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說不能從武俠學化學？》黃金曾經很便宜
金、銀是貴重金屬，自古皆然。佛陀住世的時候，向弟子描述西方極樂世界，說極樂國土有「七寶池」，池底鋪滿金沙，池邊的欄杆則用「七寶」砌成。哪七寶？黃金、白銀、琉璃、水晶、硨磲、珍珠、瑪瑙。
佛陀生活在二千多年以前，換句話說，至少在二千多年前，黃金和白銀就已經是很貴重的物品了，不然也不會被列入「七寶」當中。
佛陀滅度後不久，弟子迦葉給人講法，說修行者應該選擇正見而捨棄邪見，選擇正法而捨棄邪法，能做比丘，就不要做婆羅門，能做阿羅漢，就不要做凡夫俗子，就像一個商人只要能運走足夠多的黃金，就不會費力去運白銀一樣。可見在二千多年前的古印度，黃金就比白銀貴重。
同樣的，在二千多年前的中國，黃金也比白銀貴重。漢朝史學家班固在《漢書．食貨志》裡提過：「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意思就是說，黃金比白銀(白金)貴重，白銀又比銅(赤金)貴重。
金比銀貴重，在今天是個婦孺皆知的常識，沒什麼稀奇。問題是，從大歷史的眼光來看，若以白銀為換算基準，黃金的貴重程度是從弱到強、從低到高的。
西漢時，「黃金一斤，值萬錢。……白金值三千。」(《漢書．食貨志》)說明同等重量的黃金只比白銀貴三倍多一點。到了唐朝末年，「金器二百兩，合銀器三千兩。」(《十國春秋．吳越世家》)二百兩黃金相當於三千兩白銀，說明黃金的價值已經是白銀的十五倍。北宋末年，「金每兩三十二千，銀每兩二千五百。」(《靖康紀聞》)每兩黃金能兌換三萬二千文，而每兩白銀只能兌換二千五百文，黃金仍然比白銀貴十幾倍。
清朝乾隆年間，「足色銀易金，價常在二十倍上下。」(《常談叢錄》卷六)說明黃金的價值漲到了白銀的二十倍左右。再看民國初年，「黃金四十八塊大洋一兩，白銀一塊四角一兩。」(一九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時事公報》第二版〈昨日本埠商情〉)此時黃金的價值是白銀的三十多倍。至於今天，黃金更加貴重，其市價已經是白銀的四、五十倍了。
物以稀為貴，黃金之所以愈來愈升值，是因為相對於白銀來講，它在市面上的流通量愈來愈少。關於這個現象，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顧炎武很早以前就發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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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黃金之所以愈來愈升值，是因為相對於白銀來講，它在市面上的流通量愈來愈少。
顧炎武在《鹿鼎記》的開篇和末尾都曾登場，他老人家認為，佛教傳入中國後不久，出現了一大批佞佛的帝王，例如三國時的吳帝孫皓、南北朝時的東昏侯蕭寶卷，以及女皇帝武則天等，為了與佛「結緣」，為了消除「罪業」，為了給自己和子孫萬世帶來無窮無盡的「福德」，不惜成本，用金粉抄寫佛經，用黃金鑄造佛像，消耗掉了數量驚人的黃金。僅以北魏一朝為例，北魏文成帝鑄造釋迦牟尼像一次就用掉黃金二萬五千斤。北魏的「斤」很大，每斤折合現在六百五十克，二萬五千斤超過了十六噸！
鑄造佛像使得黃金流通量減少，這個解釋是符合史實的，但顧炎武把板子全部打到佞佛的帝王身上，有失公正，因為把黃金趕出流通領域的「罪魁禍首」並非只有佞佛。首先，黃金除了能鑄成佛像，還能用來做裝飾品。歷代王侯的住宅、歷代美人的衣飾，都離不開黃金。
再者，除了騷包的貴族和美人拿黃金來裝飾，黃金還被每一個時代的守財奴藏到了地下。這些黃金有的經過兵火，有的經過人禍，守財奴死了以後，其後代又不清楚藏金的地點，於是黃金就沒有出頭之日了，這也是大批黃金退出流通領域的一個重要原因。
到現在為止，我們已經講了三個因素：鑄造佛像、用於裝飾、藏於地下。但是還有第四個因素：國際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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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大批黃金退出流通領域的原因，包括鑄造佛像、用於裝飾、藏於地下，以及國際貿易。
在宋朝，黃金比白銀貴十幾倍，而在同時期的西方世界，黃金比白銀貴了三十倍左右。也就是說，若以白銀做為基準，黃金在中國很便宜，在國際上卻很貴。因為這個緣故，來自東南亞的商人利用當時已經開放的廣州、泉州等口岸，把白銀源源不斷地運送到中國，換成黃金以後，再帶黃金去歐洲購買商品。這些商人把黃金帶到歐洲的同時，也把中國黃金比西方廉價的消息帶給了西方人，進而成為西方人到東方世界尋找黃金的動力，然後就有了哥倫布航海和發現新大陸的故事。
到了明清，歐洲人的航海技術突飛猛進，他們繞過東南亞的中間商，直接來到中國進行貿易，把水晶、玻璃、時鐘、望遠鏡輸送給中國人，但最有利可圖的貿易品還是白銀─洋商把白銀輸入中國，換取黃金，可得巨大之利。
事實上，中國並不是主要的產銀國，銀子最初也不是古人生活中常用的流通貨幣，在秦朝以後和明朝以前，主要的流通貨幣一直是銅錢。不過因為海外的白銀源源不斷地輸入進來，中國慢慢成為全球的大銀窖，從明朝中葉開始，白銀終於取代了銅錢，從最初流通不多的貴重金屬淪落為民間交易的常用貨幣。喬峰和段譽喝酒時用銀子付帳，虛竹行走江湖時隨身攜帶幾塊碎銀子，阿紫用五十兩一錠的銀錠賞賜下屬，諸如此類的武俠故事其實不應該發生在宋朝，只可能發生在明朝或明朝以後。
本文節錄：【誰說不能從武俠學化學？】一書／時報出版
作者/李開周
1980年生，河南開封人，青年學者，《南方都市報》專欄作家。曾於《新京報》、《中國經營報》、《世界新聞報》、《羊城晚報》、《中國烹飪》和《萬科周刊》等媒體開設專欄。著有《包公哪有那麼黑：你所不知道的包青天》、《擺一桌絕妙的宋朝茶席》、《過一個歡樂的宋朝新年》、《吃一場有趣的宋朝飯局》、《歷史課本聞不到的銅臭味》、《民國房地產戰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