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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宇涉獵》吳作人先生的藝術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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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宇涉獵》吳作人先生的藝術意境

 

在吳作人先生畫展現場合影。(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作者/劉敦仁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在訪問南京時,和一位服務於江蘇省政府的好友暢談中國藝術時,他突然提出要給我安排認識一位正在南京公幹的現代藝術家,並熱情地在金陵飯店設宴款待我和那位藝術家。

 

雖然對那位藝術家素昧平生,出於好奇心所使然,我欣然接受了他的安排。次日晚上,我如約到餐廳包間,好友早有在那裡等待。我們約莫交談了十多分鐘,只見一位身著中式長跑的中年男子抵達。經過介紹,原來是稍有小名氣的范曾。

 

當晚宴會就是我們賓主三人,范先生也沒有向我謙讓,就直接在主客位上坐下。而且兩隻手以人字形撐在餐桌上。頭不停地左右盼顧,看上去根本沒有將我們賓主二人放在心裏。從斟酒上菜後,交談也就是侷限在我和好友之間。范先生只是在我們提問時,應付式地扼要答覆。

 

約莫二十分鍾後,宴席還剛過一半,他即向主人說還有要事,就逕自起立告辭了,走時也沒有向我表示一下歉意。其姿態之驕橫,是我從歐美到大陸和藝術界接觸中所見到的唯一 ‘另類’。

 

為了進一步了解這位 ‘氣勢不凡’ 的 ‘藝術家’,我還真花了些時間,從不同角度認識到他之所以會傲氣十足原自於他 ‘長袖善舞’ 的處世之道。

 

但也從此我和中國藝術界的交往採取了更為謹慎的態度。因為在後來的接觸中,我得到的感受是中國藝術界裡 ‘利’ 和 ‘名’ 的凸顯。和我長期因在歐洲從學習藝術史到和藝術界交往過程裡所獲得的經歷格格不入。

 

不僅如此,我還了解到這位中國 ‘名畫家’ 居然在文化大革命時,對他老師沈從文 (1902-1988)施以種種的折磨。沈從文先生一生著作等身,我曾利用半年的時間拜讀了他的文集全部,內容充分展現湖南苗族的樸實無華個性。1988年曾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奬候選人,而且獲選機會極大。可惜在四個月前他已離世,與這個世界級的文學獎擦身而過。就這樣一位傑出的文學前輩,居然其學生將之作為鬥爭對象。筆者無意對這位 ‘名畫家’ 作任何的批評,只是由此來印證他在出席晚宴時的傲氣似乎有著一脈相承的基因素質。

 

我人生中的一位摯友,也是我極其尊重而敬仰的義大利藝術家柯拉多.卡義 (Corrado Caghi 1910-1976) ,一生作品無數,而且長期為羅馬歌劇院設計舞台佈景。我和妻子在歐洲結婚時,他特地將其一組三幅作品中的一幅,親自簽名贈送給我們作為新婚禮物,至今好友已去世多年,但那幅無價的禮物仍然珍藏在我們家中。最重要的是這位蜚聲國際的藝術家,衣著樸素,談吐文雅,珍惜友情,充分展現出藝術家獨有的 ‘儒雅’ 儀態。

 

在我學習的歐洲藝術史中,最令我陶醉的是西班牙現代主義派的建築雕塑家安東尼.卡烏迪 (Antoni Gaudi 1852-1926),遍佈在巴塞羅那城他設計的十多座建築,都是我每次光臨斯城時必然參觀的藝術珍品。而他在1883年設計建造的 ‘聖家堂’ (Basilica de Sagrada Familia) ,是一座舉世聞名的藝術建築。他用傳統的歌德式,融會到現代的建築結構中,創造出震驚西方建築藝術界的不朽作品。

 

然而這樣一位聞名全球的西班牙藝術家,卻不幸在1926年被電車撞成重傷而送醫不治身亡。令人扼腕嘆息的是,當他被人發現送往醫院時,居然沒有人認出他是一位蜚聲國際的藝術家。說明一位偉大的藝術家,不僅生活儉樸,而且為人低調。從他的簡單穿著上沒有人即時認出他的確實身份。

 

最令人感佩的是,他設計的 ‘聖家堂’,沒有要求過外界的財務支持,僅僅依靠廣大信徒在教堂裡望彌撒的時候一些微博的奉獻。直到近期當地政府下令,決定給以財政上的支援,並定在2026年全部完工。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2026年將是這位不朽建築藝術家逝世百週年。用這座教堂的完工落成來懷念他,是對一位藝術家最崇高的敬意。

 

我無意在這裡對中國和歐洲的藝術家作任何的 ‘褒貶’ 區別,只是從藝術境界的角度表達對真實藝術的尊重和 ‘藝匠’ 的無奈。

 

作者為吳作人出版的畫冊。(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實際上中國在近代出現過意境崇高的藝術家,如徐悲鴻,劉海粟,關良,李苦禪,林風眠等用他們不同的畫風雄踞藝壇。其中我就有幸結識了溫文儒雅的吳作人。

 

第一次見到吳作人的名字是在北京琉璃廠的榮寶齋書鋪。那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不久,我訪問北京時仰慕這座書鋪歷史盛名而前往一睹其真實風貌。在瀏覽中,我看到一幅駱駝的國畫,上面簽的落款是 ‘作人’。從年份上分析應該是藝術家的新作。通過榮寶齋銷售員的介紹,了解到這是書鋪向藝術家們蒐購的作品之一,是給藝術家們增添收入的一個渠道。

 

因為價格的合理,我買下了這幅只有一呎半見方大的作品,也是我所有收藏中唯一的一幅吳作人作品,它無法和吳先生在1960年前的創作媲美,也只能作為滿足我 ‘聊勝於無’ 的擁有慾而已。

 

是1985年的一個偶然機會,我認識了中央美術學院外事辦公室主任朱竹女士,交談後我們成了好友,她個性坦承直爽。從交往中了解到她是中國文化部長朱穆之的女兒。雖然家世顯赫,卻在她身上和言談中絲毫找不出 ‘紅二代’ 的驕橫狂妄自大之氣。我們的交談始終專注在藝術的氛圍內。

 

不久她和我談起1986年將是中國現代藝術家吳作人先生 (1908-1997)的藝術生活六十週年。朱竹將吳作人的背景作了簡略的介紹,除了創作之外。他還擔任過中央美術學院的院長,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等重要職位。但生活極為簡樸。中國文化部和中國美術家協會等機構計畫給他出版一本質量較高的畫冊。由於當時大陸彩色印刷術相比落後,因此考慮在香港出版,問題是當時大陸外匯緊缺,而在香港出版需要外匯支付,所以朱竹找到我,希望我能給以支持。

 

由於我從未見過吳作人先生,假如要支持這個出版事宜,就必須要有一個通盤的計劃,並聽取藝術家本人的意見。於是朱竹欣然安排了在1985年9月28日,去他的住處作禮貌性的拜訪。吳先生伉儷的家在北京西邊的華僑新村中一個公寓單元裡。

 

我一踏進大門,就被那侷促的環境所震攝!一個享有崇高地位的當代藝術家,其創作的空間竟然是如此的狹窄。我們一踏進玄關就是那一半接待客人一半作為創作畫室的客廳。初次見到吳先生,他那溫文儒雅以及甘之如飴的優雅神態,使我不由自主地產生對他的肅然起敬。他的夫人蕭淑芳也在場,形態娟秀文靜。

 

寒暄片刻後,我們的談話進入正題,朱竹先開門見山地將我們來意說明,而且她告訴吳先生,有關出版畫冊的外匯一節,我可以全力支持來完成這個重要的慶祝項目。吳先生聽後微微地笑了笑,表達時的神態反映出他並不是很熱衷議論財務上的問題,只輕描淡寫地說,這事由朱竹和我來處理就行了。

 

這麼重要的事,在吳先生的心目中似乎是無關緊要,我們只用了幾分鐘的時間就結束,話題就轉到其他事宜的交流上,卻使我得到意外的收穫。原來他夫人蕭淑芳來自大家閨秀,父親蕭伯林的兄弟蕭友梅 (1884-1940)是中國近代音樂界教育家。蕭友梅有個兒子蕭勤 (1935-)是台灣在1950年時代創始的 ‘五月畫會’奠基人之一。後來遊學西班牙及義大利。我在歐洲時曾經有過接觸。

 

蕭勤因父母早逝,遂跟隨姑父王世杰到台灣,王世杰是國民黨的高官,其夫人蕭德華是蕭友梅德妹妹。所以吳作人夫人蕭淑芳的家庭背景具有濃郁的書香氣息。無形中增加了我對吳作人先生出版畫冊一事的信心倍增。

 

畫冊中吳作人作品:齊白石畫像,右邊是作畫前的素描。(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在途中,朱竹問我對吳先生的觀感,我直率地告知,初步的印象,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輩,也是一位修養高深的藝術家。我願意為他完成這件印刷事宜。朱竹聽後極為高興。在北京停留幾天後我即飛返加拿大。

 

兩個月後我再度前往北京,這次是專程拜訪吳先生商討出版事宜細節。在朱竹的陪同下,我們於11月30日上午和吳先生伉儷,詳細地聚焦在畫冊內容的甄選。我大膽地問吳先生,他是否有速寫或素描的稿件?他問我為什麼會對速寫或素描趕興趣。

 

我坦率地告訴他,在歐洲學習藝術史的時候,教授曾告知要深度欣賞一位藝術家的作品,必先要對其創作前的速寫或是素描有所了解。所以我建議如果他同意,在這本畫冊中應該加入相當份量的速寫或素描。我對中國一直以來出版的藝術家畫冊,幾乎都是專注於其作品,而沒有任何速寫或素描的參與。

 

聽到我的陳述後,吳先生臉上露出慈祥的微笑,並點了點頭表達了他對我見解的贊同,而且答應他會選擇一些速寫或素描加入到畫冊中。因為整冊的作品甄選和編排都是吳先生親力親為。所以加入他的速寫和素描也就駕輕就熟了。

 

經過細緻的討論,同時定下交稿的時間,交由香港印刷廠儘早排版,以便在次年四月舉行吳先生六十年藝術生活畫展時問世。

 

結束了北京之行,我直接飛往香港,和當地的大地印刷廠商議出版事宜,經過協商,整個費用是三萬六千美元。以當時的生活水平來衡量,的確是一筆不小的開支。既然事前已經對吳先生許下諾言,也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在藝術領域裡開展了交流的活動,也就欣然同意了。

 

之後我又兩次到香港和大地印刷廠審閱排版稿件和進程,一切都在可控範圍內進行。1986年的三月,所有印刷事宜都已經順利進行。於是在朱竹陪同下,我們前往吳先生住處將各方細節向他作了詳盡的陳述,老人家非常開心。

 

北京的一些友人,在得知我為吳先生出版這本畫冊後,認為既然我為此要付出鉅資,理應向吳作人先生索取幾乎畫,可以用作為經辦畫展的紀念作為藉詞,實際上他們認為我應該向吳先生提取報酬,而索取幾幅畫就是 ‘報酬’ 的代名詞。

 

對這一建議我沒有直接答覆,因為我經朱竹的穿針引線認識了吳作人前輩,而且是他精湛的藝術造詣感動了我,支持他的畫冊出版完全是出於對他敬意的表達。假如我開口要畫,這個神聖的藝術交流最後就淪為庸俗的 ‘商業交易’。

 

但我還是希望吳先生能為我提個字作為紀念。所以在拜會他的時候,我用帶有羞澀的口吻向他提出是否可以為我提一個字。他沒有立即允諾,只說讓他想一想。當然得到這樣的答覆後,我就無法再做任何進一步的要求。

 

吳作人先生贈送給作者墨寶後合影。(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出乎我的意料,3月9日那天上午。還是由朱竹陪同前往吳先生住處,向他傳遞了畫冊最後出版的時間等信息。這時候吳先生走到他的畫桌前,拿起一張紙朝我走來,臉上佈滿了慈祥的微笑說: ‘上次你要我寫一個字,我給你寫了四個字。’

 

說完就將手上那張四方的宣紙交給我,我恭敬地接過來,上面是用藝術篆字體寫的 ’天道酬勤’ 四個大字,而且還給我落了款。我真是欣喜萬分而且感動不已。後來朱竹告訴我,吳作人先生不是那麼輕易給人題字的。至今這幅具有崇高藝術價值的吳老遺墨始終掛在我的書房。每當看見這幅字時,當年和吳老接觸時的點點滴滴躍然眼前。

 

就在我忙於為吳老的展覽事宜時,突然有一位自稱是中國現代藝術家的人物出現在我的辦公室,而且還帶來一封北京友人的親筆介紹信。因為這封信,我只能勉為其難地安排了和他共進晚餐的節目。他的裝飾富有中國傳統風貌,身著中國式長袍,蓄有長及胸前的白鬚,若不是那封介紹信中寫的名字,驟然一看,肯定會以為為是張大千的再現。只是從談吐中又令我斬釘截鐵確認他絕對不是張大千。

 

飯後他要求次日到我家來,理由是希望拍幾張照片。為了好奇,我沒有拒絕他的要求。次晨他抵達後,先在我家客廳四處琢磨了一番,最後找到一塊空白牆,即從手提包裡取出兩幅他的 ‘藝術創作’,用膠紙貼在牆上,再從手提的皮包中取出相機及三腳架,擺設好後,即取出一些應景道具,有剪綵用的紅色錦緞繡球,然後要我站在相機前,用牆上的作品作為背景,他對準焦距後按下自動快門,即急步走到我旁邊,要我和他一起撐起那錦緞繡球,他手裡還握有一把小剪刀,放在錦緞繡球前作 ‘剪綵’ 姿態。拍好照,他即將所有的道具收拾乾淨,再從提包裡取出幾張舊報紙,打開給我看,並指著上面的一些毛筆圖畫的痕跡告訴我,這是前幾天參加他開授的藝術速成班加拿大學生的優秀作品。

 

我沒有作答,只禮貌地將他送出,暗忖他下一站將在哪個城市,這些程序是否會如法炮製一遍?當然後來我到北京時,那位朋友還問起這個貌似張大千的 ‘藝術家’ 在加拿大訪問是否很成功?除了隨便應對一下,我差點質問他有關這位 ‘藝術家’ 的來歷,但我話到了嘴裡,最後還是吞了下去。

 

因為這個意外的客串,我感受到為什麼中國的藝術很難走出國門,在國際上佔一席之地。也勾起我在南京遇到的那位 ‘老氣橫秋’ 的藝匠,引得我的只是尷尬的啼笑皆非。

 

吳作人先生的個人美展,終於在1986年4月30日假北京中央美術館舉行。開幕式非常隆重。由文化部部長王蒙先生主持,雖然是藝術展覽,卻充滿了冠蓋雲集的氣氛。中國政府的領導層有萬里,方毅,谷牧等幾位副總理,還有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習仲勳等重要政治人物,以及藝術學術界等人士數百人,是北京的美術展覽中難得的盛會。

 

整個展覽會場,展出吳作人先生的原作百餘幅,最令與會者興奮的是,展覽中另闢專室展出近百幅吳先生的速寫和素描。這原本是我提出的建議,沒有想到吳先生很認真地接受了,開了中國美術界有史以來首次展出藝術家素描及速寫的先河。參觀者對他的素描和速寫無不讚嘆。

 

有趣的是在舉行吳作人個人展的同時,中央美術館裡另外還有兩個展覽。我趁人群眾多的時候從展館中溜了出去,先到對面的大廳一探究竟,裡面是 ‘東方美術交流學會’ 的一個畫展,我不清楚這個學會的性質,只是剛一踏進展廳,首先矚目的是懸掛在展廳入口中央的顯著位置一幅棕色的油畫,畫布上展現的是乾枯的樹枝,整張畫作單調而欠生命力,為此我不禁對這個畫展的水平產生了問號。

 

走近那幅作品,也許是我的孤陋寡聞,對畫布上署名鄧林的藝術家只感到生疏。頃刻我即退出,步行到美術館的另一端,在那個展廳入口上方,懸掛著一幅巨大如同影視宣傳的照片,如果沒有入口處藝術家李可染(1907-1989)展覽的 標示,我還真以為那是新殺青電影的宣傳。

 

李可染是以 ‘牛’ 為主題而聞名的畫家,我進入展廳,被那誇張渲染的氣氛感到莫名所以,不明白怎麼會將一位名聞遐邇的藝術家展覽會,點綴得如同電影明星的宣傳活動?為此我原來抱著觀賞藝術作品的興致盡失!

 

回到吳作人展覽廳中,見到朱竹女士,帶著我那沒有掩飾的憤憤語氣問她,那個鄧林是誰?怎麼那麼粗糙的畫作也拿來展覽?簡直是糟蹋了中央美術館的聲譽。還有李可染的展覽,似乎是電影明星的宣傳,無疑是對這位藝術家的不敬。主辦方的藝術水平也太低劣了......

 

我話還沒講完,朱竹用手勢暗示我放低聲調,並帶著笑臉輕輕地說,鄧林是國家領導人鄧小平的大女兒。就這麼一句簡單的話,令我頓時語塞。不過固執成性的我,似乎仍然心有不甘, ‘藝術’和 ‘領導人女兒’ 壓根就扯不上任何的關係。我還是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

 

也好,這樣一來,也體現出吳老的藝術展,更為典雅而樸實,和他的人格及處事作風相一致。’

 

後來我了解到, ‘東方美術交流學會’ 是鄧林等人在1985年創立的,1986年即到香港舉辦過展覽會,鄧林的一幅松梅 ‘巨作’ 以六十萬港元成交,整個展覽會則獲得三百萬的交易。全部作為該學會的收入。之所以能獲得如此龐大的收入,不乏李嘉誠等當地財閥的支持。這時候就體現出 ‘藝術’ 和 ‘領導人的女兒’ 之間關係的重要性。

 

在畫展現場與中國共產黨政治局委員王震 (中)合影。(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接下來我在展覽會中和與會者交談,朱竹拉我到旁邊輕聲地說,中央政治局委員王震 (1908-1993)老前輩一會兒就要到了,你和吳老到前面去迎接一下。

 

王震前輩在中國共產黨裡是個赫赫人物,他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1954年他奉命前往新疆創立了新疆兵團屯田墾荒的任務,接著在1955年又到黑龍江進行北大荒的軍墾。兩者對中國的農業發展和安定邊疆有著深遠的影響。

 

我被安排去迎接中國共產黨政治局委員這樣高高在上的人物感到手足無措,鑑於自己只是個平庸小民,擔心是否會被人感到有 ‘高攀’ 的企圖?但我又無法推託,只得硬著頭皮去應對這個突如其來的安排。

 

見到王震時,他支著拐杖,臉上滿是笑容,灰白的頭髮,象徵著歲月的蒼老,那時他已經接近耄耋之年,但毫無高官的架子。他的和藹可親,可能是吳老的藝術展覽,給他政治生涯中注入了一些調劑。

 

為了表達吳作人前輩對我的信任,給了我為他藝術生活六十年的紀念活動中,承擔了出版的重任,我特地選在五月二日晚上,在當時北京唯一的一家法國餐廳 ‘世界之窗’ 設宴,為他慶祝。

 

作者為吳作人先生舉行的宴會中,歡迎吳作人先生蒞臨時握手。(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我特地安排在展覽會開幕後兩天舉行宴會,主要是讓吳先生能夠恢復一下精神疲憊。

 

這家餐廳是在北京建國門外19號的國際大廈頂層29層,那是榮毅仁先生 (1916-2005)創辦的中信公司總部,在那個時代,這棟大廈是北京少有的高層建築之一。

 

與會來賓的簽名。(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我特地選擇了法國餐廳,為吳作人先生創造一個氣氛,回憶他青年時代在法國留學時的生活。他在1930年先到法國巴黎高等美術學校學習油畫,隨後轉到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美術學院深造,1935年歸國。所以吳作人後來專攻國畫,受到西方油畫的影響而獨成一派。

 

由於他在藝術上的成就,法國政府在1984年給他頒授了 ‘藝術和文學最高勳章’;隨後比利時王國也給吳先生頒授了 ‘王冠級榮譽勳章。

 

參加宴會貴賓合影。(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在慶功宴席上我選了法國的餐飲,還特地配置了法國的甜點等。當天晚上受邀的藝術界人士共十二位,其中有中國漫畫大藝術家華君武,著名油畫家靳尚誼和艾中信等,席間大家交談甚歡,而且我還將宴會菜單上的空白處,請與會者簽名,讓我有這份榮幸保存著藝術家們留下的墨寶。

 

結束北京參加吳作人先生的畫展後,我收拾行裝準備回加拿大。離開前,朱竹陪同一起去向吳作人先生伉儷辭行,在品茶交談中,我提出了一個意見供吳作人先生參考。建議他是否可考慮從他的作品中,選擇幾幅製作掛毯,同時也可以選擇一些小品,通過故宮印刷水墨複製品。

 

吳作人先生在宴會中籤名。(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聽到我這樣的建議,吳作人先生似乎興趣甚濃。但只淡淡地問我為什麼我會有這個建議。我坦率地告訴他,出於在西班牙研習世界藝術史的過程中,我參觀了諸多皇宮和博物館,其中馬德里皇宮中珍藏著佛蘭西斯哥.各雅(Francisco Goya 1746-1828) 作品製作的掛毯最令我神往。這位西班牙偉大的藝術家,雖然是御用的畫家,其最他創作中最受歡迎的是當代西班牙的農村生活寫照,展現在他的筆下。根據這些民間風俗傳統主題,皇室下令製作了厚重的掛毯,懸掛在皇宮中已有近兩百年的歷史,突顯各雅作品的異彩。

 

至於製作水墨複製品,是西方國家對藝術作品的商業推展。比如一幅作品限額複製五百張,按照次序編號,由藝術家逐張簽名,其價格從最高的第一號逐漸降低至最後一號。體現複製品的藝術價值和複製的質量。

 

吳作人夫人蕭淑芳簽字時留影。(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由於在中國藝術界裡,從未出現過將藝術作品製作掛毯的歷史,也幾乎未曾有過任何複製品的嘗試。吳作人先生是國家級的藝術家,他幾乎不會涉足於商業行當中。所以我大膽地建議他不妨試試。他聽後沈默不語,似在思索,又似在琢磨。

 

等到我下一次再度前往北京時,抽暇前往拜訪吳作人先生,我們一坐下,他就告訴我,經過深思熟慮,同意選出三幅作品製作掛毯,同時選出三幅熊貓,鴨子及貓小品佳作,交給故宮複製。

 

掛毯一,青海犛牛。(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我為吳先生的這一決定感到欣慰,他開創了中國藝術界的先河。

 

於是和朱竹商議並請她設法聯繫各廠商。最後定了北京,天津及內蒙古赤峰三家地毯廠,分別將吳作人選好的藝術作品請他們製作。三幅作品分別為青海地區的氂牛,綠洲灰鶴及熊貓。最後一幅熊貓作品富有特殊意義。

 

掛毯二,草澤中的白鶴。(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那是1986年,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偕夫婿菲利普親王作英國王室首次對華的訪問。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為李先念。他特地請吳作人繪畫,作為贈送給英國女王夫婿愛丁堡公爵菲利普親王的禮物。由於菲利普親王是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主席,所以李先念主席請吳作人作畫,就建議用熊貓作為主題。

 

在吳作人寓所談及這個禮物時,還有一段極富人情味的小插曲。在吳先生客廳沙發邊,陳設著一座落地的黑木抽象雕塑,我一進入客廳時,即被這座雕塑吸引住的原因不僅僅是造型的美,更重要的是他來自非洲著名的黑檀木。質地堅硬,打磨後色澤光亮展現出其堅毅的象徵。

 

吳作人先生見我對這座雕塑興趣甚濃,將其來源娓娓道來。當李先念主席找到他為英國王室夫婿準備禮物時,直接了當地告訴吳作人,他不想動用國家公款來支付,正好前不久有一位非洲國家元首訪華,向李先念主席贈送了這座黑檀木的雕塑。

 

李先念主席認為自己無處放置這雕塑,作為给藝術家的報酬最合適不過,所以他就將這座雕塑家轉送給吳作人,權充了作畫的報酬。講完這段插曲,我們不禁哈哈大笑,這真的是物盡其用了。

 

掛毯三:贈送給菲利普公爵的熊貓。(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經過了半年,朱竹通知我三幅掛毯均已完工,我立即飛到北京,目睹三幅工藝水平極其上乘的掛毯,不由為吳作人高興。最特色的是每幅作品所用的羊毛色彩幾乎和宣紙上一致。所以當我們拜會吳作人的時候,他對這三幅掛毯讚不絕口。而且還計劃自己也訂製一幅作為家中的點綴。令我無法相信的是,在辭別吳作人後,朱竹向我索取了加拿大的住址,原來這三幅掛毯,經過吳先生的首肯,作為給我的禮物。

 

至於故宮的複製進展也很順利,我看到印製出來的樣張,建議吳先生可以通過榮寶齋或是中央美術館作為旅遊產品出售,沒有料到他卻提出在這1500張完工後,授權我運到加拿大,拓展北美洲的市場。同時還將他的私章交給我,一俟複製品完成,我可以逐張按上他的私章。聽到他的指示,同時還將私章交給我,反映出他對我的信任。我只能誠惶誠恐地承諾,如能順利脫手,所有收入將交給吳作人先生處理。

 

三幅掛毯順利運抵溫哥華,我再度飛往北京,準備等吳作人先生在每一張上簽民後,親自將1500幅複製品驗收,即安排付郵運回加拿大。

 

萬萬沒有估計到的是,我發現三張複製品,一張只印妥半數,其他兩張只印了數十張。我問朱竹,她也只是支支吾吾,沒有正面回答。更為蹊蹺的是,這一次我沒有見到吳作人先生。

 

帶著失落和難以調適的情緒回到溫哥華,面對著這些豐富多彩卻又是殘缺不全的複製品,我不知如何作出妥善處理。也自那次後,我沒有再見到吳作人先生。只是在他去世後,收到中國美術家協會寄來的訃文。

 

吳作人先生離世後,他的出生地蘇州建立了紀念館,我聽聞由於缺乏經費,經營上出現財務的困境。得悉這個消息後,我和朱竹聯系,決定將一直存在溫哥華倉庫裡的一千本畫冊,全部捐獻給紀念館。在出版畫冊時,合同裡有一條,即贊助人應該擁有百分之五十,即一千五百本。朱竹還認真地對我說,出售這些畫冊可以彌補我資助的損失。但我只宛然一笑,要在加拿大出售這本畫冊談何容易。所以我將畫冊捐獻給吳作人紀念館,是一個雙贏的決定。

 

多少年來從道聽塗說中,了解到是吳作人先生可能聽信了一些挑撥離間的非言,認為我出售這些複製品後會中飽私囊,所以通知故宮停止了印刷的進程。也因此造成這三幅複製品的支離破碎,迄今已經有三十多年的歷程,卻仍然靜靜地躺在我書房的樟木箱裡。

 

我驚嘆社會中的人言可畏,但更可怕的是, ‘讒言’ 竟然那麼容易改變友情關係!無論如何,對於支持吳作人先生的六十年藝術活動,我沒有絲毫的反悔,雖然已經過去了三十多年,我始終認為,這是我從事數十次中美加三國之間的文化交流中,最值得回味而且是一個無價的藝術交流! 

 

因為我的工作關係,三幅掛毯以及吳作人先生的墨寶跟隨我在地球上轉了一大圈,凡是親眼目睹過這些作品的人士無不讚譽有加。如今安然地懸掛在我家中,陪伴著我安詳的退休生活。那一直浸潤在遺憾中的複製品,仍然靜靜地躺在我書房牆角的樟木箱中。他們沒有轉化成庸俗的金錢,而是無言地向我表達,吳作人先生的藝術作品,正和他的處世為人質樸無華,永遠是後輩在人生征途中的一盞明燈。

(2020年4月4日完稿於中國傳統清明節日)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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