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症醫師面對超時超量工作，以及層出不窮的醫療糾紛，讓醫科學生嚇得不敢踏入，而現任醫生也不堪負荷成為逃兵，轉往醫美產業，救命不如救醜。
撰文◎陳培思
保護外科醫師，比保護熊貓重要！」醫界這麼形容。現在不只內、外、婦、小兒、急診5大科缺人，高風險的麻醉科人力缺口也浮現。台灣目前已有196個鄉鎮沒有婦產科醫師，婦產和小兒科醫生人數下降速度，遠遠超過下滑的生育率；原來應該24小時的急診室，也因為醫生人手不足，開始有了「營業時間」，有的在晚上10點關閉，也有位在台北市中心的醫院，晚上8點急診就熄燈。今年台大醫院招住院醫師，急診科竟然只有1人申請。
醫師過勞死層出不窮
現在許多醫院招不到住院醫師，沒有住院醫師、實習醫師支援，讓原來已經分身乏術的總醫師，還要負責主治醫師的工作，甚至主任也得輪班，苦撐的醫生們工作量愈來愈重。
外科醫生開完一台刀馬上就趕下一台，喘口氣的機會都沒有，甚至連續工作2~3天。因為醫療具有延續性，不能開刀開到一半停止，因此，台灣的醫生被排除在勞基法外，無論工時、職災、資遣，完全沒有保障。醫師錢建文指出，為了保障醫療品質，美國紐約州在1989年規定，醫師每週工作與值班總時數不得超過80小時，但台灣卻沒有任何規範。
成大醫學生連續值班36小時後陳屍宿舍浴室；台大陳醫師還來不及脫下醫師袍，就在家中猝死；長庚婦產科醫師倒臥手術台、急診醫師猝死於宿舍......，然而，醫院班表上永遠看不到醫生超時工作的紀錄。
台灣醫師「犯罪率」世界第一
但壓垮醫師的，不只是超時超量工作，而是急遽攀升的醫療糾紛。
對許多醫生而言，把病人從死神面前拉回的成就感，可以彌補身體的勞累，然而，這些熱情與使命感，已被過多訴訟消磨殆盡。
台灣的產婦死亡率，比美國還要低，但台灣的「醫療犯罪率」卻是世界第一，在地方法院刑事醫療糾紛判決中，「有罪率」竟高達25.6％，特別集中在4大科及重症科別上，每23.5天就有一位醫師被判決「有罪」。一位外科醫師發現，他辦公室有3／4的同事都被告；另一個辦公室裡，4位醫師有一半正為官司所苦。
「在我眼中醫術精湛的主任也吃上官司，讓我害怕自己是否有足夠能力面對，」一位年輕的醫師說，大環境讓新一代醫生失去了勇氣，甚至形成了防禦性醫療，面對病人時，不敢冒任何風險，寧可先求自保。
新竹有名年輕人，車禍送醫時昏迷指數還有11，如果當時挪出急診病床馬上開刀，就能救活他，但醫生不願冒違規多挪病床的風險，不斷轉院的結果，這名年輕人昏迷指數只剩下2~3，成了植物人，永遠醒不來。「這是一個何其哀傷的例子，當環境逼得醫師失去救人的勇氣，是多可怕的一件事！」醫師陳家如感嘆。
急救過程 太容易挑毛病
「在急救過程中，以救命為先，要事後諸葛挑毛病，一定能從雞蛋裡挑出骨頭，」陳家如說，「有個老醫師流著眼淚問我，為什麼過去把病人的命救回來，他們對我感激涕零，現在卻動不動就回來影印病歷，想挑出些毛病？」
一位醫師開了十多個小時的刀，救活了酒醉駕車的女子，但腦傷實在太嚴重，後來再度出血，傷患還是變成了植物人，家屬揚言控告醫生。
藝人薛志正控告醫師對他急救時，因插管不慎，造成假牙斷裂掉入氣管。但在「救命」為第一優先的緊急狀況下，「醫事審議委員會鑑定書」認為插管過程中，假牙掉入肺部屬於「合理風險」，檢方因此不起訴醫師，但法院卻認為，醫師應注意而沒注意，有業務過失傷害之嫌，這樣的認定，無疑是給第一線搶救生命的醫生重擊。
醫生去除刑責 難以取得共識
新加坡除非重大故意過失，否則醫師「無刑事責任」，因此少有醫療糾紛。美國雖然經常打醫療官司，但因為醫療費用高，具有良好的保險及調解制度，分攤了醫師沉重的負擔。
「醫療行為本來就有風險，」一位醫師說，台灣健保讓醫療廉價化，把風險轉嫁到了醫生身上，「為何一個殺人犯被判賠99萬元，和生死搏鬥的醫師卻被判賠3,000萬元？」沒有人會要求消防員必須救出火場裡所有的人，只能盡力而為。同樣的，醫療行為屬攔截行為，攔截生命或健康惡化的發展進程，攔截失敗並不代表有罪。
超時工作容易造成醫療糾紛，醫療糾紛影響從醫意願，醫生人力減少使得線上醫生必須負擔更多工作，只得繼續超時工作，形成無解的惡性循環。
面對醫療糾紛層出不窮，醫勞盟積極提出訴求，包括應該讓「不可避免之醫療風險」無過失無罪責；增修入法「尊重醫療專業裁量權」；積極建立「醫療風險補償制度」；盡快制訂通過《醫糾處理法》。然而，目前各界對醫生去除刑事責任意見不一，要達成共識還是條漫漫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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