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提到由香港起源的樓花（預售屋）銷售制度在香港的發展與改善，令香港在整個預售屋銷售的歷史洪流之中只出現過兩次「爛尾樓」事件，同時每次出現都會以增加監管，達至更為小業主保障之結果作結。而直至目前為止，由7月起的中國爛尾樓業主斷供潮已經蔓延至115個城市、事件涉及大型中國房地產企業之際，中國網絡上開始出現討論為何中國買了樓花（預售屋）的韭菜們會被狠狠地「割」，之前有一個微信的公眾號就曾以《為什麼香港沒有「爛尾樓」》一題撰文，成為中國韭菜們議論紛紛的熱話。
中國那麼有錢為何會有爛尾樓？
中國有14億人，一人一塊都有14億(笑) ！為何仍然會有那麼多爛尾樓，沒有錢蓋完整個建案？從不同地產建商的資金流動性我們可以從中獲得一點啟示，中國監管部曾在2020年中收緊建商的企業融資，並定下「三道紅線」，要求中國的房地產發展商，剔除預收款後的資產負債率不得大於70%、淨負債率不得大於100%、現金短債比不得小於1倍。
大部分中國上游建商、例如目前民眾斷供情況最為嚴重的中國恆大，其負債水平之高已經遠超中國監管當局的警戒上限，參考2022年香港房地產商「長實集團」在2022年3月公布的淨負債率只有0.3%；「太古地產」的資本淨負債比率則低至3.5%，與中國房地產建商動不動就高達百分之七八十、甚至上百的負債率不同，香港建商的槓桿倍數相對而言相當溫和。
說到底都是法律之於社會角色問題
說到最根本的原因其實就是銀行沒有監管權，中國參考香港的樓花銷售制度，但卻缺乏監督和處置爛尾樓的手段。中國建商收取的首付資金存放於銀行之中，只要是由開發商向銀行提出請求，說明錢的用途為何，銀行核准後交到中國房管局，而只要房管局同意撥款，不論建商之後其實是不是真的拿去蓋房子，還是被挪用至其他用途，銀行完全無可置喙，既無能力亦沒有義務去監督建商如何使用資金。
這回歸到中共管治體系之下看待法律的角色，當法律的女神不再是蒙著雙眼、不理外在來做出不偏不倚的判決；當法律在管治體系內的角色是三權合作而不是三權分立互相制衡與監督，在這樣的現實情況之下根本不會容許香港的監管制度在中國出現，因為這不合乎三權合作以及法律為政權服務的意識形態。在絕對的權力之下，「割韭菜」是在中國經濟下行之時必然會出現的結果。
不論是「三權合作」還是台灣「情、理、法」的意識形態，小業主唯一可靠的就是法律制度有沒有監管空間，我們不會知道未來香港的法律體系會不會逐步走向中國化為政權服務，亦不知道以情為先、法為最後的台灣會不會有一天亦如中國一樣小市民被「割韭菜」，唯一可做的就是持續監督，以堅實的法律專業捍衛不同利益關係人的合理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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