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英雄」李文亮說了一句真話，一句肺腑之言，卻被訓誡，更甚的是，旋即丟了命。（圖／翻攝自微博）
作者／張陌
風起於青萍之末，偌大的權力不曾想像，一隻小小的新冠病毒，可能颳起大風將它捲走。
但它的路徑與吾人想的不同，不是歷史上的那種屍枕遍野，最終讓帝國蒙塵、倒塌的瘟疫，這次，它先讓一個小醫生李文亮死去，而這個小醫生的死卻搖晃了遠在京城裡的習近平的位子。
固然，瘟疫是一劑重要的觸媒，但重要的是它涉及了一個人心裡頭十分幽微的渴想，就是不管說了什麼話，不會有什麼人來干涉我、訓斥我，要我好好反省、惕勵、改過。
李文亮的死，雖與瘟疫、與病毒有關，但它不是焦點，焦點是「說真話的權利」，他說了一句真話，一句肺腑之言，卻被訓誡，更甚的是，遵行著被訓誡的指令，卻讓自己曝露於危境之中，旋即丟了命。
這就讓群眾難以釋懷了，李文亮不是什麼大人物，但他是每一個對自己的人生有著更多的期待與憧憬的中國人的一個縮影，一個普通的中產階級群體的典範，有好的學歷、令人欽羨的工作、家庭美滿，並且勤奮向上，李文亮就是每一個人，或者說，就是躋身現代化後的中國人的典型代表。
因為「他就是我」，他死了猶如我亦死了，聽黨的、聽政府的、聽祖國的話，卻得了個死當作代價。我絕不能再當這種傻子了。
它的迴盪如此激昂，就在此處。這就是當下整個中國人群體的心境！究竟，過去的這個邏輯，全民一致地為了民族的偉大復興，為了中國再次昂然地站上世界之巔，大家都要聽黨的指揮，而祖國也自會回報我所應得的份，這個邏輯與倫理，還管不管用，還要不要奉行下去？
如果李文亮能盡情暢快地說出他依據經驗、科學而做出的判斷，並且被大眾拿去向政府求證，政府也為這個判斷背書，要大家都戴上口罩，都避免出入人多的地方，這場全民抗疫的戰爭，是否就壓根不必打了？而李文亮也不會死了？
什麼地方出了錯了？這是中國人民心中浮起的問號。是不是舉報的制度有問題？還是公安的水準太差？為什麼一個個都是專業的醫生，拿出了病人的肺部顯影等充分的事證，認定這個莫名的肺炎可能跟SARS類似，請大家小心防範，竟然可以被對醫學一竅不通的警察訓誡？
警察不覺得心虛嗎？為什麼警察的權力這麼大？警察從哪裡得到了足以判斷李文亮是在散播謠言的依據？是否武漢市委書記、湖北省委書記才是影武者？
習近平的權力危機亦就在此，過去七、八年來，中國大陸的中央體制迅速地從集體領導過渡到一人獨斷，權力集中收攏於一人之手，不只中央事務要由一人裁奪，地方大員也只能唯馬首是瞻，不敢任事負責，疫情在中央尚未拍板之前，一切都只能壓著、裹住，直到鍾南山用當年抗煞的名號，率先衝出藩籬，說它必然人傳人，整個國度才如大夢初醒，但三天之後，武漢竟到了必須封城的地步。
當瘟疫不再蔓延，一切恢復舊觀之後，北京與習近平都必須重新審視國家的權力結構，並釋出若干權力。（圖／翻攝自CGTN）
在此之後，李文亮才真正從「造謠者」平反為「吹哨人」。彷彿，一個小醫生的專業就是比不上一個工程院院士。只有院士說了才算，小醫生就是造謠。這已不只是文化的問題，而是制度的缺陷。連醫生光明磊落地說出自己對於傳染病的看法，都要遭到訓斥，甚而可能被處分，誰還能主張這個制度沒毛病？
落到深處去說，這其實是日漸茁壯的中產階級群體與封建的統治者之間，經由一場瘟疫而首次進行了一次碰撞。李文亮所代表的中產階級菁英，在瘟疫蔓延前以專業進行示警，卻招來封建權力的禁錮。但封建權力並未意識到，中產階級群體的權利太少、太貧，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的需求。
這次的碰撞還並未進入到西方所謂的「言論自由」的層次，更談不上索求政治權利。而是在於，中產階級所需要的利益，已經日漸膨脹與擴張，需要更寬廣的空間，這可能包括其生活、稅負、扶養、生育、教育等各種層次，但更重要的是對於公共事務的言說與評價權利、以及對於政策制定過程的知情、參與的權利。
李文亮被因「造謠」而訓斥，顯示中產菁英的處境太過卑微，而封建統治者的權力則太過伸展，造成了難以避免的一次較量，並以李文亮的死作為代價，但也撼動了封建權力的基礎。可以說，這是中產李文亮與封建習近平的較量。
當瘟疫不再蔓延，一切恢復舊觀之後，北京與習近平都必須重新審視國家的權力結構，並釋出若干權力，否則，如今頭重腳輕的架子，未必能再擋下另一次的衝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