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世上的受害者往往也是加害者，是獵物也是獵人。「我是受害者」這句話，往往成為令人放棄自己道德底線的藉口。
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維夫，經常可以看見許多穿著軍服的年輕人，他們是正在服兵役的年輕人。我在旅途上也經常遇到來自以色列的年輕背包客，他們通常都有著相似的背景：剛完成了兩年或三年的兵役（以色列所有人都要服兵役，女性兩年、男性三年），於是花數月或半年時間出來旅行遊歷。臺灣與南韓的年輕人也要服強制兵役，但這兩個地方卻其實一直都沒有戰爭。以色列卻不同，戰爭總離他們不遠。
記錄片《See if I'm Smiling》談的就是這些年輕人的經歷。導演訪問了六位曾在以色列服兵役的女孩子，由她們自己回憶，在這兩年兵役期間，她們變成了一個怎麼樣的人。
她們由一個十八歲的普通少女，變成穿上軍服拿著步槍的士兵；由學生變成擁有權力的軍人，在西岸、加薩走廊擔任殖民者的角色。對她們來說，巴勒斯坦本是一種遙遠的存在，也許在記憶中有過自殺式炸彈襲擊的新聞、在教育中學過以色列被阿拉伯諸國圍攻的歷史，但這些始終不會變成對於個體的恨。正如認為日本應為侵華道歉的中國人，不見得就會見到日本人就恨。
然而穿上了軍服，卻成了「路西法效應」的活生生實驗品。「路西法效應」說的是一個心理學實驗──一群普通人分別扮演囚犯和獄卒，當他們漸漸投入了角色，便一步一步越過了道德的界線，做出自己平常不能接受的事，就如大天使路西法墮落成為撒旦一般。
軍隊是一種扭曲的體制，特別是當你擁有了強權，你可以肆意侮辱、傷害你的「敵人」──即使他們只是普通的平民百姓。而當恨意進占了心中，甚至成為習慣，則能把人變得無法想像地恐怖。
記錄片中，一個女兵回憶自己最不堪回首的一幕：為一個巴勒斯坦死者清潔身體時，有其他女兵帶著相機路過，她沒有猶豫地就叫人為她與屍體合照，就像旅行時在景點前拍照留念般。這成為她做過的最羞恥的一件事，沒有想過這世上竟曾存在著一個這樣的自己。
而那張相片，她沒有丟掉，因為她想看清楚當時的自己，「See if I'm smiling」。
有人說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但即使如此，恨的理由通常也不難找。片中最讓我震撼的是，恨意如何可以輕易地轉變成瘋狂，讓一個正常人遠離應有的道德和理性。要恨，不難；要把恨合理化，也不難，只需找一個理由，然後它就會自然而生。其中最常用的理由，就是「我是受害者」或「我是弱者」。
吊詭的是，這世上的受害者往往也是加害者，是獵物也是獵人。一戰後德國認為它被英法美等國逼迫，沒多久就反過來殺了六百萬猶太人；以色列曾被阿拉伯國家圍剿，但今天卻在欺壓著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確實已是弱勢到極點，但那些自殺式炸彈襲擊，傷害的往往卻是最無辜的平民。而現在，這些以色列的年輕平民又穿上軍服，成為巴勒斯坦人眼中的壓迫者。
另一部電影《立見天國》（Paradise Now）講述兩個巴勒斯坦年輕人自願成為人肉炸彈，因為認為被以色列壓迫、失去家園，在沒有槍炮子彈的情況下，只能以這種方法去反抗。但同是巴勒斯坦人的友人卻質問，這樣能嬴嗎？不，這樣只會毁滅我們的生活，然後讓對方更有理由或藉口去使我們活得更痛苦！
如果用暴力永遠羸不了，那就至少要在道德上戰勝。道德是「弱勢者」的最大優勢，用來對抗缺乏道德者的權力；而「弱勢者」的最大道德往往就是「弱勢」本身──因為被壓迫，所以行動上即使超越平常的秩序，也可以得到理解和接納。但即使如此，弱勢不能成為唯一的道德，「弱勢者」的身分也不能無限擴大。
「我是受害者」這句話，往往成為令人放棄自己道德底線的藉口。因為我是受害者，所以我要反抗；因為你比我強大，非常時期可用非常手段，所以我的反抗方式也要用上更邀進的手段；因為要激進，所以就算放棄一貫的道德也是合理的。於是一些不應出口的話竟能說出口了，一些不應做的事也能做得出來，就因為「我是受害者」。
我想起學佛的朋友教我的一句話：「憎恨會令你成為你憎恨的人。」就像那些武俠小說的老橋段：殺了殺父仇人，你也成了人家兒子的殺父仇人。報父仇有沒有道理？大概有，但之後呢？仇恨可以怎麼終結？有誰能夠得益？
想像這樣的情況：一個以色列人被一個自殺式炸彈炸死，他的家人定會悲憤莫名，將仇恨指向巴人。等這個人的孩子長大了，到巴勒斯坦服兵役，他會把他眼前的人都視作殺父仇人，恃著權力侮辱甚至傷害他們。被傷害的巴人無處還擊，於是決定成為人肉炸彈，再殺死另一個無辜的以色列平民。可想而知，雙方的每一個人在民族國家層次、家庭層次、個人層次，都覺得自己是受害者；這種仇恨的循環，怎麼樣才能解開？
在東耶路撒冷，我探訪了一個民間團體，他們的工作讓我非常震撼。這個機構叫父母心聲家庭論壇（The Parents Circle Families Forum，簡稱PCFF），專門為因以巴衝突而失去親人者提供服務，例如心理輔導、互助小組等，他們的服務對像同時包括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更進一步，他們還會安排兩邊死者的親友一同參與小組，透過溝通和理解去消弭仇恨。以色列人也好，巴勒斯坦人也好，站在眼前的雖理應是「加害者」，卻其實跟自己一樣都是個無辜的「受害者」──同是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兒子的母親。在一個「人」面前，國族之別，對錯之分，也就沒有原來那麼重要。她們之間的一個擁抱，就等於化解了無數個即將發生的悲劇。
PCFF 的成員有六百多個家庭，成立二十年以來，這些參與者由本來可能選擇成為人肉炸彈或帶著仇恨服役的士兵，變成終於看清事情的本質──真正製造悲劇的，是「衝突」本身。一旦超越了「受害者」的心魔，回復成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和平的目標反而更近了。
---本文摘自《旅行在希望與苦難之間》一書，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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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不只看見美好。
我相信旅行包括了美好的內涵，如瞭解、珍惜、反省以至和平；
問題是，怎樣才能將這些美好的東西放大，取代浪費、自私和毀滅？
關於那些希望與苦難，關於旅者如何觀察、理解與回應。
作者簡介
林輝
香港人，畢業於香港嶺南大學（社會科學學士）及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碩士），曾為青年團體圓桌研究及教育協會（Roundtable Community）全職總幹事，也是時事評論人、社會運動者、註冊社工、香港多個媒體專欄作家及主持。活躍於香港公民社會，尤其以參與保衛天星碼頭、皇后碼頭、反高鐵及反政改等社會運動在香港為人認識。 2007 至2008 年間，曾獨自到雲南、西藏、尼泊爾及印度等地旅行，為時 11 個月；最後 3 個月，由西藏拉薩獨自騎單車經雲南到達泰國清邁。回港後成立團體「責任行者」，推廣責任旅遊（Responsible Travelling）──藉由觀光旅遊發展，促進當地文化維護、環境保育、弱勢團體協助等。 2012 年夏，應綠色和平之邀乘坐極地曙光號（Arctic Sunrise）前往北極，協助推廣「守護北極」（Save the Arctic）全球運動。 2012 年秋，獨自出發進行環球旅行，現為環球旅行者和旅遊作者，為香港及馬來西亞多個媒體如《經濟日報》、《明報》、《旅行家》雜誌等撰寫專欄。出發至今，已走過亞洲、歐洲、中東、中南美洲等 40 多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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