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育，我的醫學之路」-----何曼德院士
賴其萬
何曼德院士最近出版的自傳「我的教育，我的醫學之路」使讀者能有機會與一位國際醫學界知名的教授分享他的求學過程，包括他所受的養成教育、醫學教育、以及醫學院畢業後行醫研究的學習心得，並能由此體會學者風範的養成過程。在書中有許許多多對教育以及對醫學的觀察與批判都非常珍貴，而他自序所說的「許多人認為教育不過是少年時期接受學校授課的一個階段，但我回顧我一生學術的歷程，深切地覺得教育不因我的童年或青年流逝而停止，更不限課堂上的學習。我覺得在我生活中的許多經驗，往往也是教育的一部份，除了師長的教誨外，與他人的交談討論、生活的經驗、閱讀，以及思考所得的知識與技能等，都是我的教育的一部份。」更是道盡了「終身學習」的真諦。
何院士將這本書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漂泊少年時」，主要是敘述他不尋常的求學過程。他的幼年與童年由於父親外交官的生涯，使他在求學過程中隨著父親的職位而旅居國外，屢次遷徙而接觸到各種不同的文化，包括土耳其、奧國和美國。而後在抗戰期間，十四歲的他就決定追隨父親回到中國大陸，先後在廣東、湖南、重慶(南開中學、西南聯大化學系)、北京(清華大學政治系)念書。其中有一章「回憶父親」描寫他父親的生平以及他傑出的外交官生涯。文中特別提到他父親何鳳山先生以外交官的身分，在二次大戰希特勒屠殺猶太人期間，營救猶太人的義行，而死後得到以色列政府頒予「國際義人」勳章。文中除了令人感懷兒子對父親的孺慕景仰，也可領會到他父親為人處世與治學態度所對他的影響。
第二部「研究生涯」，何院士敘述他因為父親調任埃及公使，而以外交官子女享有出國留學的機會，由清華大學轉學到哈佛大學哲學系。大學畢業後，入史丹佛大學政治學研究所，而後因為「當時的人生哲學已跳出了狹窄的愛國主義，轉向服務人群的情懷」而「當頭棒喝，毅然學醫」。進入史丹佛大學醫學院，念了一年，又轉入哈佛大學醫學院，而順利完成學業後，進入臨床訓練，而展開其輝煌的研究生涯。他從內毒素到干擾素的研究，而後轉到匹玆堡大學公共衛生研究院與微生物學擔任教職，最後並在匹大醫學中心發展整合醫院感染症之臨床教學與實驗、醫學院微生物學的教學與研究以及公共衛生研究所之學術研究，而建立學術地位極高的學術團隊，並在病毒、愛滋病有突破的研究。文中也提到他到德國、澳洲的教授進修假與他人交換教學經驗的種種心得，也由其字裡行間可以感受到這有心人在教學上的觀察的確是高人一等。
第三部「台灣經驗」，詳述他1978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以來，如何在海外幫忙台灣中央研究院籌設生醫所，以及90年代參與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籌設。1997年何院士在匹大退休以後，應聘來台出任國家衛生研究院臨床研究組主任，而後領導台灣「抗生素抗藥性」、「腸病毒」之研究團隊，以及致力改善台灣醫學研究與教育制度，包括「感染症臨床研究訓練計劃」替台灣訓練了一批控制感染症的尖兵，積極參與台灣醫學院評鑑 (TMAC) 的籌設與參加實際訪視，書中對台灣的醫學教育與科學研究也有甚多的金玉良言。
在這本書我充分感受到何院士以其早期接觸到各種不同文化的薰陶，而對很多人、事、物都有一般人所沒有的敏感度，這也是本書最使我心動的地方。這或許就是黃崑巖教授的序文中所提到的，何院士使他感受到一種特質，「是不同文化的洗禮與薰陶融為一體而產生的素養，與周遭人相比，這些人有一份與眾不同的品味與氣質，宛如是一件物品的瑰麗光澤。」以下就介紹一些何院士對做人與做學問的態度、語言、制度的一些細膩觀察。
何院士提到他初到哈佛大學時，他以為一個學期只修了十二個學分不夠，於是多修了一門課湊足十五個學分，結果因此吃了大虧，後來才發現哈佛大學與中國大學明顯不同之處是，學生除了上課外，課外還另讀許多文獻，這是學生修幾門課而已的原因。他注意到中國學生大都十分注重教授在講堂上的授課與筆記，而很少在圖書館中深入閱讀。「以這種習慣，假若要深入人文科學的堂奧，那是絕對不夠的。其實中國大學生不管在大陸或台灣都有一種通病，即是書看得不夠多，至今猶然。」。想起最近TMAC到某大醫學院評鑑時，我也非常遺憾地看到該大學空有豐富的藏書，但學生的借閱率卻非常令人失望。
何院士由於大學主修哲學，因此他對事情的看法比一般人更為深入，注重邏輯觀點與嚴謹的科學性。何院士在學醫之路，特別注意到西方與東方臨床醫學教育的不同想法，他書中指出在美國學醫時，「在學生時代，即已注意與病人直接接觸的實際（Hands-on）訓練，很早即培養醫生對病人的責任心。」 目前台灣臨床醫學教育在五、六年級醫學生稱之為「見習」的「視而不作」的形式的確比起美國學士後醫學系三、四年級學生在這種實際接觸上差了一大截。本人在看過幾位由「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送到杜克(Duke)大學的台灣醫學院六年級學生回國的報告，發現他們也都指出美國與台灣臨床教育最大的不同，就如何院士所指出的，他們在醫學生的早期臨床教育就充分接觸到病人，而養成學生時代即有強烈的責任感。
何院士在書中也提到他做學問的態度受到幾位老師的影響很大。書中有一段回憶他與他的老師恩德斯教授 (John Enders)一起發表論文時，認為他們所發現的「病毒抑制因子」(VIF)不同於別人已發表的「干擾素」(interferon)。但後來發現別人陸續的研究證明「干擾素」不只是一個蛋白，而是一類蛋白的總稱。「…恩德斯明瞭這一點以後與我商量，我們同意由他在學術大會上公開宣布VIF 不是我們新發現的新因子，而是干擾素的一種。他這種豁達誠實的行為，是合乎學術最高尚的道德與倫理，也算是我科學教育的另一轍。」 他也提到剛回台灣時，有一次與台灣的醫生提及他想從事抗生素抗藥性的研究時，這位醫生勸他說「抗生素的問題很難徹底解決，最終仍需衛生署決策方面的改變，你不應該在這方面多花工夫，而應在你的本行病毒學方面進行研究…….。」何院士很感慨地說「多數台灣的醫師雖然知道許多醫藥問題的存在，並未將解決之道視為己任。」 這也是做學問的態度影響到他對人對事的態度。
何院士對台灣的醫學教育也有許多的批判，他在參加台大醫學院為期四天的醫學院評鑑訪視後，在其報告中對經費問題、臨床研究問題、臨床教育問題，以及人文學問方面都有非常深入的看法。在這裡他也再三強調，在臨床醫學方面，學生必須授予責任與實際接觸病人的機會，他也提出許多台灣在臨床研究應該改進的缺失。他認為「最重要的是認清臨床研究的獨特性，並不能附屬在其他的研究內，以及不光是依賴昂貴的設備。以台灣目前SCI為升等的標準，可能可以鼓勵基礎醫學分子生物學的研究，但也可能抑制臨床研究的發展，因為臨床研究時常不被SCI甚高的雜誌所刊載」，而一針見血句地指出「這個現象是許多重要的本土臨床醫學問題無人理睬的主因。」
在語言的教學與學習方面，何院士由於十一歲時已能流利地使用四種語言，所以他對這方面特別有心得。他說十三歲以前可以學得字正腔圓的外語，但與他的繼母一比，他才發現小孩子學得快，忘得也快。所以學了外語也一定要經常使用才能保持這外語能力。他回到台灣以後對一般人在學校學習英文花了十年的工夫記單字學文法，卻「不會會話」、「不能完全聽懂一篇通俗的演講」、「沒唸過幾本普通的英文書或沒有閱讀英文雜誌與書報的習慣」、「無法寫一頁沒有錯誤的英文文章」。他很感慨地說「學習一種語言，就是希望可以在說、聽、讀、寫四個技能有所收穫。四種技能中一樣都不會，不是天大的浪費嗎？」最後他還引述一位在台灣教英文的外國人在「中國郵報」投書說「台灣一般的英語教學不是在『教英文』 (teach English)，而在『教關於英文』(teach about English)」。 他最後很中肯地提出他的建言 「我覺得台灣整個英文教育對念英文的目標不夠注重。能夠通順閱讀並瞭解外文應是學習外文的主要目標。說、聽、讀、寫四個目標中，讀這項技能是最容易達到的目標，偏偏沒有得到大家的重視，讓許多人學了英文之後沒有得到絲毫的好處，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何院士由於早年就經歷過各種歐美國家的教育，書中有些地方也使我們充分體驗到西方教育的用心。譬如說他回憶在美國布魯克林工業中學一年期間，他對工藝必修課程並沒有很大的興趣，有一次因為在上課中覺得無聊開始玩起抽屜裡的工具，而被老師發現責罵，並且要他寫一篇題目為「我為何不應該在課堂中玩工具」做為懲罰。想不到學期末了的時候，這位工藝技術老師告訴他，在打學期分數的時候，他將這篇作文交給他的英文老師過目，推薦英文老師應該讓他英文成績拿到A，後來英文果真拿到A，但工藝則拿到C。這種以學生為本位的教育，以及幫忙學生早日發現自己的興趣與優缺點，也使人對教育更深一層的認識。
何院士文章屢次提到本土醫學，由書中幾章「國衛院與抗生素抗藥性的研究」、台灣的「腸病毒之役」、「台灣科學研究的多樣性」都可以感受到何院士做事的用心。何院士在這本書附錄有一篇曾在報章雜誌發表過的文章「我對中醫科學化的看法」，對中醫藥有非常嚴肅的檢討，而對中醫的一些錯誤觀念，尤其是針對「中藥無毒性」，也有非常精闢的批判。
書中也有幾章描述他的感情生活，使讀者感受到他對父親的懷念以及妻子的感情，讀來令人深感何院士實在是非常幸福的一個人。最後他提到他的宗教道德觀，特別提到對基督教與佛教的看法，而他父親臨終時對死亡的害怕，更使他認為宗教的探討是非常重要的。
很遺憾地，在本書的最後一章「台灣人？中國人？」，何院士所發表的對兩岸政治的看法卻完全出乎我的意外。何院士說，「台灣二千年總統大選前，我在電視看到大陸總理朱鎔基對記者的談話，他提到他年輕時，與其他中國青年知識份子一樣，極力想望中國收回被帝國主義國家佔領的領土的一天，包括香港與台灣。他以慷慨激昂的語氣說出這段話，代表中國知識份子的共識，也引起我這個老知識份子的共鳴。由此可見中國近代青年所熱愛的中國固然包括廣義的中國與民族與文化，但很重要的前提是要愛政體.、領土完整的狹義中國。」然而我們大部份在台灣二千年總統大選前在電視看到的中國總理朱鎔基，卻是冷酷的嘴臉、恐嚇的語氣，因而激起了台灣人民的反感，凝聚了全民愛台灣的心，而以神聖的選票給中國一個清楚的答案。我想政治的看法本來就是見仁見智，而民主的精神就是要有「同意彼此有不同意」 (“agree to disagree”) 的權利。然而當我發現何院士這麼一位讓我折服的學者對於中國當時的文攻武嚇，竟然與大部份台灣人有天壤之別的反應時，我才深深感受到不同的成長背景，的確會使人導致截然不同的政治見解。何院士生於中國，早年在歐洲美國受教育，而青年時期有幾年回到抗戰中的中國，而後大部份時間都定居於美國，直到退修以後才在 1997年到台灣定居。所以何院士對政治的理念與感情與一般生於斯長於斯的台灣人當然會有很大的差距，相信這就是所謂的「省籍情結」吧！所以，雖然何院士在做事或做學問方面，我都非常敬仰，但是我對他書中所發表的兩岸看法，卻完全無法苟同。古人有言「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在民主時代，更重要的是我們一定要有獨立自主的判斷能力，不能因為某人在某方面是權威，而認為他所發表的任何意見都是正確的。
我想就醫學和教育的眼光來看，這本書是一本非常值得推薦，非常讓人感動的好書，而何院士在這方面的成就也著實是醫生、醫學生的典範。然而，在兩岸政治的見解，這本書倒是提醒讀者獨立思考，「盡信書不如無書」的最好例子。(2002.8.18)
（刊載於當代醫學第廿九卷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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