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魏蜀吳的天時、地利、人和，最早應出自《三國演義》裡的隆中對，諸葛亮對劉備說「將軍欲成霸業，北讓曹操占天時，南讓孫權占地利，將軍可占人和」。
天時通常指曹操迎獻帝，挾天子以令諸侯。但不只如此，曹操相對於劉備與孫權還有兩個先天優勢，一個是他的武事班底十分龐大可靠，起家的譙沛集團有親族關係、又忠心，曹氏、夏侯氏兩個親族就貢獻了曹魏近十位強將，比較知名的有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曹真、曹純。有了可靠且忠心的武事將領，曹操軍事佈署不容易被制肘，也敢於大膽用人，不像諸葛亮，雖然用人很謹慎，但褊狹。
第二個幸運是曹操佔領的地盤在長江以北。中國的經濟在古代是北強南弱，要到唐末才扭轉，變成如今南強北弱的局面。另外，曹操有棗祇、任峻等人幫他推行屯田制（半農半兵，或土地歸國家、受軍事制度管轄的民屯），有三國最強的經濟實力。有經濟實力再加上人才濟濟（諸葛亮未出山前曾經感嘆曹魏人才之多），曹魏自然強壓蜀、吳。
以天時而論，劉備最弱，起家家底不足，佔的地盤又差。有人說關張趙黃魏等忠心的武將是劉備最好的資本。但揆諸歷史表現，即便扣除兵力差距等因素，也無法證明蜀漢武將的能力遠超另兩方陣營。
關於地利，雖然劉備拿下漢中，且控制長江上游足以威脅東吳，但夷陵慘敗後的蜀漢不僅沒本錢威脅東吳，就算要進圖曹魏，做為大後方的成都平原離魏國太遠，地形的阻隔為進軍帶來太大的麻煩，偏偏蜀漢沒有本錢坐待天下生變，蜀漢的經濟與人口太少，後方少數民族區也是時服時叛，不早先出手拿下富饒的關中，說坐待天下生變其風險太高。（雖說蜀道難，可是在歷史上要拔掉巴蜀政權往往都不用太久...劉秀攻公孫述兩年入蜀、劉備取西川不足兩年、桓溫伐蜀僅歷時4個月、後唐滅前蜀才用掉75天、趙匡胤取後蜀用兩個月，朱元璋攻四川不足5個月。唯有蒙古攻四川撐了50年，但宋朝投降後四川只撐了3年）
然而，從成都平原到曹魏的補給線太長，雖然諸葛亮多次震動曹魏西線，沒有拿下關中與涼州終歸是無益的消耗。而堅持北伐、又屢戰屢敗的困境加劇了諸葛亮的荊州班底與益州劉璋班底兩方的摩擦，不若東吳有較徐緩的時間去慢慢調和。也就是說，地利也影響了人和。
其實人和曹操與孫權也不遑多讓，因而有另一種說法：曹操佔天時地利人和，孫權佔地利人和，劉備只有人和。
但三者還是有差，劉備對人最和順，很少殺人與屠城，這種風格延續到諸葛亮、蔣琬與費禕。反觀曹操，雖然器度大，只要有所利用即便殺子仇人也能盡釋前嫌，但他常常動脾氣殺人與誅族；孫權晚年政事穩定後也是殺心很重。簡單地說，劉備的機運太差，建立根基也太晚，比起曹操與孫權他更需要人和與民心；而且關羽失荊州與夷陵慘敗對國力損傷太大，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中的蜀漢政權沒有資本學曹魏與東吳玩恐怖政治。
可是反過來說，班底最穩固的曹操用人比較自由與隨性。有次許褚因酒醉而被張飛奪去糧草，曹操不怪他，為他擔罪。反觀諸葛亮主政時，雖然很愛惜馬稷才能，為了維護軍法仍然執行失守街亭當罰的死刑。諸葛亮以謹慎、維穩至上，魏延、彭羕等有才能的人僅因為自負、焦躁的性格就被提防與打壓。乃至於劉備有將才的養子劉封，諸葛亮怕他未來會跟劉禪爭王權，不利國家穩定，因而建議劉備在處分軍事貽誤時趁機殺掉。
曹操麾下各式人才都有，有才無德者也能受到徵召，諸葛亮治下的蜀漢就比較注重品格，務使不生什麼亂子。
再說東吳與蜀漢討伐少數民族的不同。東吳對付荊揚山越十分凶狠，征討、強徵壯丁、編為奴隸，藉以虛空山越與壯大自己。可是蜀漢政權沒有這個本錢，夷陵慘敗後南中的少數民族開始反叛，雖然以諸葛亮的軍事才能或能降服叛軍主力，但春風吹又生，蜀漢的兵力與經濟能力沒有辦法清剿山路崎嶇、開發落後的南中地區，甚至連留兵鎮守都很難。
漢晉春秋曰：亮至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為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之閒，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陳，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
既然地利為南中少數民族所佔據，蜀漢只得用人和交換，於是與南中少數民族建立友好關係成為蜀漢的一貫政策。但只靠異族的心服仍不足以穩定，畢竟後續的徵稅仍會發生摩擦，所以南中一直處於時服時叛的狀態下，影響到蜀漢向南中徵收經濟物資的能力。
就主政者的主觀來看，蜀漢政權確實最重視人和，但以客觀得利條件來看，曹操、曹丕時代的曹魏人和最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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