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容隱
近日，上海震旦職業學院女教師宋庚一講課時因提出南京大屠殺死亡數據缺乏史料支撐的問題，遭到學生舉報，《人民日報》指責其「枉為國人」，校方則以造成嚴重社會影響為由將她開除。隨後，據傳湖南山村前女教師李田田在微博上公開聲援宋庚一，遭到當地教育局和派出所的警告，甚至以對方「精神有問題」為由，要求她「住院打針治療」。
對於中國普通人而言，罪犯被繩之以法應會感到高興和欣慰，但是對比如老母親含淚舉報違法子女的藏身地；夫妻之間互相檢舉斥罵對方的違法行為；兒子向社會、司法部門舉報父母的違法隱私等事情的新聞卻讓我們心裡感覺不是那麼舒暢。
為什麼會讓我們覺得不舒服呢？因為它違反了我們心裡日常可能沒有意識到的價值。所以從古至今很多國家在法律上認為親人之間不檢舉、不揭發、不舉報並不違法，這就是「容隱制度」。（「隱」指知情不報、藏匿嫌犯行蹤等等。）
容隱制度在西方也被稱為「親屬拒證權」，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曾說：「妻子怎能告發她的丈夫？兒子怎能告發他的父親呢？為了要對一種罪惡的行為進行報復，法律竟規定出一種更為罪惡的法律......為了保存風紀，反而破壞人性，而人性正是風紀的泉源。」
在儒家經典的《論語．子路篇》，孔子就曾說：「吾黨之直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到了秦漢，中國專制政治制度成熟時期，容隱制度正式被列入皇朝律法中。漢朝的法律規定「下」（妻妾、子女、孫）匿「上」（丈夫、父母、祖父母）無罪，「上」匿「下」除涉嫌死罪外也無罪。
到了唐朝，又進一步擴大了容隱制度的適用範圍——「同居相為隱」。將容隱的豁免範圍除了從至親的祖父母、父母、子、孫，擴大到伯、叔、兄弟、姊妹等，還涵蓋了老師、部曲、奴僕等等。總體上「下為上隱」皆可免罪或減刑。《唐律疏議．名例篇》解釋說：「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部曲、奴婢為主隱，皆勿論，即漏露其事及摘語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隱，減凡人三等；若犯謀叛以上者，不用此律。」
唐以後，各朝基本上都沿用了「容隱制度」的相關規則。即使其中律法特別嚴苛者如明太祖朱元璋，也沒有取消「容隱制度」，只是縮減了「同居相為隱」的範圍。
特別是到了宋朝，儒學更是進一步得到發展壯大，尊師重道在社會上也成了僅次於「孝道」的行為準則。「為師隱」或「為生隱」也被認為是「親隱」。學生檢舉老師被視為「叛師」，這和「叛父」是沒有區別的。因為連自己的「師父」都可以背叛，還有誰是他不敢背叛的呢？
清帝遜位後，國民政府的律法也繼承了「容隱制度」，並且再一次擴大了容隱的範圍。1935年，《中華民國刑事訴訟法》將相隱的範圍擴大至五等親以內的血親，三等親以內的姻親。
那麼「容隱」作為一種法律制度的思想根源來自什麼地方？在中國正是儒家，因為儒學構建的世界觀認為「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是孝道這些被當時絕大多數人共同接受的價值觀將先人們天然地維繫在一起。既然大家志同道合，那為什麼要分開呢？如果「志不同，道不合」，那待在一起不就是同床異夢嗎？雖然各朝對舉報自己同輩親屬不予額外處罰，但是這種人，別說官府不會予以獎勵，還會被世人所唾棄而無容身之地。
有人可能會說，我們古代不是也有「大義滅親」的說法嗎？「大義滅親」雖然在古代的價值觀裡是善舉而非惡行，但是我們的先人從來就不推崇，而且實際上它也是違背孝道的。古代的「大義滅親」只是單向的滅親，專指「上滅下」。「下滅上」那叫不孝，是十惡不赦之罪。身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也明白，這樣的「奸佞」小人雖然平時如忠犬一般便於驅使。但是真到了危難時刻，他們都會以「大義滅親」為名，出賣自己的「君父」。
二、株連
另一個問題是株連，這在當今中國可說是愈演愈烈的現象。
株連制度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據法律學者考據，最早可以追溯到商鞅變法。雖然我們常說「株連九族」，但在古代這種嚴重的刑罰仍嚴格控制在謀反一類的重罪上。但是從1949年後，中國的法律卻將其用於政治這條新標準，把受到刑事處罰的人和受到影響的親屬範圍無限擴大了。
最近有人將中國相關法律規定中，受過刑事處罰的人所不能從事的職業進行了整理。我們先看看有哪些職業是不能從事的：法官、人民陪審員、檢察官、公務員、律師、辯護人、司法鑒定、公證員、員警、外交人員、村委會成員、拍賣師、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國有獨資企業、國有獨資公司、國有資本控股公司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商業銀行的董事、高級管理人員、證券從業人員、保險業特定從業人員、破產管理人、種子企業的法定代表人、高級管理人員、生產經營單位的負責人、食品特定從業人員等等。
除了本人外，對家人或親屬的影響也是進一步擴大。比如：在家人當兵的政審（對個人政治背景的審查）中竟然有如下規定：
（一）家庭主要成員、直接撫養人、主要社會關係成員或者對本人影響較大的其他親屬對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和社會主義制度有不滿言行的；
（二）家庭主要成員、直接撫養人、主要社會關係成員或者對本人影響較大的其他親屬危害國家安全行為或者嚴重政治性問題的。
更加匪夷所思的是，我甚至聽聞農村朋友說，她在當兵的兒子與談了六年的女朋友分手了，問其原因，竟然是女孩的父親曾經因吸毒受過刑事處罰，政審時沒通過，所以部隊不准兩人結婚。她兒子與女朋友痛哭了很久。孩子和她自己都不能理解，但是也毫無辦法。
那麼該怎樣理解這樣的法律邏輯呢？也許我們從中國的法律教材中可以找到答案。中國法學界認為（當然這也是官方的邏輯）「法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而社會主義社會的「統治階級」則是指「由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軍所構成的人民」。
毛澤東說：「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包含了兩個意思，對人民實行民主，對反對派實行專政。」毛澤東還曾說「中國人有百分之九十是好的，不好的只有不過百分之十」。
順著這些表述，我們或許就可以理解這樣的法律邏輯——「人民」的定義只包括工人階級和「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人」，只要違反了法律，就被踢出了「人民」的行列，因此可以被歧視，甚至株連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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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基於親情、尊師而來的容隱制度不再，反而鼓勵舉報師長；連封建時代皇帝都不輕易動用的株連制度，現在竟擴大到一般刑事罪名。中國這塊土地上積累千年的文化與法律傳統，在中共建黨立國的短短百年之間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令人咋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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