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金芳／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研究員、博士
澳門立法會改選準備於九月舉行，結果澳門選舉委員會取消現任議員吳國昌、蘇嘉豪以及候選人陳偉智、鄭明軒、李國強、周銹芳等人的參選資格，此事件不但引發澳門民意的反彈，認為打擊沒有決定影響力的民主派人士太過頭，前殖民母國葡萄牙也對此表達嚴重的關注。最後連歐盟都對於澳門本次DQ候選人表示譴責，中方也不甘示弱，回敬歐盟干涉內政。澳門的政治發展影響力甚微，對於選舉的討論必要性相當低，結果如此微不足道的事件都引發了中國與歐盟的爭端，中國與歐盟關係近年的惡化是可想而知的。
澳門當下的政經環境，大致是葡萄牙統治下遺留的產物，包括議會。葡萄牙統治澳門四百多年來雖然設有總督，但市政廳與議會對於總督有約束力，但在葡萄牙走向民主化之前，派任澳門的總督大多是軍人，市政廳與議會的成員也多為葡萄牙人，當地的華人因為不諳葡語，而被排除在體制之外。
在葡萄牙經歷康乃馨革命之後，葡萄牙國內開始開放各種禁令走向民主化，澳門也逐漸開放政治參與，將投票權開放給當地華人，並且栽培本地人擔任公務員，葡萄牙人獨霸澳門政治的狀況才逐漸消失。
除了葡萄牙本身政體的轉變之外，葡萄牙如何處理與中國的關係，也是澳門政治轉變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自從明朝葡萄牙領有澳門半島以來，葡萄牙對中國的態度相對恭謹，而明清兩代也限縮澳門作為中國唯一的對外窗口，澳門的地位就這樣重要起來了。
但隨著澳門港口的淤塞、葡萄牙國力的低下與英國取得香港，澳門的地位也衰退下來，雖然葡萄牙透過條約取得澳門的永久管理權與路環等澳門周邊島嶼，但還是未能扭轉澳門的國際經濟地位，但澳門也因為葡萄牙的統治，免於了民國時期的動盪與中日戰爭的影響。
這樣的狀況到中共建政之後就有了轉變。首先，葡萄牙的薩拉查政權標榜反共，一直沒有和中國建交，不像英國為了保有香港搶先承認北京政權；另外由於澳門面積狹小，民生物資都仰賴廣東的補給，所以澳門總督必須要保持與中國的良好往來，這也是澳葡政權對中方態度示弱的原因之一。
隨著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的發展，1967年由親共組織發起的「一二三事件」，嚴重衝擊了澳葡政權的威信，自此與中共密切往來的工聯會與街坊總會等組織成為澳門政治的重要腳色。葡萄牙在經過康乃馨革命後，轉與北京政權建交，並且準備將澳門交還中國，結果受到中方擱置，直到1987年才敲定澳門的歸還時間。也因為葡萄牙和北京官方關係良好，所以澳門主權返還的過渡期並沒有出現太多雙方爭執的狀況，和香港主權移交的過渡期呈現強烈的對比，也沒有引起世人的極度關注。
在澳門回歸之後，透過強力的治安整頓與賭權開放，澳門的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傲視全球，但是澳門政治的弊案醜聞也不斷出現，大部分都把原因指向監督機制監管不佳，最大的問題就是立法會的監督制衡能力。
根據基本法，澳門的立法會除了由總督派任的官委議員之外，還有利益團體推派的功能組別議員，直選議員人數偏少，也無法杯葛行政機關，這樣的狀況從澳葡政權轉變到特區政府都沒有改變。
而行政獨大、立法機能形同虛設的議會也被認為是特區政府缺乏監督，導致官商勾結、民生建設落後與浪費公帑的主因之一。而在澳葡時期為民發聲的工聯會與街坊總會等組織，在回歸之後也淪為建制的一員，開始脫離群眾，這也是以民主派自居的新澳門學社等組織爭取民眾支持的空間。
民主派在澳門的出現，除了和澳葡統治末期開放政治參與有直接相關之外，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刺激也是主因之一，這是吳國昌與區錦新等人每年持續在澳門舉辦六四紀念活動的原因。民主派一開始和工聯會等組織都是批判澳葡的主力，但在澳門回歸之後，工聯會等組織轉向建制，民主派仍然以溫和的方式向特區政府陳情抗議。
隨著澳門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逐年增加、特區政府的行政措施仍然封閉，像蘇嘉豪、李國強等投身民主派的年輕人也逐步增加，這都引起國安相關單位的警覺，也成為最後撤銷參選資格的原因。
根據目前澳門司法警察局所透露的資料看來，候選人被撤銷資格的原因除了和平抗議活動、與香港和台灣各界有往來等理由之外，參與六四紀念活動是每個候選人被撤銷參選資格的共同原因。
葡萄牙和中國雖然關係良好，這是澳門回歸平穩過渡的原因，但這次DQ事件讓葡萄牙與中國交惡。目前澳門仍有相當數量的土生葡人，澳門的官方傳播也有葡文電視台，也比較願意報導與中國官方不同的意見，但近日也傳出澳廣視收緊了葡文電視台的報導尺度，引發土生葡人的不滿，也登上葡萄牙當地報章。而DQ候選人更讓葡萄牙直接將事件提升到歐盟層次，成為中國與歐盟之間交鋒的原因之一。
在經濟投資、人權與智慧財產權等課題上，中國和歐盟這兩年都有不少摩擦，使中國本來拉攏歐盟以對抗美國的策略失靈。結果這次澳門DQ候選人，不但讓歐盟與中國又多一個爭端，葡萄牙和中國的關係也出現裂痕。這次的澳門的政治爭議，肯定會為風波不斷的中國歐盟關係再起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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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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