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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堂城中店6月底即將熄燈!那個時代,重慶南路「書店一條街」,曾是國家文化重鎮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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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堂城中店6月底即將熄燈!那個時代,重慶南路「書店一條街」,曾是國家文化重鎮的象徵...

書街舊事黃開禮:那個時代,重慶南路「書店一條街」是國家文化重鎮的象徵

在那個時代,店面被視為不得了的金雞母,尤其從北門到西門這一帶,是臺北城最繁榮的中心,重慶南路「書店一條街」是國家文化重鎮的象徵,這裡出入最多的就是年輕人。年輕人是生力軍、是社會未來的棟梁,所以書店販賣的其實就是希望與隱藏的力量。

(圖片來源:翻攝臉書

圖說:金石堂城中店6月底即將熄燈!

 

我到大中國圖書公司當學徒時,是戰爭破壞後重建的時代,民心渴望知識,對世界新知的追求十分迫切,書店如固若金湯的堡壘,提供了一種穩定與信心的抽象概念,對擁有書店的業者而言,也是一隻下金蛋的母雞。當時書店都兼營銷售和出版,出版才是書店最大的利潤所在。至於門市,就是讓書可以曝光的地方。在資訊封閉的早年,銷售機會只有靠門市,由於雷同、重複的產品太多,擁有店面就贏了大半。

有鑑於當時不容易在重慶南路租到門市,為了讓剛萌芽、沒有門市的出版社有機會展售書籍,於是「臺北出版同業協會」從一九六○年代開始,每年在臺北信義路國際學舍大廳舉辦為期一個月的書展。到了一九七○年代,皇冠、遠景等五家出版社一起租下西門町新世界電影院旁、「西瓜大王」左鄰之千坪地下室,採類似百貨公司專櫃概念的規畫,由各家出版社分租經營,稱為「中國書城」。當時西門町是臺北最熱鬧、最時髦的都會中心,附近百貨公司、電影院、餐館林立,是吃喝玩樂的集散地。「中國書城」占了地利之便,看書、買書的人非常多,生意興隆不下重慶南路的書街,學生則是書城最主要的顧客。

歷經十五年左右,這五家出版社已經成長為頗具規模的大出版社了,最後五年由我的前同事華立本斥資獨自經營中國書城,直到一九八八年結束,華立本即移民定居美國至今。中國書城雖然只存在不到二十年,但它不僅是當時新興出版社迅速成長的推手,也在學子、讀者心目中留下美好的回憶。

其實門市的利潤微薄,如果沒有自己品牌的出版品做主力,要獲利並不容易。我自己開店時,房租就占了營運成本的三分之一,人事占三分之一,稅賦、水電等開銷不說,一本書進價七折,售價八折,賣十本書可以賺一本書。如果不巧有雅賊進門,偷了一本書,就要白做十本書才能打平。如果是書店兼營出版,自己的書在店裡經銷就是賣一本、賺三本(成本三成)。所以,書店一定要兼做出版,才有高利潤。當年偷書賊非常多,當場逮到時,如果偷的人不是學生,就要按照定價買下;如果學生偷了學生用書,就以折扣算,並告誡了事。偷書賊有的是個人行為,有的則是集團操作,也就是偷了書,待達到一定數量後,再轉賣到收臧的不肖書店,偷書也變成一種專門「行業」。

基於大家經濟都不富裕,有時發現有人偷書,我仍叮嚀店員不必大聲嚷嚷,而悄悄對他揭穿事實,讓他知錯就好。可是每季盤點時,短少的數量還是非常多!還有一種人,定期出現在書店某個角落,聚精會神的看書,直到書店打烊才走,還會在書頁摺角,為下次繼續看做記號。我們並不鼓勵這種「偷呷步」的方法,但也很同情他們站了大半天,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當年臺北也有圖書館,但寧可冒著被驅趕之險,也要賴在書店,可見圖書館的資源並不便民。

至於門市和出版社之間的交易規則,門市對小出版社除了進價的折扣,還有結帳時的「七折八扣」,比如進價是七折,結帳時再九扣或八.五扣、八扣。但對大出版社如中華、正中、商務等就不會這麼做,通常會開三個月的支票給出版社,但如果店家願意給現金支票,那就是再扣三%。

由於轉折進口的書籍成本愈來愈高,業主發現不如在臺灣翻印,速度快、利潤也更好。書店派人到香港、上海購買樣書,直接翻印。當年的活版印刷需要一個一個撿字之後再印,大概需要一個月,於是很快的,有人引進照相印刷術,只要一天就可以完成製版,老舊的手動印刷機因此被淘汰。

我晉升為書店先生後,是臺灣從農業轉型工商業階段的一九六○到七○年代,當時物資匱乏,又有種種政治禁忌和限制,人心苦悶、壓抑,無處宣洩,由於電視還不普及,看電影又是高端消費,閱讀便成為一般人消遣情緒的出口,尤其是言情小說,厚達五百頁以上的「磚頭書」大肆流行。租書店也應運崛起,造就了大眾文學的傳播風潮,無論言情、武俠、歷史、古典小說或鄉野傳奇,都是書店的熱銷書。

武俠小說最早在報紙副刊上連載,每日刊出約一千字,讀者往往意猶未盡。因此,出版社將作品集結成書後,立即風靡全臺。但那時買書對一般人仍是負擔,租一本書只要書價的十分之一,租書店因應運而生,光臺北地區就有一千多家,雖然大多設在小巷弄裡,卻門庭若市。為節省紙張,武俠小說採用三十六開版本,每本七十二頁。通常一部武俠小說的套書,從八十本到一百二十本不等,讀者受到情節吸引,一本本租來看,租書店和出版社都獲利不少。為了開發更多書源,出版社鼓勵大家創作,吸引很多公務員加入作者行列,反正都是用筆名,沒人知道底細,因此有不少濫竽充數的作品,但在武俠熱潮下,武俠迷還是照單全收。

除了武俠小說,租書店另一主力是言情小說,這兩種類型成為當時的出版主流,這種創造作者、出版社、租書店、讀者四贏的「依存關係」,成為文化界的另類現象。一九七○年代,臺灣經濟起飛、國民教育普及,出版作品日趨多元,尤其開始有學院派進入,還有嚴肅的文學討論,「大眾文學」與「純文學」漸漸壁壘分明。此後,租書店雖然一度沒落,但很快的,日本漫畫興起,漫畫書又為租書店創造另一波高潮。

隨著臺灣經濟快速成長,不僅商學院的學生,一般生意人更想了解經濟學,臺大教授施建生寫了《經濟學原理》(一九五四年出版),自費出版,委託「三民書局」寄售。本來只有三、五十本寄售,後來這本書成為準備高普考和專業考試的必讀之書,三民書局因而向作者批斷,當獨家總經銷,給同行八折的價格。這本書暢銷多年,讓作者、經銷商都獲得極高利潤,創下寄售的奇蹟。

《經濟學原理》是寄售書的特例,多數作者自費出版再拿到書店寄售的書都賣不好。我在大中國圖書公司當夥計的年代,宜蘭頭城作家李榮春曾拿他的作品來寄售,關於寄售的成績,他在一九五七年的《文友通訊》提到:「《祖國與同胞》去年出版第一部(一千冊)。每冊成本八元,定價十四元,大中國圖書公司經銷,以五折算,每冊虧本一元,有一部分送朋友,仍剩四百多冊,全書四部無法繼續出版。」

如作家所說,雖然委託大中國圖書公司這樣有規模的書店寄售,但上市後還是慘陪。為了還債,後來李榮春回到家鄉,在兄長的腳踏車店工作。那個年代的書雖然好賣,但是文學書的主力是西洋翻譯文學、中國古典的鴛鴦蝴蝶派等,其次是大陸知名作家,而本土文學作家的命運卻艱辛坎坷,李榮春到八十一歲過世之前仍努力創作,累積了數百萬字沒有發表。

當時,我在重慶南路擁有的三個門市,除了代銷其他出版社的書之外,正文與正元兩家出版社每年的印書量超過百種,出版書種有社會人文、哲學藝術、散文小說、財經、醫藥、生活保健和辭典、字典、高工高職教科書、電腦等。出版市場如此的蓬勃興旺,又何必在意有沒有店面?所以,大家都想開門市,好像也是一種傳統觀念的「魔咒」。

一九六三年,臺灣工業生產淨額首次超過農業生產淨額,進口零件、原料加工再出口,成為經濟迅速成長的模式。三年後,重工業首度超過輕工業,許多跨國企業來臺設置加工區,招募大量的女性作業員。女性紛紛出走家庭,投入專業領域發揮長才,因而可以經濟獨立,既分擔家庭開支,更改善生活品質。文化消費的女性市場也因此被帶動起來,此時文人、作家出來經營出版社的風氣大開,文學環境開放,過去重慶南路的書商無法接觸到的本土作家,自然而然的向其聚攏。據統計,一九六六年,《聯合報》每日發行量已突破二十一萬份;從《徵信新聞》改名的《中國時報》,也在次年迎頭趕上,成為臺灣兩大報業。兩大報的副刊園地是作家寫作的沃土,閱讀文學人口也隨之大量增長。

一九七○年代前後,臺灣出版業開始出現一批受過高等教育、具備人文素養的人才,最早是一九六八年,曾任《聯合副刊》主編的林海音,成立「純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二年,記者、主編出身的姚宜瑛創辦「大地出版社」;一九七五年,小說家柯青華成立「爾雅出版社」;一九七六年,「洪範書店」成立,四位創辦人中,楊牧和瘂弦是詩人;一九七八年,作家蔡文甫經營「九歌出版社」。

(圖片來源:https://pixabay.com

圖說:一九七○年代前後,臺灣出版業開始出現一批受過高等教育、具備人文素養的人才,最早是一九六八年,曾任《聯合副刊》主編的林海音,成立「純文學出版社」。

 

出版界的新一代不僅改變了市場生態,也帶來書籍在紙張、設計、印製、裝幀的革命。一些高中開始設有美工科,畢業於永和復興美工第一屆的高材生徐秀美,當時已是有名的插畫家,作品經常出現在報章雜誌,有一天,她帶著插畫原稿到我辦公室,因為之前正文出版了設計師胡澤民的書,她循線找來了。

這些美術相關的書籍不只版本要大,更要彩色印刷,當年彩色印製成本相當高,出版社難以負荷。我推想這些原稿已經流浪了很久,是很多學子等待參考的藍本,便不計盈虧與她簽下出版合約,做為對有才華者的致敬。

一九七○到八○年代,正文書局的出版主力放在高工教科書,其他的書種已經慢慢停頓,但這時仍有不少作者上門自我推薦,比如在臺大與師大客座的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楊勇,在我這裡出版了《世說新語校箋》、《陶淵明集校箋》、《洛陽迦藍記校箋》、《世說新語校箋論文集》等四本專著,當時他七十多歲即將退休,走訪了幾家出版社,想將大半輩子與國學相關的專著出版成書,但都沒有結果。有一天,這位陌生老人在門市店員的帶領下,走進我的辦公室,一邊自我介紹,一邊說著他的著作理念。

我想起自己也曾多次為了談業務,被冷漠的排拒於門外,不忍看老教授失望而歸,對於為師者,我向來非常敬重,雖不相識,卻當下允諾出版。這每一本都是兩千多頁的大書,當然不會是熱銷品。然而,冷門書也有其價值,我若做得到,何必計較得失?這四本大作終於在我退休之前完成出版上市,雖銷售普通,但也授權到大陸印行簡體版,算是留下了成人之美的紀念。

臺灣出版業一日千里的階段,大陸正經歷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文革至一九七七年結束之後,各地開始重整被破壞的文化遺產,此時臺灣出版業扮演了助力的角色,尤其是被焚毀殆盡的古籍。當時經由香港人中介,臺灣部分出版業者開始與中央圖書館等單位合作,借出大部頭古籍書,由民間承印,再出口轉售給對古籍有大量需求的大陸各地。

在這些文化遺產的大買賣中,有一家「新文豐出版社」最為傳奇,老闆姓高,本來經營照相製版廠及半自動印刷廠,因長期接出版社的生意,承印這些古籍書,生意好到全年無休,日以繼夜的忙碌,忽然靈機一動,為何自己不也加入這個行列?

高老闆打探了相關管道,立刻申請出版社、聘請專人,開始作業,印製了《大藏經》、《俗文學叢刊》(與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合作)、《敦煌寶藏》(臺灣新編)、《叢刊集成》(新編、續編、三編)等古籍,每一套都是幾百冊、上千冊,價值非凡,一般人買不起,大多是官方、團體、單位採購,或為富豪所收藏。而那些懂門道、能夠打通關係的出版社,讓這些老祖宗遺產從暗黑倉庫走入人間,也賺得滾滾財源。

出版業是朝向文化國度前進的領頭羊,雖然從年度家戶購書數量的統計來看,臺灣還是無法與日本、歐美等先進國家相比,但出版業繁榮,才能促成閱讀氣候,作家也才有前景。老輩書商如我,走過了臺灣文化萌芽期的舊時代,如今,樂見新舵手接棒與耕耘有成。

 

本文節錄:【書街舊事:從府前街、本町通到重慶南路】一書/時報出版

作者/黃開禮

一九三六年生。十六歲時,正逢倉皇遷臺之大陸政商貴冑搶進重慶南路,因緣際會進入上海人經營的書店當學徒。有幸參與並見證重南書街自百廢待舉至百花齊放的美好年代。個人從一無所有,到五十歲擁有門市大樓,至六十七歲結束事業,半生勞苦,因書而貴,與書街半世紀的興衰同步。於是回憶舊時光,將書街榮華歲月化為文字,與讀者同享。

作者/心岱

鹿港人。十七歲到臺北求學,即以散文與小說的發表,成為知名作家。目前已出版著作六十多本。一九七四年,她投入人文與自然兩大系列的報導文學,是臺灣為環境保育與文化資產保存工作呼籲催生的第一代作家。曾蟬聯兩屆時報文學獎首獎。一九九二年,擔任「時報出版公司」副總編輯,二○○八年退休,回歸專事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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