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勇武派」為了心中的「民主烏托邦」而抗爭，但恐淪為西方民主大佬可隨時犧牲的卒子。（圖／Tam Ming Keung＠USP United Social Press提供）
作者／張陌
如果將自己看成是一個冷凝的歷史旁觀者，很容易發現，跟大陸經濟關係日趨緊密的台灣與香港，卻在心理上與大陸更形疏遠。香港正在上演著一場無止境的抗爭，抗爭的真實內核就是「反中」；而隔著海峽的台灣，則是一位「反中」的總統，從民調的谷底重新奪回領先。
這個弔詭現象令人驚愕。物質與精神呈現互斥與悖離的情況，並不應該是歷史的常態。就像，台灣的經濟曾經高度倚賴美國，而其心理與文化的崇尚也跟著美國亦步亦趨。
解讀這層弔詭不是簡單的工作，恐怕需要作大量的田野調查去梳理，再作結論。但還是可以藉著時空發展的若干情境，略作解剖。用一提綱挈領的說法，這跟台港、大陸各自走向了不同的「烏托邦」嚮往，有著密切的關聯。
表面上看，這或許也可解釋成，台港面對一個已然崛起了的大陸，有著難以言喻的失落與惆悵，過去的優越意識遭到了侵蝕，甚至恐怕一去不返，在昔日榮光逐漸黯淡情況下，自然產生了更為極端的排斥心態與意識。這當然也是一個合理的切角，但卻沒有掌握全局。
只要讀過一點馬克思都知道，共產黨人要建立的共產主義天堂就是一個烏托邦，馬克思應許了一個烏托邦，即在階級矛盾最終消失後，因階級矛盾不可調和而產生的國家，將會從此消殞，人回到原始而美好的自然狀態。但這個烏托邦隨著蘇聯瓦解，成了虛幻的泡影。
然而，沒有在1991年跟著蘇聯一起走向垮台的中國，在歷經全球對其「六四」鎮壓的制裁後，竟然靠著三十年持續不斷地經濟增長，走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共產主義烏托邦似乎奇蹟似地復活了。
不過，在蘇聯解體至今近三十年時間裡，則是另一個烏托邦─「民主烏托邦」大行其道的時刻，台港作為西方長期殖民或供養的社會，「民主」早就被供奉到神龕裡，成了神聖不可侵犯的大神。法蘭西斯．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就在蘇聯解體後第二年出版，它像神諭一般地認定，一切自由民主之外的政治形式都將消失，西方的多黨競爭、定期普選、政權更替的民主制是歷史的終結。然而，這個論斷已走入了它自己的歷史終結。
兩個「烏托邦」就這麼地沿著舊冷戰的前線地帶，也就是台灣與香港這樣的地方，以領土與主權爭議的外在形式，進行了激烈的鬥爭與碰撞。亦即，以港獨、台獨的名義，進行著「烏托邦」的對抗。
不過，「民主烏托邦」早已褪色，「共產烏托邦」也早已變調。民主烏托邦在烏克蘭變成歐洲最貧窮國家、阿拉伯之春變調為阿拉伯之冬、以及歐洲與美國的民粹主義興起後，前景已變得十分黯淡甚至有些岌岌可危。而「共產烏托邦」也與「共產主義」已失去了關聯，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成了另一種資產階級，無法矯治它上下各階層領導人病入膏肓的貪汙腐敗痼疾，只不過依舊緊抓著馬列、與共產的頭銜，佯裝繼續革命罷了。
與其說，如今是兩個烏托邦嚮往的撞擊，毋寧說是兩個「反烏托邦」的相互嘲諷，而誰也難以說服誰，其真正的僵局在於，「破產的烏托邦」無法號召對方加入自己，任一方皆是如此。
但作為「民主烏托邦」的成員，台灣與香港像是兩個「老鼠會」的下線會員，不由分說地以為「民主」將帶來豐富的盈利與分紅，成了兩個可笑的「盲信者」，渾然不知民主的戶頭已所剩無幾，於是無所懸念地自行充當民主烏托邦的「勇武派」攬炒戰士，以及西方民主大佬隨時可以犧牲的卒子。
在旁觀的第三者看來，這，何其愚昧而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