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國內至今累計3例猴痘境外移入個案，個案病況穩定，病例陸續出院。世界衛生組織（WHO）宣告猴痘為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已出現4萬多起確診病例。衛福部疾管署18日表示，台灣已完成可防治猴痘疫苗簽約，力拚8月底到貨。
疾管署副署長莊人祥則曾表示，台灣1979年之前出生的民眾，大多已打過俗稱牛痘的天花疫苗；研究顯示該疫苗對於猴痘，具有85%保護力。天花疫苗，到底是什麼？來看看藥物事典《食藥史》的介紹。
弟弟過世兩年後，瑪麗．沃特利．孟塔古跟官運亨通的丈夫定居倫敦。有一天她發燒了，皮疹迅速出現，醫生的診斷毫無疑義。她感染了天花，從此臥病在床，經歷一階段又一階段的病程。醫生並不樂觀，因為她的病勢沉重，膿皰擴散加深。她輾轉反側，搔抓皮膚，醫生建議她的丈夫準備後事。
可是瑪麗還有重要使命。她度過危險期，克服了天花。幾星期後，她打開臥室房間走出來。她的睫毛掉光了，一雙明眸周圍的皮膚發紅刺痛，而且往後的歲月都維持這個狀況，讓她的面容顯得有點凶殘。她臉上曾經光滑的皮膚，如今布滿坑洞和疤痕。但她沒有失明，比其他很多病人幸運，而且她的精神似乎沒有受到影響。
不久後她的丈夫升官，被任命為駐鄂圖曼帝國（今土耳其）大使，奉命前往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堡）就職。孟塔古原本打算隻身赴任，畢竟那是一七一五年，長途旅行格外艱辛，讓妻子和兒子留在英國是傳統做法。但是瑪麗一點都不傳統，她的力量回來了，她對那個陌生國度充滿好奇，怎麼肯錯過這場冒險？她堅持陪同丈夫前往，還要帶著年幼的兒子同行。
瑪麗在君士坦丁堡歐洲區安頓下來。丈夫白天都在大使館上班，她開始探索這個陌生的穆斯林世界。她對當地女性的生活特別感興趣。當時的歐洲人普遍將土耳其人視為落後的蠻族：蓄養奴隸，將女性圈禁在深閨，處死不信神的人，全天候在高塔上呼號他們的信仰。根本還生活在中世紀。
瑪麗身為大使夫人，有機會結交城裡的婦女界領袖。那些優雅高貴的女性對她大開友誼之門，邀請她走入她們的住宅、澡堂，品嚐她們的食物，認識她們的風俗，了解她們的思想。她慢慢發現，土耳其婦女雖然居住在只有女性的後宅，做禮拜與男性隔絕，也不能直接參與政治，但她們卻不認為那是禁錮，反倒覺得是一種特殊的自由。她的新朋友好像並未遭受脅迫或剝奪；相反地，她們聰明、有教養，看起來幸福快樂，以某種她想像不到的方式享有自主權。沒錯，大多數時間只能跟女性往來，可是在那個世界裡，她們比很多歐洲女性更自由，可以有自己的觀點，自由表達意見。她們聰明伶俐、知識豐富，跟同性之間以單純的情感建立深厚的友誼。她觀察發現，她們格外擅長婉轉行使自己的權力。她們的生活方式雖然與現代歐洲女性截然不同，卻不失充實。當代歐洲女性通常在男性的世界耗費心力，與其他女性爭奪權力和注目。
她們也擁有身體的自由。她們對瑪麗穿在身上的「盔甲」十分驚訝：沉重的長禮服和僵硬的胸衣與束腹。她卻為她們在澡堂裸露身體的那份隨性自在感到詫異。穆斯林女性身上有個小細節特別令她感興趣，就是她們光潔無瑕的美麗肌膚。她們的天花疤痕呢？
她找到原因，也寫在一七一七年的一封信裡：「我有件事要告訴你，你聽了以後會遺憾自己未能來到這裡。在英國流傳那麼廣，奪走那麼多人命的天花，在這裡完全沒有殺傷力。因為這裡的人發明一種方法，他們稱為『嫁接』（engrafting）。有一群老婦人專職做這件事，時間選在入秋後熱氣漸消的九月分。她們派人詢問哪些人家有人想要感染天花，為此專門舉辦派對。等這些人聚在一起（通常是十五或十六人），負責接種的老婦人就會帶著裝滿上選天花膿漿的堅果殼來到，詢問接種者想種在哪一處靜脈。之後她立刻用一根大針刮開對象指定的位置（疼痛的程度相當於一般刮傷），將沾在針尖的膿漿送進接種對象的靜脈，之後用空心堅果殼包紮傷處……。接種的兒童或年輕人當天會聚在一起玩耍，到了第八天，恢復健康。接種後不久，他們會發燒，躺在床上休息兩天，很少躺上三天。大多數人的臉上最多只有二、三十處皮疹，而且絕對不會留下疤痕，八天後他們已經完全復元……。沒有人因此喪命。我對這種措施的安全性非常滿意……。」
這段文字是西方對「嫁接」（也就是如今所謂的預防接種）最早的描述。瑪麗對整個過程的敘述大致正確，只有靜脈這個詞彙用錯了，顯示她的醫學常識不足。土耳其的技法是在皮膚上（通常選擇手臂）刮出一道單純傷口，只要達到出血的深度即可，接著用針尖沾一點輕症病人患處痂皮的粉末及／或膿漿，植入傷口裡。這些「天花痘種」會在接種者體內引發輕症天花。病程結束後，接種的孩子再也不必擔心會感染天花。
▲ 「天花痘種」會在接種者體內引發輕症天花。病程結束後，接種的孩子再也不必擔心會感染天花。（圖：https://pixabay.com/）
瑪麗深深著迷。她曾跟英國大使館的醫生討論這個做法，也跟法國大使聊過。法國大使告訴她，這種種痘法就跟在歐洲泡溫泉一樣普遍又無害。有些歐洲醫生曾經在寫回祖國的信件裡稱許這種技法，卻沒有產生任何效應。於是瑪麗開始考慮做點非常大膽的事，或許也非常愚蠢：她想要讓兒子接受這種「野蠻的」嫁接法。
事不宜遲，她的丈夫已經接到命令，即將返國任職。於是她瞞著丈夫跟一名精通接種技術的婦人見面，大使館蘇格蘭裔外科醫生查爾斯．梅特朗（Charles Maitland）也在她的說服下勉強加入，從旁觀察。老婦人來了，帶著從當地合適的輕症患者膿皰取得的新鮮痘種。她取出一根長針（梅特朗注意到那根針鏽跡斑斑），在瑪麗的六歲兒子手臂刮出一道傷口，孩子疼得放聲大哭。老婦人將天花膿漿與孩子的鮮血混合，再揉進傷口裡。這時梅特朗按捺不住了。為了確保效果，通常兩隻手臂都需要接種，梅特朗為了避免孩子再受一次針尖刮肉的痛楚，拿出自己的手術刀在孩子另一隻手臂劃開一道傷口，親自植入一點痘種，再包紮傷口。
接下來就是等待。一如預期，孩子發展出輕微症狀，而後徹底痊癒，沒有留下任何疤痕。瑪麗保護了自己的兒子，他再也不會感染天花。
這是關鍵時刻：瑪麗和梅特朗在土耳其學會如何刻意讓孩童感染輕症天花，避免日後發生更嚴重、甚至致命的重症。這是瑪麗的切身之痛，當初如果她弟弟也接種，也不致於天人永隔。如果她自己也曾接種，容貌就不會受損。她決定將這種土耳其技法帶回英國。
只有一點疑慮：她不認為英國醫生肯採用這種技術。他們之中有太多人長久以來使用沒有療效的古老方法治療天花，賺了太多錢。她寫道：「只要我覺得英國有哪位醫生品格夠高尚，願意為了人類福祉放棄一大筆收入，我會很樂意寫信向他詳細介紹這種技術。不過，如果我能活著回到英國，也許我會有勇氣與他們作戰。」
瑪麗和家人回到英國後，果然引燃戰火。她積極推廣土耳其接種法，英國醫界輕蔑以對。他們提出三方面的理由進行抵制。首先來自宗教：穆斯林有什麼資格教導基督教國家？其次來自性別歧視：那些沒受過訓練的女人有什麼資格教導受過專業訓練的男性醫生？最後則是醫學層面：在一七二○年的英國，醫界治療天花的方法主要來自古希臘的理論，也就是血液、黏液、黑膽汁和黃膽汁四種體液的均衡。基本概念在於，當這四種體液因為某種原因失去平衡，疾病就會發生。因此，治病的方法主要是讓四種體液恢復平衡。以天花為例，膿皰的產生，明顯是患者的身體想要排除汙穢物質，找回均衡。醫生的責任就是為病患放血、清腸和催吐，輔助身體的自然運作。
但病人變虛弱了，造成更多死亡。
瑪麗熱情推薦的土耳其接種法不適合這個體系，所以他們不予考慮。
一七二一年春天，倫敦爆發另一波天花疫情。這回死亡率特別高。這時瑪麗已經多了一個女兒，是在離開君士坦丁堡之前出生的，當時年紀太小不能接種。瑪麗決心保護她的第二個孩子免受天花侵襲。她的女兒已經三歲，剛好可以種痘。瑪麗找上當時也已經回國的梅特朗幫忙。梅特朗再次猶豫：如果出問題，會是他職業生涯的重大打擊。為了保護梅特朗，同時鼓勵其他人，瑪麗邀請人們旁觀這次過程。她認為這件事不該是私人行為，她要將女兒的接種變成公開示範，展現接種的功效。
瑪麗影響不了醫生，於是轉而向自己社交圈裡的人介紹種痘技術。她有位高權重的朋友，甚至包括王室成員，比如當時王儲的妻子威爾斯王妃安斯巴赫的卡洛琳（Caroline of Ansbach）。卡洛琳邀請皇室御醫參觀這場種痘示範。一群頭戴假髮的貴族聚在一起，觀看梅特朗為瑪麗的女兒種痘。緊張不安的梅特朗用手術刀在小女孩的手臂輕輕一劃，將輕症患者的膿漿植入。
事情很順利，瑪麗的女兒安然度過預期中的天花輕症，整個復元過程都呈現在當時醫界領導人物眼前。瑪麗鼓勵朋友親自來家中看她的女兒，於是訪客絡繹不絕，有醫生，也有社會人士。由於疫情仍然凶猛，瑪麗社交圈裡有不少貴族開始要求讓孩子接種。
其中最早表態的正是卡洛琳。卡洛琳是未來國王喬治二世的德國籍妻子，當時已經有五個年幼的孩子，其中一個有一天會繼承王位。卡洛琳跟瑪麗一樣，也是個聰明女子。她跟很多引領時代的思想家書信往來，比如德國大思想家哥特佛萊德．威廉．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法國哲學家伏爾泰（Voltaire）曾說卡洛琳是穿著貴族服飾的哲學家，也難怪她跟瑪麗志同道合。卡洛琳親眼目睹瑪麗女兒的種痘經過之後，有意讓她的孩子都接種。
她開始遊說公公國王喬治一世，徵求他的同意，但卻遭到拒絕。在證實這種外國技術安全無虞之前，喬治一世不願意讓自己的血脈冒險。卡洛琳只好安排進一步的實驗，這回對象是倫敦新門監獄（Newgate Prison）自願參與的囚犯。雀屏中選的囚犯，在試驗結束後可以獲得皇家特赦。
他們挑選各三名男女囚犯接種，密切監控，並邀請二、三十名科學家和醫生到場見證。五名囚犯在幾星期內發展出輕微症狀，之後如期復元（後來發現第六人已經感染過天花，所以接種無效）。只是，接種真能讓他們抵抗正在倫敦肆虐的「野生」天花嗎？為了解答，其中一名十九歲的女性囚犯奉命每天晚上跟一名罹患重症的十歲男孩躺在同一張床鋪上睡覺，她連續照顧男孩幾個星期，始終沒有染病。這個結果很鼓舞人心，但這就足以證明嗎？
還不夠。他們安排另一場實驗，這回的對象是十一名倫敦孤兒。同樣的，結果相當可喜。
早期選擇囚犯與孤兒做實驗的做法，奠定之後兩百年醫學實驗的基調。當新開發的藥物需要大規模人體試驗的，最簡便的途徑就是選擇沒有能力反抗的對象。這種對象的行動和去處可以受控制，方便長時間觀察。囚犯和孤兒因此成為完美對象，後來加入行列的軍人和精神病患也是。住院病人是另一個選擇。從歷史的長河看來，直到不久前，醫界才開始思考「知情同意」的問題。
本文摘錄於聯經出版《食藥史：從快樂草到數位藥丸，塑造人類歷史與當代醫療的藥物事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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