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SPACE企業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寧榮教授。（圖／翻攝自香港大學）
優傳媒採訪中心／綜合報導
香港反送中運動持續近四個月，港府公布最新數字，香港旅遊業衝擊最大；香港大學SPACE企業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寧榮教授，日前在港大開學典禮上發表演說，以五點看法點出目前問題和解決之道，呼籲大家用理性之道去化解矛盾和衝突，必須把所有的成見和仇恨放下，用寬容之心去尋找解決之道。
劉寧榮教授演說全文（上）：
各位同學，早上好，歡迎大家來到香港大學。這次開學典禮跟以往不太一樣。以往是座無虛席，但今天不是這樣。我們在7月份獲悉今年將有600位同學加入9月的秋季班，當時我們都在撓頭，因為劇場只能坐400人。等我放假回來，獲悉只有不到一半的同學願意赴港，更有人說香港大學支持「港獨」而選擇退學。
於是，在香港機場發生暴力衝突的那一夜，我決定給同學選擇的自由，不過我一直認為香港是安全的，你們離開之後也會有同感。但在座的各位，你們選擇來到這裡，還是需要點勇氣的，請為你們的勇氣鼓掌。
這更是一次難得的經歷，這樣的人生經歷可遇不可求，令你有一次難得的機會走進香港，去客觀地了解香港真正發生了什麽事，這也是我演講結束後，為何我們會邀請三位嘉賓分享他們對這場風波的不同看法。
或許你們並不同意他們的看法，但至少會給你們提供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視野去了解這個事件。我希望這對你有益，讓你在未來更加理性地思考，發生在自己周圍的每件事，所以沒有來香港參加開學典禮其實是個不小的損失。
昨夜我在想今天的演講到底如何講，講些什麽。這與去年9月的開學典禮的情形非常相似。一年前，中美貿易戰陷入焦灼狀態，我在9月的開學典禮上演講的題目是「困局」。沒有想到，一個學年結束後，那個「困局」還沒解開，我們又面對另一個困局：香港的困局。
只問立場不問真相
首先我想從「真相」談起，到底何為「真相」？即便你們親身來到這裡，也不可能三天之後離開這裡時，就能了解整個事件的真相，因為我們過去三個月都沒辦法知道真相。
你們看到的所有報導和事實，很有可能已被立場所取代。香港的媒體在此次事件的報導中不是很客觀和中立，失去了為大家提供真相的功能。
德國哲學家尼采有句名言：「沒有真相，只有詮釋。」這似乎在這次事件中被證明了，我似乎看到這個世界已經失去了「真相」，剩下的都是觀點與角度。
所有的一切都被文章作者、影像拍攝者，或是分享者詮釋過了。我們看到的一些影像，即便不是「假新聞」，也是不完整的。比如警察在揮棍打人，那個影像是真實的。但是影像前段是什麽，是警察被包圍。所以持不同立場的人可能只截取了影像的一部分。一些人只看到警察被示威者圍攻，手槍都丟了；另外一些人則只看到警察打人。當你將全部影像匯總在一起，才能看到一點真相。
在自媒體發達的時代，我們一秒鐘之內就可以把影片推出去，幾分鐘之內就可以把報導、感想發出去，可能是幾十人、幾百人，甚至是幾萬人在閱讀和觀看。我們如何還原真相？這也是直到今天，我仍然認為香港特區政府有責任成立真相委員會，或者是調查委員會。真相委員會和調查委員會的最重要功能，絕不是針對警方，而是針對整個事件。香港在三個月前還是平靜的國際大都市，為什麽瞬間就陷入了火海？
我們很沈重，因為直到今天仍無法了解整個事件的始末。泰戈爾說過，「你如果拒絕面對錯誤，真相也會被擋在門外。」如今對立的雙方都沒有自省的能力，都不是客觀地去看待發生的事情，甚至要「攬炒」(粵語：同歸於盡)，那怎麽可能面對自己的罪惡和錯誤呢？真相為何重要？馬丁•路德金說過，「我相信手無寸鐵的真相與無條件的愛，將在現實世界獲得最後的勝利。這就是為何正義，即使暫時被擊敗，也比邪惡的勝利強大。」
什麽叫立場。很多人會在不同的群裡，發現我有不同的「立場」，其實我只面對我所知道的真相。當我對元朗暴力事件中的「白衣人」進行譴責的時候，有人會說我是「黃絲」。當我對機場的暴力行為，以自己的自由犧牲別人的自由，並毆打無辜者的暴民做出譴責的時候，又有人會說我是「藍絲」。其實我既不是「黃」也不是「藍」，我只是盡量忠於真相。因為我不能原諒光天化日之下，元朗「白衣人」毆打平民，我也同樣不能理解以民主的名義、以自由的名義，就可以在機場無故地綁架別人，限制別人的自由。但這些觀點都會被不同的人判定為，他是「藍」的或者是「黃」的。
我剛開始時認為修訂「逃犯條例」是件好事，因為它的起因是給在台灣死去的女子伸張正義，可以將嫌疑犯送到台灣受審。但後面發生這麽大的事，我必須思考，為什麽香港人突然之間會有這樣的憂慮。
不管是100萬人還是200萬人，或者是50萬人，他們既然走出街頭，那一定是有原因的。簡單地說，就是修訂「逃犯條例」意味著今後會有香港人被送到大陸受審，這是對失去自由的恐懼。因為大陸司法不透明、不公平以及不公正，大家恐懼最後將會在大陸的司法體系中被審判。這種恐懼或許被誇大了，而最大憂慮者，開始時並不是平民百姓，而是來自香港商界。
《星島日報》主席何柱國表示，過去幾十年，他們在大陸做生意，回到香港有「如沐春風」的感覺，而修例會讓許多香港人沒有了這樣的安全感。所以隱藏在香港人內心的這種恐懼與憂慮，不管是否被誇大了，都比我想像的要大。所以當我面對這樣的事實時，就不再支持修例。
所以事實遠比立場重要，可遺憾的是，我們現在竟然進入了一個「只有立場沒有真相」的時代，只有預設的立場，而不顧真相。就算是那個「爆眼女子」，迄今她沒有報案，甚至阻礙警方獲得相關的醫療資料，讓人懷疑是否是警察的催淚彈造成的傷害，但在真相未揭開之前，我絕對不會有任何立場，既不會攻擊她拿錢撒謊，更不會以此來煽動對警察的仇恨。然而不幸的是，多少人早就以自己預設的立場，去想像自己「立場」下的「真相」了。
只有自由沒有秩序
大家一定會問，過去3個月，香港到底發生了什麽？香港在你們面前為何變陌生了？香港為何會變得如此暴力？香港以前是一座和平的城市，從2003年的「23條立法」，到「國教事件」，到「佔中」，再到「修例」，為什麽香港的示威會愈演愈烈？很多示威者認為，「佔中」與這次事件不同，「佔中」是獲取手上沒有的東西，「修例」則可能會失去已經擁有的東西。
政府必須正視這樣的恐懼，並找出解決的方法。為什麽今天香港的示威會變得如此暴力，我一直在尋找答案。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年輕人憂慮2047年後，香港會變成一國一制。
到那時，他們正當中年。這樣的憂慮，這種對未來的擔心是實在的，但是訴諸暴力卻無法消除這樣的恐懼。這就是我看到過去三個月發生的事情，我的恐懼所在。這種暴力的不斷升級會讓香港面目全非。
不幸的是，不少過去支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人，卻越來越同情甚至支持暴力，他們甚至美化示威者的暴力行為，認為示威者只破壞公物，卻對他們暴力圍攻和毆打不同政見者視而不見。大家平時都會朗朗上口引用伏爾泰的名句，「雖然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會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現在卻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英國哲學家埃德蒙•伯克非常支持美國獨立戰爭。對法國大革命，他的立場卻完全轉變，從一個自由主義者變成了一個保守主義者。他認為法國大革命摧毀所有的制度和秩序，而自由是與美德及秩序相依存的。伯克說，「自由不僅與秩序和美德共存，而且與秩序和美德共亡。」他還說，「良好的秩序是一切的基礎。」當社會失去秩序，當社會被一群有暴力傾向的人把持的時候，這個社會也就失去了思考與前進的動力。
所以伯克非常擔心，用暴力來製造凝聚力必然造成暴力的濫用。大革命毀掉了舊制度與舊秩序，那麽社會的凝聚只好由軍隊和暴力來執行。他的朋友美國思想家潘恩，以及美國第三任總統傑佛遜對伯克立場的變化都感到震驚，把他視為思想雜亂的投機者。但後來事實證明，伯克是正確的。法國大革命最終帶來的是鮮血、混亂和無秩序。相反英國沒有步上後塵，最要感謝的人就是埃德蒙•伯克。
所以我們必須思考，如何在確保社會的正常秩序下去尋找答案，去解決香港人，尤其是香港年輕人，心中暗含的恐懼。這是我講的第二點，如何在自由與秩序中確保社會能夠真正面對問題，而非被空談、被激情，更不要被暴力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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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講主義不問問題
早在一百年前，胡適就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少談些主義，多談些問題」。在「五四」運動發生之後，他撰寫的這篇文章曾遭到猛烈的批判，但我們今天知道胡適恰恰是站在歷史正確的一方。
胡適說，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麽用處的。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
今天發生在香港以及全世界的問題，都跟民粹主義緊密相關。不管是美國總統川普上台還是英國首相強生上台，甚至左派民粹主義，如委內瑞拉的查維茲，都是跟民粹主義相關。當民粹主義盛行，我們就容易忘卻社會真正的問題所在，我們只會不停地走上街頭，被激情、被口號、被仇恨、被暴力所左右。
海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曾說，「在我們竭盡全力自覺地根據一些崇高的理想締造我們的未來時，我們卻在實際上不知不覺地，創造出與我們一直為之奮鬥的東西截然相反的結果，人們還想像得出比這更大的悲劇嗎? 」
歷史告訴我們，我們常常被情緒所包圍，用口號、用主義激勵我們身邊的人，這會給我們帶來激情，但無法持久，甚至帶來災難。我們必須問，香港回歸22年後為什麽有這麽多深層的矛盾？從十幾年前中央就強調必須解決香港深層的矛盾，但直到今天，這些矛盾似乎一個都沒有解決，反而愈演愈烈。
深層的矛盾不僅是經濟問題和民生問題，更重要的是政治體制與管治的問題。啟蒙時期的英國哲學家洛克就說過，政治權力與法律必須建立在正當性之上。換句話說，被法制和政府規管的市民在心底，需要認同這個權力和法律是正義的，並同意這個權力或法律。
修訂「逃犯條例」引起這麽大的風波，反映了政府不尊重市民的意願，不明白市民對政府的期望，然而街頭的暴力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手段。這就是為何我非常同意香港宗教領袖提出的「平靜期」，以便各方可以開始真正有意義的對話。
民粹主義主導的各式抗爭，已經在全球吸引了不少眼球，「佔領華爾街」運動的街頭民主，證明了由民眾集體討論及決議，基本上是無法產生實質效果的，因而註定是要失敗的。
美國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遜曾批評雅典式的直接民主，他說：「即使每個雅典公民都是蘇格拉底，雅典公民大會仍將是一群暴民。」雅典是現代民主的鼻祖，雅典公民大會由每一個男子，對所有的重要議題進行投票決定，但智者蘇格拉底卻是被公民大會投票處死的，蘇格拉底之死就是多數人的暴政，因此街頭政治要適可而止，否則無法真正解決社會的矛盾。
回歸22年後，香港在如何有效管治這一議題上，仍未找到答案。831決定雖然保守並引發了香港的政治危機，但還是在普選的道路上，邁出小小的一步。很遺憾這一方案沒有通過，所以政改停滯不前。如果問我怎麽去解這個結，我認為在香港民眾對普選的渴求，以及中央政府對國家安全的顧慮之間，必須找到一個平衡點。
從憲政的角度來講，香港必須完成23條立法的義務，因為23條確保國家主權、國家安全，確保中央政府不會擔心香港，成為顛覆大陸社會制度的基地。同時，也必須思考如何在831決定的基礎之上，香港普選和政改可以獲得進展。如果不能夠同時解決這兩個問題，香港的政局就很難突破。這個平衡點找到了，才能在管治上得到一個好的梳理，香港的管治才能有效。
談到更深層次矛盾，為什麽今天在大陸，反而不像香港有這麽嚴重的矛盾呢？不少人認為大陸民眾被政府洗腦，我並不完全同意這樣的看法。這就如施永青先生說的那樣，大陸的絕大多數民眾是支持政府的。
雖然大陸有信息資訊管制，但不少人仍然可以看到香港的消息，大陸的自由派人士看到香港街頭的火爆場面，不少人都不認同這樣的行為。在過去40年中國改革的進程中，絕大多數大陸人都有向上的發展機會。香港和許多歐美發達國家一樣，情況恰恰相反，卻是向下沉淪。
而香港又被大批利益集團把持，利益集團恰恰又是政府管治所依靠的力量，這利益集團所涵蓋的並非只是商界，地產霸權被詬病，其實專業界也同樣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
今天你們還體會不到這種困局，你們的下一代就能體會到。當政府需要依靠地產獲取財政收入，房價不斷被抬高，終有一天在大陸的普通百姓也會買不起房子，大陸很快也會發生向上移動的機會停止，或者變得越來越慢。
大陸在複製香港的發展戰略上，最壞的一點就是房地產政策，大陸必須吸取香港失敗的教訓。雖然大家過去20年在房地產上，獲得了不小的經濟利益，但這是導致未來貧富懸殊的一個因素。
香港今日的貧富懸殊在全球名列前茅，只比少數非洲國家好些，大量資產掌握在少數富人身上。你們有機會走進深水埗這些社區，就可以感受到香港底層社會的生活。4、5個人擠在不到10平方公尺的地方，這是你們無法想像的。你們看到金光閃耀的中環，可能沒有機會看到香港的另一面。
香港貧富懸殊的問題、利益分配的問題、房屋土地的問題、政治管治的問題、年輕人在社會上向上發展的機會問題等等，都必須一一去解決。
香港的大學畢業生，過去22年裡薪水的提高微乎其微，而他們對香港的未來也沒有太多的話語權。這種絕望必須有解決的方案，所以必須對香港的管治作徹底的反省和翻新，香港管治所出現的危機恰恰是大陸未來發展的一面鏡子。
大家必須一起努力讓街頭的熱情沈靜下來，化為行動的力量，找出方法解決香港實實在在的問題，這才是香港的出路。而不是僅靠喊口號，只講虛幻的「主義」，而不講解決問題的方法。
就像胡適先生說的那樣，「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聽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