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建都於長安，洛陽是它的東都。從唐高祖至高宗，均以長安為全國的政治中心，但是武則天登上帝位之後，除了長安元年十月到三年十月這段時間住在長安以外，其餘時間一直住在洛陽。
據史料記載，武則天於西元六八四年九月改嗣聖元年為光宅元年，並且「改東都為神都，宮名太初」。改東都為神都，無疑是想抬高洛陽的地位；而「太初」則意味著一切從新開始。
與此同時，武則天又在洛陽立武氏七廟。西元六八八年二月還在洛陽建立了明堂。七廟是古代帝王權力的象徵，明堂是帝王舉行祭祀、朝會、慶祝各種大典的場所。武則天把七廟和明堂建在洛陽，無疑是想要以洛陽代替長安了。
此外，西元六九一年七月，也就是武則天登上王位還不到一年的時候，就把關內十萬戶居民遷到洛陽。至此，武則天要以洛陽為全國新的政治中心的用意已顯露無疑了。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她長住洛陽，並以洛陽代替長安呢？
有一種說法來自於傳統史書的記錄。《資治通鑑》和新、舊《唐書》等史書上都記載，武則天曾與王皇后和蕭淑妃爭寵，王、蕭失勢被囚，高宗惻然傷之，對二人表示即將重新處置。
武則天知道後，令人杖二人各一百，截去手足，投於酒甕之中，還罵道：「令此二嫗骨碎。」二人數日後死去。此後，武則天便經常在夢中見到她們「被髮瀝血如死時狀」。為了擺脫惡夢的困擾，她先是移居蓬萊宮，但眼睛前面還是經常出現兩人身影，不得已，就直接遷居到洛陽。這種說法自司馬光開始已流傳了很久，但是它看似順理成章，卻有許多漏洞。
首先，武則天常住洛陽並把洛陽作為政治中心，是高宗死後的事，距離王、蕭二人之死有二十多年了，把二者聯繫起來成為因果關係，不免有些牽強。其次，就武則天一貫的行為和性格來看，她不像是那種懼怕厲鬼報復的人。移居洛陽之後，她也沒有少殺人，有學者甚至認為她殺人殺得「手滑」。因此，史書的說法難以成立。
另一種說法認為，武則天之所以長期住在洛陽，「無非為其曾在長安出家，避洛陽可以縱情荒淫享樂起見」。這種說法也有待商榷。
因為武則天先後任皇后、皇太后和皇帝，她的一舉一動均受人矚目。她要享樂也好，要掩蓋曾在長安出家為尼也好，簡單地靠遷居洛陽的方式並不能掩蓋過去。更何況徐敬業起兵時，駱賓王起草的檄文中就有「洎乎晚節，穢亂春宮」的詞句，可見她的過去早已為天下人所共知，再怎麼遷都也於事無補。
至於她要享樂，就更不用避人耳目了。且不說薛懷義、張易之、張昌宗為其面首一事是否屬實，光看武氏的作風，她在平定叛亂和治理朝政上，手段之強硬與任何一位男性帝王相比，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如果她要貪圖享樂，還會懼怕輿論的制約嗎？
有人認為武則天長住洛陽主要是經濟上的原因。早在隋煬帝時，留在東都的時間比長安為多。入唐後，唐太宗曾三幸洛陽。其時關中屢遇天災，農產品供應不足，所以帝王往往移居洛陽，等到關中農產豐收，然後再回到長安。唐高宗曾七次到洛陽去，也主要是這個原因。
至武則天，乾脆就長住洛陽了。長安的運輸遠不及洛陽來得方便，而洛陽地處南北運河的中點，交通漕運便利，因此洛陽得到武則天的看重固然不排除有政治及帝王私慾上的原因，但主要是因其經濟地位決定的。
還有一種說法，較前面幾種而言更為新穎，即認為武氏遷居洛陽是出於政治的需要。她的目的在於改朝換代，以周朝代唐朝。在封建社會以男子為中心的傳統繼承製度的局限下，一個女人要奪取王位，做真正意義上的皇帝實屬不易，而武則天先後作為皇后、皇太后、皇帝，這一路走來更是比男人多了幾分尷尬。
雖然她最後成為了一國之君，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但是作為李氏之婦，其子為李氏之後，她和李氏之間始終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無法改變「男尊女卑」、「夫為妻綱」的傳統思想和以男子為中心的帝位繼承製度。她不能與李唐皇朝徹底決裂，不論是貶低或是抬高李氏王朝對她都是極為不利的。
在這種進退兩難的情況下，她只能選擇另起爐灶，建立新的政治中心，這樣一來，既不會侵犯李氏在長安的原有地位，也顯示了武氏在洛陽的另一番至高無上。無疑，這一舉動對於協調李氏和武氏的矛盾也是有利的，顯示了武則天的政治才能和智慧。
更有一種觀點認為，武則天長居洛陽的原因是高宗時期開始的獨特的軍事和政治原因造成的。高武時期周邊地區軍事形勢較初唐有很大變化，唐朝與東北方、西方、北方的戰事不斷。唐高宗為了便於指揮與高麗的戰爭，多次來到洛陽。與吐蕃發生戰爭後，唐朝面臨著東西兩條戰線，高宗就在兩京之間來回奔走。
從當時實際來看，洛陽正好位於全國幾何中心的策略位置，較之長安更加便於應付各方的種種戰事。武則天上台後，在制度上標新立異，別立系統，政治原因遂成為與軍事原因並行不悖的長駐洛陽的又一原因。她想拋棄長安，擺脫李唐王朝的大本營和政治、禮儀氛圍。當高宗死後，她連高宗西葬都不願回長安一趟。
那麼，武則天要另外建立一個政治中心，她為什麼不選別的地方，而是偏偏對洛陽「情有獨鍾」呢？持這種觀點者認為這是由洛陽自身的各方面條件所決定的。
長安處於關中平原的中部，雖然土地肥沃，農業生產比較發達，但是由於它屢屢為各朝代的都城，城市人口日益增多，所以隨著時間推移就很難滿足自己城內的糧食需求。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早在西漢年間，政府就大力發展漕運事業，然而由於路途的遙遠，加上三門峽一段的黃河河道狹窄，多暗礁，所以漕運要付出很大代價，往往得不償失。
而位於三河交匯中心的洛陽卻與長安截然不同，洛陽尉楊齊哲曾在給武則天的奏書中稱洛陽「帑藏儲粟，積年充實，淮海漕運，日夕流行，地當六合之中，人悅四方之會」。可見，當時洛陽在經濟發展上的條件的確優於長安。
自古及今，洛陽的地理環境決定了它具有經濟和軍事兩大方面的優勢，歷代帝王都對它非常重視。漢高祖稱道：「吾行天下多矣，唯見洛陽。」隋煬帝也說洛陽是：「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和。」這一切都說明洛陽在帝王心目中的地位，實際它具備了作為一個都城的條件。
到了武則天，她特別青睞洛陽，把洛陽作為新的政治中心，應該說是不足為奇的。武則天之後的中宗、玄宗等。又將神都改成東都，重新回到了長安，洛陽的重要性之後漸漸失去，從這點上看，武則天長駐洛陽可能是特殊環境下的特殊人物的特殊舉動。
*本文摘自《史官，你告訴我哪件事是真的！那些皇帝是怎麼死的？皇位是傳來的還是搶來的？這些謎在你出生之前就沒人知道，很可能到你死了還是解不開！》，崧燁文化出版
【作者簡介】
孟飛
一名數學不好的平凡文科生，學生時代最喜歡國文課與歷史課，就業後仍割捨不下對文史的熱愛，閒暇時也會投稿相關專欄，目前是養刺蝟新手。著有暢銷書《斜槓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