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依然存在
光是所有藝術創作的泉源。光是一直在流動的，就像生命的時光一去不回。光讓我們想到時間流轉，想到生命易逝。光，只要一點點光，生命就有希望。
我的這一場乘著光影旅行的人生路，不知不覺進入回望的時刻。
一面還在繼續往前進行，一面又被某種力量逼著往回看。
前方的路不知還有多長，回望我這過去的四十五年，忽忽有一種「千巖萬轉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的情懷在胸口湧動。
二○一六年，我接任第十八屆台北電影節主席，每年夏天必須停留在台北一個多月，於是有了時間和侯孝賢、倪重華等老友們相聚，當入酒三分，往事重提，微醺中撥開塵霧，就墜入了層層疊疊，縐褶從未熨平的往事。
「當大家都坐在飛馳的車上時，只有他一個人跟著車子後面。沿路欣賞著風景慢慢地走。結果走得最遠的反而是他。」 小野寫的，沒想到一晃快四十年。
那年我二十九歲，一九八三年，中影派為電影《竹劍少年》的攝影師。
我生而逢時，正好遇到台灣電影的天空起風並捲動的年代。而當時在中影，我已當上攝影師，獨立拍攝了多部紀錄片，之外也拍了兩部來台灣拍攝的港片《飛刀》，《又見飛刀》、《武之湛》，而在中影的編制上我還是攝影助理，《竹劍少年》是中影第一次指派我做攝影師的電影，可見當時中影對技術人員素質的高度要求。
張毅導演籌備《竹劍少年》時找我做攝影師，但中影還是非常不放心，另指派了攝影指導，每一個鏡頭都要由指導確認後才能拍攝。片子的場景是在綠島，我們一邊拍攝一邊勘景，有天拍攝結束，製片安排搭乘租來的小巴車去燈塔勘景，但各部門需要去的人太多，小巴塞滿人載不下了，攝影指導就對著我說：「阿賓，我去就可以了，你下車不用去了。」這時車上的同事都看著我，我心中想「我是攝影師啊！怎麼能叫我不去呢？」心中泛起一陣委屈，也覺得很丟人，攝影師被請下車。我愣了一下想說些什麼，事實上又能說些什麼呢？
那時也沒再多想就跳下車了。
反正綠島也不大，小巴飛馳而去，揚起的沙塵撒了我一身，小巴漸漸遠去，望著這一塵土彌漫濛混不清的小路，未來人生的路會不會也是如此？轉頭一看，旁邊是無盡的沙灘連著碧海藍天的景色，這個畫面太美了，心情一下子就好了起來！一個人快步往前走，想想攝影指導的安排也是對的，他有他的不得已，總不能讓整組人耗在那影響工作。想起小時候，在外和別人打架，母親總是先向對方道歉，說我的不是。沿途看海聽海，天寬地闊，沾了一點髒灰的心情，頓時被洗得乾乾淨淨。
後來在拍攝燈塔的塔頂時非常困難，塔內空間很窄，塔頂四周有一小走道，只夠一人走動，風呼呼地吹著，感覺隨時就會被風帶走；有一鏡頭攝影指導指示我，將攝影機架在燈塔頂端的護欄邊緣處，先拍塔內擦燈的演員，再往右快速攀搖，同時鏡頭推進（ZOOM IN）到遠處海邊，聚焦在一群扛著木劍的跑步少年，塔上空間太窄， 我只能身懸塔外，拍攝這個鏡頭身體手臂的動作變換很大，有些高難度，而我一腳跨到塔外面，半個身體懸在空中，實在很難操控攝影機。當年攝影器材非常簡易，沒有穩定的油壓齒輪機頭，也沒有電動的鏡頭推拉控制設備，一切都靠攝影師的一雙手。我告訴自己，未經歷風險磨難，怎麼可能成功，沒有付出辛勞的收穫也不會甜美。何況上山下海，餐風露宿是攝影師的基本職責，若是這樣都不行，還談什麼理想未來， 就趁早改行吧！
最後，我成功地完成了這一個畫面，過了一關，從此信心也跟著提高了，心情從抱怨、不解，轉化成感謝攝影指導給我的磨練。
生活中處處都有啟示，有一晚上下著小雨，我們在一處山坡地裡拍攝，需要在傾斜長滿綠苔的岩石上架設攝影機，非常地困難，我試了幾次都架不穩，忽然發現岩石上有三個不等距的小洞，勉強可以架設三腳架，沒想到大自然所賜予無用之用的小洞，竟在當下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滴水穿石，在堅硬的岩石上要穿鑿出三個小洞，需要多長的時間以及多少水滴？而那三個小洞，又剛剛好能夠在對的時刻，遇到一個需要它的人？ 我當時有一個浪漫的想法，它在這山坡上等了我上百年，我們終於相遇。因我用了它，更確立了它存在的價值，我因它而明白了存在的意義。
那時我一心一意只想把電影拍好，用盡心思和力氣也祈求運氣。我很明白，萬一這電影拍失敗了，肯定被打回去繼續當助理，最壞的結果就是再等幾年，訓練好自己，等下一次的機會。回想起來，綠島那段海天一色的路程，當真既浪漫美麗又滿腹辛酸，而即便辛酸，對於大自然的呼喚，我仍然無法視而不見。那彷彿就是我後來人生的預演，某種命運的伏筆。
從此以後，我就一直是那個爬上燈塔頂端，站在懸崖邊緣，迎風而立的冒險者。最初是沒選擇，後來則是自己放棄了選擇。
站在邊緣是要提醒自己，只能往前走無路可退。
站在邊緣，是為了不掉下去。
我的人生劇本一直是一個人，走了很遠也很久；中影的十二年，從一個矇矇少年應時際會，參與了台灣新電影的初創行列。最早的《竹劍少年》、《單車與我》、
《黑皮與白牙》、《策馬入林》、《稻草人》、《童年往事》、《戀戀風塵》的十一年只算熱身。
接著命運安排我去了香港，從零開始接受現實的挑戰與磨練，之後來自異國的邀約接連不斷，除了香港，我頻頻飛到越南、泰國、日本、法國、美國、加拿大、尼泊爾等地工作，甚至走進中國大陸的長江、西藏和可可西里無人區與內蒙古零下四十度的大興安嶺。年復一年飛到不同的地區國家，與不同文化的導演合作，如許鞍華、張艾嘉、田壯壯、王家衛、陳英雄、行定勳、姜文、吉爾布都、是枝裕和、宗薩欽哲仁波切……在世界各大影展中，從不同的人手中接過獎盃，最後回到台北接下台北電影節主席，讓當時幾乎停辦一年的台北電影節如期舉辦至今，又從李安導演手上接任二○二二年金馬獎執委會主席。
「李屏賓以一個人的力量，影響了台灣電影用光的觀念。」攝影前輩、我的老師林鴻鐘有一次在接受訪問時，說了這句溢美的話。
其實我沒有那麼大的能力，也沒有這麼大的理想，我只是比其他人更早、更大膽地，嘗試用不同的光影。在我拍的電影畫面裡，我只是希望光影能說話、影像能動人、畫面能傳達如文字的魅力，我依然是那個站在塔頂邊緣的攝影師。
這些年我最渴望的事，從來都是回家。
台北的老房子一直都在。我有兩個家，一個在洛杉磯，有妻子和兒女；一個在台北，是母親一直住的地方。這裡有恆久不散的母親的氣味，也放著我半生收藏的書畫器物，但因為我的工作是電影攝影師，無論哪個家，我也只能來來去去，大部分的時間，我都在不同的電影裡，在一個又一個不同城市中漂移，總是讓我離家越來越遠。
從小我住台北，家在鳳山相隔三百多公里，那時對小小的我來看，就是天與地的距離，每年只有寒暑假可以回家。當時沒錢買火車票，每次回家都是清晨四點多，天矇亮由木柵走到台北火車站，當晚睡在火車站前的圓噴水池旁，第二天清晨買一張五毛錢的月台票進站，每次都是搭乘早上四點多的慢車去高雄，一路躲藏查票員，晃晃蕩蕩十幾個小時，再轉火車去鳳山火車站。若是一切順利，出站後再走一個小時的路回家，你說回家容易嗎？服役海軍三年，一半時間在外島，一半時間在海上，在中影的十二年裡，有一大半的時間是與母親和家人住在一起，一半的時間是在外景地，最後兩年我結婚有了自己的家；後因工作去了香港，我的家也搬了過去，陌生的城市，聽不懂的語言，人生一切重新開始，香港十一年後，為了即將上學的孩子，又一次遷移到更遠的洛杉磯，人生面臨再一次地從頭開始，從這時開始我飛向不同的國家工作。在我內心深處，我是一個時時刻刻都想回家的人，但我一生熱愛的電影工作，卻是一個讓我回不了家的行業，像一個帶著我天涯海角去漂泊的情人，收穫光影與回憶的同時，也收穫孤獨與痛苦，不是只有忠孝難兩全，人生的任何事情都很難兩全。
光陰快逝如流水，四十多年來，我就在兩個家與拍攝地之間游牧，隨著電影的牧草而漂泊。我在所有找我合作的電影合約中，我都要求往返要經過台北，藉此可以探望母親；我思念家人，工作一結束先看望母親，然後全力狂奔回我的家，每每與家人相聚一陣子之後，又總會有新的工作召喚，內心老是掙扎去還是不去。事實上也沒有選擇，縱使想留在溫暖的家，最終還是要面對對家的責任，只能繼續上路。
我的人生，簡單來說，就是從一部電影到另一部電影，從清晨的微光到黑暗中仍然存在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