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經濟（gig economy）時代擺脫了打卡人生，但也缺乏法律保障。（圖／翻攝自網路）
作者／彭懷恩
最近台北街頭出現愈來愈多送外賣的「騎手」（大陸用語），君不見在北一女、建中等學校門口，一到中午，充滿了送餐摩托車，這一方面反映網路平台經濟的普及，另方面也意味著零工經濟（gig economy）時代的來臨。
創造「零工經濟」一詞的黛安．穆卡伊（Diane Mulcahy）是哈佛大學公共政策碩士，她的零工經濟MBA課程，廣受外界矚目。
她在《零工經濟來了》（The Gig Economy, 2017）導論所述：「僅僅一個世代之前，大部分勞工都還能安心當個全職員工，享受安穩的全職工作，一輩子只為一、兩家公司賣命。現在要退休的世代，生活有節節高升的收入，穩妥的公司福利當靠山，職涯結束時有公司供養的退休金，這種預定往上爬的企業階梯，對今天的勞工可望而不可及。」
由於全球化及資訊革命的衝擊，全職工作逐漸消失。如今年輕人進入職場將面對迥異於以往的工作世界，他們不能指望從單一工作得到保障，而是要規劃在整個職涯中做許多工作。根據美國勞工局的統計資料顯示：每項工作的年資，中位數可能落在3-5年之間。
因為專職員工模式（employee in-a-job model）的減少，加上獨立工作者期待自由而彈性的工作環境，兩股同步而持續的趨勢，驅動著零工經濟的成長。此時網路科技的適時出現，如優步（Uber）商業模式，就成為零工經濟最佳代言人。
優步宣稱：「沒有輪班，沒有老闆，沒有限制」，它代表了獨立，彈性與自由！
但零工經濟真的是烏托邦？
從2011年「零工經濟」一詞還沒有出現時，就密切關注此趨勢的科技記者莎拉．柯斯勒（Sarak Kessler），花費長達六年時間，追蹤採訪五位目的迥異，卻皆選擇投身於此的工作者，寫了《終結失業，還是窮忙一場？》（Gigged: The End of The Job and The Future of Work, 2008）。
這本書的中譯本最近上市，封面上印了一段話：「擺脫了打卡人生，我們為何仍感焦慮，還得承擔更多風險？」
借用社會學大師米爾斯（C. Wright Mills）的《社會學的想像》（sociological imagination），我們要問零工經濟的問題在哪裹？
正確來說，零工經濟是好，是壞，還是要回歸市場對人才的供給與需求的經濟法則。
就如穆卡伊所說的：「零工經濟對勞工的衝擊，取決於勞工類型。零工經濟是靠一技之長吃飯的經濟，具備專業技能的勞工贏家全吃。⋯⋯零售業和服務業勞工，以及其他低技術勞工的命運，在零工經濟中，仍是狀況最惡劣的一群。」
柯斯勒的個案研究中，不想被朝九晚五工作綁架，決定辭職改用Gigster接案的程式設計師拉森，他的每年收入超過十萬美金，比原來薪水多。但其他如渴望財務自由而作為優步司機的窮小子、久缺職場經驗而利用MTurk貼補家用的家庭主婦，以及試圖打造清潔界優步的創業家等等，都是負面教材。
簡單來說，零工經濟確實可以替某些人創造機會，但也會把原本的問題放大：缺乏法律保障、做白工的風險增加、接案穩定性不足、損害勞工權益等等。
經濟學家大衛．懷爾在他的著作《龜裂的職場》（The Fissured Workplace）分析，在大公司做正職員工的薪資及褔利比外包、仲介的勞工，相對好很多。原因是人資在考量加薪及福利時是「公平」原則思考，而外包時，就只想到「哪一家最便宜了？」
更糟的是，數位平台機構都定位自身只是「中介平台」，而不是雇主，將勞動者定位為獨立承攬者。在這種勞動關係下，勞動者面臨的風險是沒有勞基法的保障，缺乏職災及醫療、失業等的社會保險，數位平台機構不願承擔雇主的責任。
面對零工經濟浪潮來襲，我們不必讚嘆新科技帶來的正面效應，先想想這些騎摩托車送餐的年輕人，他們的職業保障制度化了嗎？
作者簡介
彭懷恩，現任世新大學新聞系兼任客座教授，曾任世新大學新聞系主任、新聞傳播學院院長，及中國時報主筆、時報雜誌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