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酒後駕車的情況，不論刑責再重、罰金再高，每年還是發生不少的酒後駕車的案件，根據內政部警政署的統計資料顯示，2018年上半年度，取締酒後駕車高達5萬2,328件，比2017年同期還多出373件。
2013年5月28日下午，一位台大醫院的醫師，也是市長柯文哲的愛徒ー曾御慈，回瑞芳老家陪媽媽吃飯，晚上10點多返抵土城住家時，走在斑馬線上，卻遭到詹姓汽車業務員酒駕撞死。柯文哲曾感嘆說：「孩子，原諒我。老師盡力了，但是我沒能把你救回來。」對於一個身為外科急重症的專家，救了那麼多人，看著躺在手術台上和自己工作好幾年的學生，從此讓他對酒駕事件特別有感觸；也因此成立了臺灣酒駕防制社會關懷協會，最後也成功推動下修了酒測值到0.25毫克外，更將酒駕致死的刑責，從原先的1年以上、7年以下，提高為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不過，台灣酒駕肇事的狀況並未此平息，酒駕肇事的案件仍持續發生，像是曾經率領景美女中拔河隊，締造史無前例五連霸紀錄，也是中華拔河代表隊總教練的郭昇，在2018年7月16日，騎乘自行車挑戰上武嶺時，遭到酒駕的游姓男子從後方追撞，當場昏迷不醒，經送醫緊急治療後，雖救回一命，但因頸椎、鎖骨骨折，而下半身癱瘓，目前仍住院復健中，未來仍不知是否可恢復自理的生活；一位對台灣體育運動有如此傑出貢獻的人，竟被酒駕輕易奪去了原本美好的人生，對他、他的家人和社會國家，都是一項嚴重的傷害和損失，更何況這位游姓駕駛，還是有酒駕前科的累犯，因為先前的酒駕判決，法官對他的懲戒不夠重，讓游姓男子心存僥倖、知法犯法，導致酒駕的悲劇一再發生。
根據台北市交通警察大隊統計，每年春節前後是酒駕肇事的高峰期，比例高達全年總數的三分之一，主要是因為碰上節日慶典，所以喝酒的機會和場合也隨之增加；其實在全世界各國，喝酒是一種文化，也都有喝酒的風俗和習慣，因此2010年世界衛生組織（WHO），才會提出的「全球酒害防制策略」，把酒駕事件當成一個公共衛生方面的議題，並提升為世界性的社會問題。（延伸閱讀：遠離1年奪走600萬條人命的香菸，瘋傳9個有效的輕鬆戒菸法）
臺灣酒駕防制社會關懷協會的林美娜秘書長說：「台灣在2018年1～10月為止，酒駕傷亡的人數約有6500人左右，若以一個事件影響兩個家庭來看，高達13000多個家庭受到損害，相較於天災，颱風、地震、水災…等，也都沒有造成破萬家庭的影響，可見酒駕問題的嚴重度。這是人類歷史上很嚴重的一項社會問題，從資料上可以看到，全世界有超過60多個國家，都有制定酒害防制法，在『全球酒害防制策略』的10項防制策略中，其中就有一項說明如何降低人類取得酒精的機會，因為酒精雖然可以醫療救命，但是過量則會危害生命，目前已經有36種的疾病和7種的癌症，是直接或間接來自於飲用酒精過量的危害，而酒駕事件已經是酒精危害問題中，最末梢階段的暴力問題了。」
台灣對於酒駕肇事的罰責，雖然從一再發生的事件中，有不斷向上調升的跡象，但是因為台灣的法律多半是立法從嚴、執法從寬，所以造成許多執法上的漏洞，雖然超過0.25毫克的酒測值，就要依違反公共危險罪，來判處刑責，若是酒駕肇事致死者，就要接受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卻從來沒有法官判過10年的刑責。台北市意外事故關懷協會的黃玉淇理事長說：「全世界的法律依據，都是以無罪推定原則，如果沒有直接的證據，法官不能推論或臆測去判定事實，加上台灣沒有陪審團的制度，所以台灣的法官都會偏向有利於被害的判決。」（延伸閱讀：在台灣酒駕肇事刑責最重是10年，但受害家庭的心痛卻是一輩子）
臺灣酒駕防制社會關懷協會則提到：「雖然台灣酒駕的罰款已經不低，而且10年刑責，是和殺人放火最輕的刑責是一樣的，但實際上法官都是輕判，因為認為是非故意的過失傷害，與受害者家屬認定是知法犯法的行為，之間產生嚴重的落差，才會導致酒駕事件頻傳，慣犯持續增加的現象。」另外，台灣交通安全協會的林志學理事補充：「台灣社會存在著兩種現象，一個是政商名流在交際應酬的場合，多有喝酒的習慣，加上開車才能襯托出身份地位，所以會有酒後駕車的情形；第二則是營建業部份的基層勞工，會飲用含有酒精成份的提神飲料，長期下來，產生酒癮和酒精中毒的現象，因無法戒斷而有酒駕的行為。」
上述2項的肇事者，政商名流通常繳完罰款或官司和解後，就回復原本的生活模式，完全不痛不癢；而基層勞工則因為沒有錢，只能入監服刑，回到社會後，又繼續在酒癮和酒駕的淪迴中過日子，所以鉅額罰款的嚇止，並不是對每個人都有用，需要配合其他的宣導和治療，才能有效防制酒駕事件的發生。像是在美國有些州，光是酒駕開車上路，就屬於二級謀殺的罪名，是判定有預謀殺人的動機；俄羅斯酒駕5年內再犯者，則終身不得開車；而日本則是對於酒駕的同車乘客，進行連坐處罰，這一項防制措施，讓日本酒駕肇事率降低3成，所以有效減少酒駕源頭的發生，而不是加強取締路上的酒駕事件，是一個有效且可行的方法，因為人的生命無法挽回，不是金錢或是刑責可以取代的。
台北市意外事故關懷協會的黃玉淇理事長說：「酒駕的情形，在台灣的中、南部又更加嚴重，主要還是因為地方上的交通系統無法配合，像在雙北因為大眾運輸工具的發達方便，所以選擇代步的方式也比較多，但中、南部的交通建設，就沒有如此的便利，尤其在偏鄉或部落，汽車和機車則是唯一的交通工具，所以防酒駕的宣導和推行，就會相對的困難許多。」
有一項防制酒駕的「代駕服務」，在韓國、日本或中國早已普及，台灣推行超過10年，卻成效始終沒有起色，根據台灣交通安全協會的說法指出：「代駕服務不好推動，是因為一般高級車的車主，不願意更不放心，讓別人駕駛自己的車；而基層勞工的部份，不是騎乘機車無法代駕，就是負擔不起高額的代駕費用。」如果未來可以利用法令政策，強制各界的配合和宣傳，加強高級車接泊的觀念，調降代駕服務的費用，不但可以有效減少酒駕的情形，還可以創造出許多代駕服務的新工作機會。
臺灣酒駕防制社會關懷協會的林美娜秘書長提到：「未來防制酒駕最重要的目標之一，就是法律如何讓酒駕的人，所付出的代價極大化，不光只是賠了錢、坐了牢就沒事，特別像是累犯的部份，除了要吊扣駕照和車輛，讓他無法繼續上路害人外，也希望能透過社會輿論的壓力，和企業內部員工規範的配合下，讓他失去部份自由的權力。」因為成功推動防制酒駕，並不是單靠「罰責」一個面向，還需要多管齊下的導正，除了吊扣駕照的政策，和罰責的執行外，更需要社會輿論壓力的協助，讓酒駕者不但要面對罰金和刑責外，還要接受道德的批判，和社會的制裁，未來才有看到改變的機會。
台灣交通安全協會的林志學理事則補充：「雖然未來要加重罰責，但並不是要初次犯錯的人，就無法改過向善，只是對於累犯的部份，需要更嚴格的執行，讓他無法再有任何駕駛的機會。」因為習慣的養成是難以改變的，例如：酒駕上路累犯，就取消駕照，終身不得再考，讓其代價極大化，原比鉅額罰款的效果，更容易迫使習慣的改變和養成，大家雖然都了解喝酒不能開車，但知道和做到是兩碼子事，所以有效的嚇阻，將會是未來防制酒駕應該重視的方向。
在推廣宣傳的過程中，我們也發現到，有許多人會說：「我喝酒，但我又不開車，防制酒駕不關我的事。」或是「我有喝酒的習慣，所以不連署支持。」對此我們還是要把這些人的想法和觀念導正，第一個重點是，要你喝酒不開車，而不是不喝酒；第二點則是就算你不開車，喝酒過量對身體健康本來就不好，而且酒駕肇事的發生是無法預期的，不是你可以選擇避免或逃開的，所以人人都不要心存「僥倖」，也要堅持「零容忍」的態度，才能保障個人生命財產的安全。
至於因過量而產生的酒癮問題，則可以比照菸品的健康捐作法，並增加購買時的審核機制，減少取得酒品的容易、方便程度，從最源頭的部份進行控管，透過醫療資源來改善，提供相關的治癒協助，達到酒害防制和酒癮戒斷的效果和目標。而法律則是保護守法者的最後的一道防線，所以對於酒駕累犯肇事者的刑責，法官應依法以最嚴厲的刑期判處，才能有效嚇阻並示警，達到零酒駕的理想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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