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 APF 通訊社特約攝影記者長井健司。（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作者／梁東屏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日本 APF 通訊社特約攝影記者、五十歲的長井健司（Kenji Nagai）在當時的緬甸首都仰光市採訪「迦裟革命」時，在小金塔路（Sule Pagoda Road）和安納拉塔路（Anawrahta Road）交口處中槍身亡。官方「緬甸新光報」第二天對事發時的描述是，「有一名死者是日本人，他在現場留下一部攝影機及手機，他是以觀光簽證入境」。
這樣的的描述實際上就是，「此人從事與入境簽證不符的工作，死了活該」。日本方面立刻派出外交部官員藪中前往仰光交涉，要求對長井健司的死給個交代。緬甸軍政府則表示，當天共有十一人在軍警「鳴槍示警」時「不幸遭流彈擊斃」，其中一人就是長井健司。
十二年來，長井健司的姊姊小川原子（Noriko Ogawa）一直不停奔走，希望日本政府要求緬甸方面切實調查並公布長井健司的真正死因。簡而言之，小川原子根本不相信長井健司是遭流彈擊斃。
只不過她的奔走毫無結果。小川原子在二零一七年「迦裟革命」十週年時特地致函緬甸實質領導人、國務資政翁山蘇姬，希望緬甸政府承認長井健司是被故意射殺，同時為此案採取具體的措施，但緬甸政府至今沒有任何動作。
日本政府對長井健司死亡真相的追索也並非毫無作為。日本前總理野田佳彥（Yoshihiko Noda）就在二零一一年趁著參加亞細安高峰會時，跟緬甸總統登盛進行討論，希望緬甸政府能交還長井健司的攝影機。
但登盛的回答是緬甸政府也很努力調查真相，但卻沒找到長井健司的私人物品。登盛的回答當然是搪塞之詞，長井健司倒地的圖片很清楚地手持攝影機，甚至死前還舉起攝影機拍攝，也有新聞圖片顯示穿著綠色軍服的緬甸軍人取走了長井健司的攝影機。
長井健司中槍倒地的新聞照片是由路透社記者艾德瑞‧拉提夫拍下，次年獲得最高榮譽的普立茲新聞獎。
那麼，長井健司倒底是怎麼死的？當然是被故意打死的。
我知道，因為我那時也在仰光採訪「袈裟革命」，而且應該是唯一在現場採訪的華人記者。我當時的位置距離長井健司中槍處大約三百公尺，所以並沒有親眼見到長井健司被槍擊，但是我的經驗告訴我，打到長井健司的那顆子彈，不可能是流彈。
我是九月二十六日飛到仰光，當天下午一點半前後就趕到示威現場採訪。這是我第一次採訪緬甸示威，完全沒有臨場經驗。那時的緬甸是不允許記者採訪的，全世界的新聞媒體，也只有中國的新華社可以在緬甸設點，所有的記者幾乎都是以觀光的名義入境，偷偷採訪。
我到了現場，很大方地舉著專業相機取鏡，先是拍示威群眾這邊，接著轉身拍大約四十公尺外的鎮暴軍警，拍著拍著，我的汗毛都豎起來了，頭皮也發麻。原來正前方三排軍警，每個人的槍口都是朝上，但唯有一枝是對準我，而且不管我怎麼移動，這枝槍口都跟著我移動。所以，記者實際上就是軍警的目標，必要時就「打靶」了。
我當時嚇得趕緊蹲下身來，才發現只有我一個人是站著在拍照，而且周遭沒有任何一個看起來像記者的人，有兩位西方人（應該是記者吧）也是蹲著混在人群中，用看起來像傻瓜機一樣的相機在拍攝（顯然是刻意偽裝，我後來又碰到熟識的西方攝影記者，大家都是把相機藏在背包中，需要用時才拿出來）。甚至還有示威者對我怒目相向，口中喃喃有詞（顯然是詛咒）。我後來想，他們一定以為我是政府蒐證人員，所以才敢這麼大大方方拍照。
從那天之後，我就把那部專業的相機放在背包裡，只在有需要的時候拿出來用一下，用完又立刻收起來。
長井健司遭槍擊死亡的那天，他穿著短褲、拖鞋，手上拿著的並不是慣見的大型專業攝影機。顯然他也是刻意偽裝過，並不是完全不知危險，但他還是犯了兩個致命的錯誤。
首先，他穿著短褲。緬甸雖然天熱，但男人基本上不穿短褲的，他們絕大多數穿籠基（布圍裙褲），極少數穿長褲。其次，他最致命的錯誤就是站在人群的最前方。緬甸軍警應該早就看出他是媒體記者而盯住他了。我早年在印尼採訪示威活動時學到一個教訓，也就是在示威者與鎮壓軍警兩方對陣時要站在側邊，既可以完整觀察現場衝突也可避免被任何一方傷到（群眾會丟擲石塊、汽油彈，鎮壓軍警會射催淚彈甚至開槍）。
緬甸方面說長井健司是被流彈打死，但那是不可能的。長井健司的遺體送回日本後經法醫解剖，確認子彈是近距離自右後腰背進入，穿過肝臟由前腹部射出。這說明了應該有政府便衣人員混在人群中，從長井健司後方開槍將他擊斃。
只不過他的死，只要緬甸軍方還繼續有其影響力，就將永無真相大白的一天。
作者簡介
梁東屏曾任中國時報紐約新聞中心記者、主任，中國時報駐東南亞特派員。現為香港亞洲周刊、新加坡新明日報、新加坡品雜誌、台灣人間福報…專欄作家。
2002年隻身前往阿富汗採訪，獲第十七屆吳舜文新聞獎採訪報導最優獎。著有「一個人＠東南亞」、「閒走＠東南亞」、「說三到四＠東南亞」、「閒嗑牙＠東南亞」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