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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宇涉獵》和劫後餘生的曹禺相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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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宇涉獵》和劫後餘生的曹禺相敘

作者與曹禺會面後在其寓所合影留念。(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作者/劉敦仁

1978年12月,我終於實現夢寐以求多年前往北京的意願,真可謂來自不易!在此之前,我曾數度申請簽證,但都在沒有給予理由的情況下被拒絕,甚至在1975年前後和妻子帶著兩個孩子前往亞洲旅遊,途經香港,得悉中國旅行社接受外國旅客申請旅遊簽證,於是抱著滿懷希望,希望這次能得以成功,跨過邊界即可進入大陸。

 

但我的夢想仍成了泡影。當時近中午,中國旅行社只有一位胖胖的中年男士,坐在那裡閱報。我輕步上前,問他是否可以申請前往北京的簽證,他將報紙拉下到胸前,用不信任的眼光瞧了我一眼,只冷淡地問道:「你們是哪兒來的?」

 

我簡單地回答道:「加拿大。」

 

他用帶有訓斥的口吻說:「回加拿大去申請。」講完就只顧看他的報紙。

 

我仍然期盼有轉圜的機會:「我們一家已經到了香港,就請你行個方便。」

 

他對我的要求似乎沒有聽見,或是根本不予理會,無奈之下,只得和妻子帶著兩個孩子走出旅行社。但我仍心有不甘。得悉澳門和大陸近鄉為鄰,也許還有一線機會。於是一家人乘渡輪前往澳門,抵達後,對當地的葡萄牙風光興味索然,我們到達緊鄰大陸的分界線,「有家歸不得」的悲哀情結隨即出現。我只能佇立在那裡,讓妻子給我拍一張有五星紅旗的背景照片留作紀念。卻在這時守衛邊防的解放軍士兵高聲向我們大吼:「這裡不許拍照!」

 

香港和澳門之行的結果,也就帶著「敗興而歸」的低落情緒而結束。

 

1978年,我抱著最後的一絲希望對妻子說:「我要再試一次,如果真拿不到去中國簽證,這一輩子就只好終老在加拿大了。」

 

事情的轉圜令我不解更是吃驚。中國駐溫哥華總領事館負責接受簽證申請的領事,很和善地告訴我:「五天後來取回你的護照。」

 

和之前遭到的待遇迥然不同,那時候在小格子窗戶後的領事,帶著一張冷冰冰的面孔,乾巴巴地將申請表遞給我,看到表格上註明申請人要填寫家中五代的歷史。我無奈地問他:「領事先生,先祖父在我一歲的時候就去世了,先曾祖父從未見過,這表格很難填。」

 

不料他只扔給我三個字:「隨便填。」 我也就只好胡亂地填寫完畢後遞交給他。結果是等了一個月,通知我去領取護照,卻沒有簽證的核發。

 

從經歷了那段時間數度申請中國簽證的奢望,以及被拒絕的失落,到最終獲得簽證的喜悅,我第一次的中國之行只能用「篳路藍縷」來刻畫。更感到來之不易的珍貴!

 

12月21日抵達北京,來接機的是負責外國旅遊者的中國國際旅行社陪同「小劉」,小劉是上海人,因為我是在上海出生的。所以一路上,我就用經過了那麼多年仍未忘記的上海方言和他交談,一時間我們就從陌路人成為似乎是相識多年的知己而無話不談。

 

交談中,他問我這次的中國行,有沒有計劃見什麼人。我告訴他,此行有一個任務,就是攜帶了一封加拿大國會議員的信件,是為生活在加拿大的一位華裔向中國政府請命,能批准他仍生活在大陸的妻室兒女前往加拿大團聚。所以我希望能拜見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廖承志先生。為了讓小劉進一步瞭解我的背景,於是將廖承志和先伯岳父的同窗關係等情簡單地給他介紹。

 

另外我在從東京到北京的航班上,得悉曹禺回到北京,我在加拿大執教多年,一直選用了曹禺先生的劇作作為教材,因此希望有機會能拜會曹禺先生,純粹是文學的交流。

 

第二天一大早,小劉就給我傳來了喜訊,廖承志先生和夫人經普椿約我24日在北京飯店共進早餐。而在當天 (22日)上午,小劉在陪著我率領的20位加拿大訪問團,先前往天安門廣場的毛澤東紀念館瞻仰毛主席遺體。接著小劉安排了另一位陪同帶著我的訪問團繼續他們的行程。

 

小劉則陪著我直奔三里屯,因為從來沒到過北京,認不清方向去處,只能跟著小劉亦步亦趨。由於在歐洲生活多年,接觸過不少西班牙和義大利的作家和藝術家。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生活在優越但不豪華的環境裡,每當我去拜訪他們的時候,總是坐在他們的書房中或是畫室裡,一杯咖啡暢談文學藝術。

 

所以我坐在車裡,向曹禺住所前行的時候,我腦海中閃爍著他的居住,是北京的傳統四合院,還是山明水秀的農莊佈局。以他在文學界顯赫地位,這些都是理所當然的。那麼我也能有機會,和他品茗著中國的名茶,暢談他的寫作經歷。

 

今天的三里屯是北京的大使館區,還有很多現代商場和住宅。可是在1978年,似乎是北京城邊的農村。當車停下後,出現在我眼前的只是好幾排紅磚兩層樓的平民房舍。樓房之間留下一排空地,看上去是為栽種樹木或是花卉的綠化地帶,因為是冬天,除了一塊塊的黃土地外,別無他物看上去有點蕭瑟感。

 

小劉帶我上到二樓,因為在教授曹禺的作品多年,從教材和參考書中,多次看過他的照片,所以一見面即認出他來。我們緊緊地握了手後,他一一介紹客廳裡的幾位朋友。有出版了《班主任》一舉成名的作家劉心武,還有中國作家協會黨委書記林紹綱先生,以及曹禺的三女兒萬方。

與會者還有著名作家劉心武(後右一)及中國作家協會黨委書記林紹綱(後左二)及曹禺三女兒萬方(後右二)。(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曹禺請我在靠窗的手把椅子坐定,他自己則坐在茶几的另一邊。幾位朋友圍坐在我們的對面,形成一個圓圈便於交談。坐定後,曹禺先生指著牆上掛著的兩幅字畫說:「為了歡迎你的光臨,我特地從友人處借了兩幅藝術品掛在牆上,不然就顯得太寒酸了些。他隨即指著其中一幅介紹稱,這是國家副主席董必武的書法,另一幅是任伯年的花卉。等會兒你走後,我就要將這兩幅作品物歸原主。」

 

一邊聽他的描述,一邊趁機向客廳四周掃了一遍,只見整間客廳,建築一般,白牆只是用灰水簡單地刷過。靠窗邊就是曹禺和我坐的兩張座椅和中間的一張小茶几,另外就是幾位朋友坐的椅子,加上牆上懸掛著曹禺剛解釋的兩幅藝術作品,和他這樣一位名震中外的戲劇作家身份極其不協調,幾乎可以說用「家徒四壁」來形容一點都不為過。我心裡不免反覆地琢磨,難道曹禺遇到過難以言表的困境?

 

接著曹禺拿起一罈酒,先給我斟了一杯,又給自己的酒杯斟滿,然後將酒罈交給小劉,給在場的賓客一一斟酒。他向我說:「今天因為你的光臨,我特地請人去買了一罈江南地區的『女兒紅』,另外備了幾樣不成敬意的小吃。」 他說話時還將眼神注視著茶几上放著的幾個小碟子,我也注視了一下,有花生米,肉鬆……

 

接著他舉起酒杯,向我說;「歡迎你,乾杯。」說完後將酒一飲而盡。我也只得舉杯喝盡。他指著其中的一個小碟說:「這是我親手做的泡菜,你試試看會喜歡不。」

 

為了表達對曹禺的接待,也是出於我對他真心實意的崇敬,我說:「曹先生,您是我最敬仰的中國話劇泰斗,也是中國話劇的奠基者。您把歐洲近代的戲劇寫作技巧運用在中國話劇寫作中,深刻地表現了中國的現代社會現實。」

 

聽我這麼一說,曹禺先生面露笑容:「你對我過獎了。中國的作家藝術家以及所有的文化人一直在鬥爭,在奮鬥。即便在黑暗的日子裡文化人也沒有停止過吶喊和奮爭,我們終於迎來了今天。文學藝術的天地比過去寬闊了,作家藝術家的眼界也比過去寬闊多了。」

 

當曹禺在敘述著時,我似懂非懂地只能附和著不斷地點頭。自1949年全國解放後,直至當時坐在北京,三十年裡我沒有家鄉點滴資訊,聽聞的只是外界所賦予令人將信將疑的道聽途說。面對曹禺,一時間我似乎是個肚子裡沒有半滴墨水的「白痴」。 他這段話是我在1980年到上海執教後,慢慢地從回憶中才領悟出他當時的心境,以及他為什麼會用含蓄的言表道出他和眾多同行十多年裡所遭受寫作權利被剝奪的悲傷。

 

我在交談中,給他簡略地介紹了當前西方世界的小說和戲劇情況。特別是因為我長期的歐洲生後經歷,所以談話內容也較側重在歐洲的文學和藝術。

 

聽過我的介紹後,曹禺接著說:「我們歷來重視同外國的文化交流,我們想了解外國,他們也想知道中國,交流是一個文化的契合點,希望互相增加文化交流。」

 

我們的暢談經歷了一個半小時,感到應該向他告辭。曹禺先生這時的情緒從我剛進入時的拘謹,轉換成略帶興奮。這時他起身要送我,突然他的身子還沒有站穩就跌坐在椅子上。他女兒萬方一個箭步衝上前,扶住了父親。

 

曹禺尷尬地表述:「真是抱歉,年紀大了,不勝酒意。」

 

然後由萬方攙扶著慢慢起立,準備送我出門。雖然我一直握著他手就在客廳門首告別,但他堅持一定要送我下樓。在萬方扶持下,他慢慢地走下樓梯。到了大門口,萬方輕聲告訴我,原來他父親患有腦血拴多年,醫生告誡他不能飲酒。但是今天看到我,心情萬分高興,特別是他剛從外地回到北京,是被 「平反」後第一次會見外賓,所以就破了戒。

 

當我聽到萬方說,我是曹禺先生回北京後第一個會見的「外賓」時,內心也是興奮不已,但對她提到所謂曹禺被「平反」兩字,就如同他之前談到中國作家,藝術家的黑暗時代……一樣,我根本沒有明白它的真實意義。經過了在大陸生活一段時間後,才逐漸領悟出這兩個字對千萬人心路歷程中所包含的無限心酸。

 

告別了曹禺,我坐在車裡,不時回頭,只見他手持著柺杖,萬方一邊扶著他,他用另一隻手不停地朝我乘坐的汽車方向揮動。我心頭湧現出的喜悅裡卻含有幾分無法解釋的惆悵!

 

也許是巧合,更是緣分,我和曹禺再度在北京相會,那是一年多後,在北京人民劇院的後臺。我是受到邀請前往觀賞中國戲劇界的傑出演員英若誠所演出的 《推銷員之死》。這是根據美國當代著名劇作家阿瑟.米勒 (Arthur Miller) 的作品 (Death of Salesman) 改編而搬上舞臺的名著。劇本是由英若誠親自翻譯成中文。

 

我和英若誠的相遇很偶然,在交談中瞭解到他是中國教育界前輩英千里教授的兒子,我真是喜出望外。他得知我是他父親的學生後也倍感親切。所以他主動請我到人民劇院觀賞他擔任主角的演出。

 

演出結束後,我到後臺向他祝賀。這時候看到曹禺先生從另一房間走出來,再次相見,已沒有第一次見面時的拘束了。此時他已經恢復了曾經擔任過的人民劇院院長重作馮婦。我們在交談時,發現他的臉色較我們初次會面時紅潤多了,而且精神上也有了天淵之別。

 

此後我就沒有再見過他,但是和他第一次的會面給我留下不僅是深刻印象,更為重要的是,他曾經說過的那一段話竟然成為我推動和加拿大文學交流的動力。他說過:「我們歷來重視同外國的文化交流,我們想了解外國,他們也想知道中國,交流是一個文化的契合點,希望互相增加文化交流。」

 

因此我有了邀請丁玲和先生陳明的加拿大訪問,以後又逐年邀請過馮牧,劉亞洲,鮑昌多位作家到訪,也安排了加拿大作家去中國做客。

 

最後讓我中斷文學交流的主因是,在我接待作家訪問團的時候,我都會竭盡全力招待他們,企使他們的訪問能達到交流的作用。但是奇怪的情形出現在一次的訪問行程中。我預定了溫哥華最知名的海鮮餐廳給他們接風,當主菜結束後,要上甜餅的時候,訪問團的團長突然起立說,他們另外還有一個應酬,所以要提前告辭。言語中居然沒有找到一個表達歉意的詞藻。我茫然地結了帳,所有的甜餅也只好擱置在餐桌上了。

 

不久我在接待另一個作家訪問團時,同樣的情況居然成了複製版。幾經多方瞭解,方知他們在到訪以前,就已經和當地來自中國的新移民有所接觸,當然他們之間的關係我就不必去深入瞭解,但他們晚間有什麼節目我也沒有權利去探詢。

 

只是每次我回憶起和曹禺相敘時所談到的中外之間的彼此瞭解,不免會聯想起我曾接待過的中國作家訪問圖而解嘲地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在加拿大瞭解晚間活動,也許是尋找中加寫作題材的靈感泉源! (2019年12月16日完稿於溫哥華)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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