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於政治、終於政治的中國之行
1957年下半年，時年二十八歲的作家開高健（1930-1989）以小說《裸體國王》獲得第38屆芥川文學獎，半年後，二十三歲的東大學生作家大江健三郎（1935-）以小說《飼養》獲得第39屆芥川文學獎，日本文壇意氣風發的雙壁閃耀，開闢戰後一代派的文學時代。
1960年（昭和35年）5月30日至7月6日，開高與大江一道受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與中國作家協會的招待，作為第三次日本文學代表團的成員訪問中國。團長為野間宏，團員還有：龜井勝一郎、松崗洋子、白土吾夫、竹內實。回國後七位團員除了共同執筆的《寫真中國之面孔—文學者所見的新中國》[i]之外，各自撰寫了紀行文與參加各類報告會。
開高訪華之後，又馬不停蹄地訪問了東歐、蘇聯社會主義諸國。1961年，開高將在雜誌《世界》連載的紀行文以文庫本新書的形式出版，書名為《過去與未來的諸國》[ii]，原狀保持了「重複、矛盾、速斷、誤解、情緒過多」等感受。
也正因為開高的直率、真誠，讀者可從他的文字中讀取當時日本作家如何看中國。
本書首頁便寫道：
「去中國是作為『文學代表團』的成員，但也正是那個時期，幾乎沒有正經的文學交流。雖然見到了很多的作家，但是我們的行程卻始於政治，結束於政治。中國古有傳統的『文章家』即『經世家』的觀念，當下『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要求的基礎，也在此體現其一。當時我對沒時間談文學這件事，耿耿於懷，強烈不滿，甚至疲勞，倦怠，全部記載在此。
但同時我也被惠顧到特別的特權機會，那就是如果在別的時期看不到的中國表情。我們近距離聽到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領導人的意見，所以這篇紀行文中記載了毛澤東、陳毅的談話。如果讀者細心的話，從中可見他們對外、對內種種問題的微妙態度。此外，對當時安保鬥爭期的日本與日本人，我獲得從外部觀望的印象。這些，我以為能夠成為再回首的材料。
包括中國在內的諸外國，對安保鬥爭的表情，必須由誰來記錄，於是我每天確認《人民日報》、《新華社通信》的外電小冊子，也就是說，不僅包括『東』方體制的諸國，也包括『西』方體制的諸國。在中國我絕不是每天只埋頭喝茅台酒」。
開高提到的「安保鬥爭」指的是1960年元月，日美在華盛頓簽訂安全互助條約，強化了冷戰時期的日美關係，該條約用以取代1951年的日美舊安保條約。就在代表團訪華前的十天，自民黨強行通過此條約。此時經歷戰爭創傷只有15年的日本國民非常反感曾為戰犯的岸信介首相，認為新條約將使得日本再次陷入戰爭的沼澤，全國爆發廣及社會各階層的大規模的示威運動。
與此同時，中共正在輸出革命，試圖代替「非史達林化」後的世界共產主義陣營的老大位置，支持亞非拉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中國三十多個城市多次爆發幾十萬甚至百萬人支持日本安保鬥爭的集會，所以開高一行到中國時，中國各地仍在延續自5月中旬以來的「反美支援安保週」，他們足跡所到之處，受到熱烈歡迎。
中日雙方定調
5月31日，開高一行人由香港進入深圳、廣州。 一到廣州，空氣中爆熱如「熏臘腸」，男女老少一隊人馬抬著「祝賀城市人民公社」的牌子沿街敲鑼打鼓。
中國作協廣州協會的歡迎宴會上雙方代表致辭。日方在訪華之前的文藝家協會的歡送會上已排練過：
（1）絕對反對安保條約。
（2）5月19日晚至20日淩晨的決議無效。
（3）必須解散國會。
（4）岸信介必須下臺。
（5）盡快回復中日邦交。
中方的定調是：
（1）既往不咎。區別對待軍國主義與日本人民。重視由於安保條約復活軍國主義的現實。
（2）由於法西斯分子岸信介勾結美帝的賣國賊，必須打倒。
（3）打倒美帝。
（4）美帝是紙老虎。
（5）中國人民向抗議運動中的日本人民致敬，並無限從精神上大力支持。
（6）亞非後進國諸民族在世界各地砸碎殖民地主義、帝國主義的鎖鏈烽火燎原，堅信日本在不遠的將來獲得完全的獨立。
（7）日本不是孤立的，人民的感情超越國境握手聯誼。
（8）必須對法西斯主義建立國際統一戰線鬥爭。
（9）為旅行與健康乾杯。
從此之後中國訪問中，無論大小宴會、座談會或者參觀人民公社、紀念館、革命聖地，均以此為基調。到北京之後，日方致辭的主題中強化了「反帝鬥爭」的成分。開高形容雙方致辭「似乎戰爭一觸即發，烈火熊熊燃燒」、「炸彈一個接一個地扔，終於進入了千斤棒都撬不動的中國內部」。近40天從南到北，從北回南的旅程，開高認清整個中國是堅硬的「一枚岩石」。
乾杯交盞之後，開高傻了眼。因為中方個個對日本政界人物的背景與動態耳能詳熟，相比之下，自己的知識如「貧寒的雜貨小屋」。「這些人究竟是文學家呢，還是對日問題專家呢」。「問題是我自己。『文學與政治』這個問題之前，作為一般常識，作為一個生活之人，我實在對日本太無知」。
整齊劃一的「六億螞蟻」的口號聲
參觀廣州的毛澤東農民運動講習所，烈士陵園等地之後，開高發現了中國人的「感情礦脈」。那就是在科學院已有上千名大學生熱血沸騰地齊聲高喊口號「反對」、「打倒」、「萬歲」。激烈的鼓掌聲，接著，二拍子的掌聲。
回到旅館，開高思量，「這種秩序井然的呼喊，是一個聲音的無數集合呢，還是無數聲音集合成一個聲音呢？換而言之，是整齊劃一呢，還是統一性呢，從此之後一定到處都是這種口號聲，這不過是其一例而已，這是中國隨處可見的一種新文明的特徵，如何判斷這種聲音的集團性，可以說決定對這個國家的人們根本性的姿勢」。
開高洗臉，漱口，抽煙，仍百思不得其解、
「這是一個人，一個人的呼喊聲組成的呢，還是兩個人、五十個人、三百個人，三百個人帶動七百個人，七百個人帶動一千個人的呼喊呢。我無法判斷，因為我手裡缺乏判斷的資料。如果是羅伯特·吉蘭（Robert Guillain）的話，他一定會說這就是證明『六億螞蟻』的好材料、『灑了形容詞和比喻，加上犬儒的香水後，集團對個人的滾輪式的捲入』、『以人民的名義的新納粹近衛隊員』、『一千隻鸚鵡的動物園』之類。如果只以聲音判斷為一個『單位』的話，那麼也許真是正中其要。在擊中要害的部分，我自己也會衰弱，但是真的擊中要害吧」。
質疑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血肉化」文學
與其他日本作家一樣，開高羨慕中國作家的生活條件，作家協會發月工資，還有創作休假，工資照拿。只是開高認為「一直寫，一直寫能拿月工資的話，大概自己再也寫不出來了」。
訪華的前一年，開高買了一本《東洋的現實主義》，原題是茅盾的文論《夜讀偶拾》，但是對開高來說，茅盾的文章過於「峻烈」，完全跟不上，也難以接受。倒是對本書中名叫「何直」的人的文章抱有好感，因為比較謙虛，認識到在現實的複雜性，藝術分析的困難性，困惑中的探索。
「按照茅盾的說法，我是資本主義殘渣，全身帶有『蒙古青』的青葫蘆的話，那也沒辦法」。根本上來說，我認可高爾基的《母親》，但我不認為這就是高爾基的歷史唯物論與辯證法唯物論的真正血肉化後的傑作。高爾基就是高爾基，如果閱讀高爾基之前看到映射他書齋地板上列寧的影子，我肯定是絕對反對的」。茅盾的《蝕》以及後期的《霜葉紅於二月花》這些作品不也是如此嗎？《蝕》雖然過於冗長，但不算敗作，哪裡能夠感受到歷史唯物論與辯證唯物論呢？對抗日戰爭，對中國不甚瞭解的我，為什麼能讀那麼冗長的小說呢，這個如何說明呢？叫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也好，叫抵抗文學也好，書就是書，作品就是作品。用唯物辯證法來套用藝術的解釋，那麼，與至今為止的悠久的藝術歷史、深奧、複雜相比，就是比矛還差一截的小刀一樣，十分銳利但並未刺中心臟」。
「茅盾的文論論述發生期開始至今的東西文學與繪畫的歷史，表現了其豐富的鑒賞力與深厚的教養，但是順著階段發展的進化論。在此，我有所異見。究藝術，那麼就是藝術，談文學，那麼就是文學，一個時代的作品就一定比前時代的作品『進步』嗎？」
「現在只有中國在搞世界上都沒有的『無記名傑作』，但我看到的都是很無聊的。以解放前為舞臺的作品很清澈，有生氣，簡潔，充滿活力和謎趣，同一位作者，一寫到解放後為什麼就魅力全無呢？」
於是，開高向一位評論家打聽「何直」這個人。
但是得到的回答是「何直是個右派分子。他們修正主義者說什麼通過藝術描寫真實的人生，但實際上呢，只描寫人生的陰暗面，負面，人民內部矛盾。不能提高讀者，這是阻礙革命前進的」。
開高又問：
「文學描寫複雜微妙的人的性質。恩格斯說典型環境的典型人物形象。但我認為其結果都是類型環境中的類型人物形象」。
評論家回答：「有這個可能。這是陷入教條主義的作品。不看現實的複雜性和豐富性去寫而犯的錯誤。以為文學是一件容易的事而犯下的錯誤。對此，我們必須警惕」。
「那麼，如何區別典型與類型呢？」
「風格（個性）吧。如何個性化地描寫是區別同一主人公是屬於典型，還是屬於類型的根本」。評論家回答。
開高打聽的「何直」是曾任《人民文學》副主編的秦兆陽，開高提到的文章，是他1956年的論文-《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此時的他政治上已經「破產」，早在1958年被打成了「右派」，開除黨籍。
由此，兩人失之交臂。(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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