上,風景優美。房東太太熱情地請我們喝了現磨還拉了花的咖啡,又免費借我們自行車,推薦我們可以去一條古道徒步。

 

去了才發現,古道在我們眼裡絲毫沒有稀奇之處,遠看沒有青山連綿,近看沒有溪水潺潺,澆築的水泥路,哪還有古道的影子?在大陸這樣的風景找個山村隨便撿一條路即是。不過還是沒有想到這個「古道」,走的人居然很多,看慣了海的人,大概看山也是稀罕。

 

旅行中很大一部分快感是來自於意外驚喜的點滴匯聚。很多從台灣旅遊回來的朋友都說,這裡最美的風景是人。

 

(圖片來自flickr)

 

路上碰到的陌生人之間沒有彼此設防,明明是你打擾了人家向問路,他不但熱情地回复你還跟你說謝謝。明明你只是在等巴士的時候去邊上空調房裡躲一下外面毒辣的陽光,他絲毫不會厭煩你趕你出去,還給你詳細地介紹花蓮縱谷的形成及原因。明明你只是問他就近哪裡可以買到火車票,他還掏出手機查起了火車班次

 

這樣的時刻我們的心總是會柔軟下來,淳樸的人際關係讓一切變得明亮,世間一切的美好都會讓人心變得柔軟又亮堂。而龍應台三十年前描述的台灣根本不是這個樣子,《野火集》裡的每一篇都是錚錚的控訴文:

 

「看得見的地方,是爛腸子般的淡水河,烏煙瘴氣的交通,毒玉米案,假奶粉案,看不見的地方,是因為長期的忍耐而悶著的,冷漠而疏離的人際關係,是小市民的個人悲劇自生自滅。」

 

「我看見學生到郵局取款,填錯了單子,被玻璃後的小姐罵得狗血噴頭。我也看見西裝筆挺的大男人到區公所辦事,戴眼鏡的辦事員冷眼一翻,揮揮手:去去去,都快十二點了,還來幹什麼……」

 

三十年後,不能說這些問題再也不存在,卻已是大家交口稱讚的文明禮儀之地,變化何其之大。

 

後來我們長時間地都在思考和討論這個轉變。教育當然是功不可沒,中華民國以中國五千年文化正統自居,蔣介石一向對中國傳統文化推崇備至,大遷徙中錢穆、傅斯年等一大批學術大家跟隨國民政府遷台,安定後從上至下都致力於傳統文化的複興和教育。

 

1966年夏天,中國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紅衛兵在左的路線影響下,大肆破壞文物、古籍,迫害知識分子。而 19661112日, 台灣陽明山中山樓的中華文化堂落成,蔣介石出席儀式,宣讀紀念文,並定國父誕辰日為中華文化復興節,正式拉開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大幕。

 

此外,民主機制在經過一兩百年的運行之後,已達到一種共識,那就是,民主除了是一種政治制度,更是一種社會關係的重建。真正的民主化,不僅僅是政治體制的變化,而且是政治文化、社會形態的轉型。在一個民主化的社會關係裡,人與人之間更為平等,更為互相尊重,即使你是弱勢的一方,也可以發表意見,進而培養思考、發言、論述、批判的能力。在公共論述得以展開的情況下,公民的敘述能力、政治思考和判斷力,都可以得到訓練和發展。

 

從這一角度來看,台灣公民素質的提升與製度轉型不無關係,因為民主本身,即為一種教育,它內含的包容度,和對人的尊重,是一種生生之道。

 

 

無論是走在台灣的街頭巷尾,還是透過媒介接觸到的台灣影視綜藝、人文藝術等文化層面,都會找到日本殖民後留下的印記。

 

50年的殖民經歷,讓台灣文化跟日本有著不少的親密感。而除了帶來農業和工業最初的現代化,日本的動漫、電影製作、手工文創、時尚潮流,都在不自覺地影響和滲透到台灣社會,小確幸文化的形成,不是無獨有偶。

 

(圖片來自flickr)

 

我們也是被小確幸文化席捲和滋潤過的一代,不過這兩年卻遭遇了不少台灣本土人的詬病,那就是:小確幸文化,讓台灣年輕一代失去了狼性。

 

在杭州街頭幾乎已經普及的手機支付功能,讓我們出門可以完全不帶錢包,我們可以隨時隨地快速完成生活繳費、銀行轉賬、滿世界淘貨。移動終端的高速發展幾乎擊透了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帶來了生活方式的全方位改造,只要一個手機就可以橫行天下。

 

然而在台灣的這幾天,我們只用手機查一下交通路線或者美食,很少用手機完成支付或者消費。新經濟的發展和帶來的方便快捷,在這裡確實是慢了那麼一拍。曾經的硬件、芯片等科技硬體發展重鎮,要轉個身卻發現沒那麼容易。

 

大陸的年輕一代確實是有狼性,無數的輕創團隊、移動終端產品崛起後又倒下,被篩選後留下的那一批,客戶黏度彌堅,滾雪球般成長為獨角獸。國內龐大的消費群體帶來的巨大利益無疑是眾人前赴後繼的一個重要誘因,但面對競爭對手絕不退讓、孤注一擲的拼搏勁,對成功的「貪」和「狠」勁,就是狼性,這股狼性,在台灣卻沒有形成氣候。

 

在大陸出門喝個咖啡,隔壁桌年輕人常談論著互聯網經濟、共享經濟和大數據。在台灣,我們有意跟年輕朋友提起新經濟,大家卻沒有同感。

 

台灣經濟的長時間低迷讓年輕人更加陷入高消費低收入的困境,啃老族的標籤隨之而來,也讓年輕一代不敢邁開步子大踏步走,對他們而言,更願意創業的領域也許是一家咖啡店。

 

所以,小確幸開始被指責讓年輕人小富即安,失去狼性,有其合理性。不過背後政府的引導和政策的落地效率,也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蔡英文在就職演說裡說要讓年輕人的處境變好,是口號還是能抓到實際要害還有待時間檢驗。

 

 

時間過得太快,後來只在台東短暫逗留, 除了人權紀念館、浮潛。仍有太多地方沒來得及去 。這個島嶼帶給我們的質樸感,不俗氣的市井感,有大情懷又有小確幸的溫暖感,讓我有滿滿想記錄它的衝動。

 

後來回來的路上,耳邊一直迴盪的是李煜的一句詞:「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

 

延伸閱讀:他才知道台灣人漂在大陸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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