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國家型態的暴力，甚至是屠殺行為，只要政權繼續維持，將無訴追的可能。即便政權被推翻，新政權雖會對其為審判，若獨裁者逃往他國，仍可繼續享有其貪污所得。就算未能出逃，而必須面臨審判，若強調公平審判，則若此政權維持甚久，亦可能因追訴權時效已過，仍得以逃脫法律的制裁，反之，若不講法律，則易流於一種報復。這正凸顯殘害人權的暴行，藉由現行法制，實有其侷限之處，台灣的228事件及之後的白色恐怖時代，即完全暴露出此種困境。而來到了現今，面臨此種殘害人權的犯罪，是否仍是如此？
在二次大戰後，聯合國雖有組成紐倫堡與東京的特別刑事法庭，以來審理軸心國戰犯的經驗，卻未曾思考建立一個常設性的國際刑事制裁機構，一直要到1990年代，在南斯拉夫與盧安達所發生的種族屠殺，聯合國才分別組成兩個特別法庭為審理，即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ICTY）與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ICTR），國際社會才逐漸意識到常設機構的必要性，也才有1998年羅馬規約的誕生。
而羅馬規約主要的內容，即是將過往慣例所形成的國際犯罪法制化，以符合罪刑法定原則，其所規定的國際犯罪包括種族屠殺罪、殘害人權罪、戰爭罪與侵略罪等四大類型，且以個人為處罰對象，此與一般國際法所規範的對象為國家，顯有不同，藉由如此的轉變，屠殺者即不能再以國家機器為擋箭牌。而羅馬規約的最大特色，即是於荷蘭海牙所成立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ICC），以來專門審理此類案件，藉由此常設性的國際審判機構，對於國際犯罪的處罰已不再是一種宣示，而是有實質的懲罰機制存在。
國際刑事法院所處罰的對象是個人，而非國家，畢竟觸犯國際刑法者，必然為自然人，而非抽象的法人組織。而雖然確立了個人責任原則，但是在國際犯罪的處罰會面臨一個問題，即處罰對象到底是執行者、還是幕後的指揮者？由於國際犯罪的三種類型，幾乎不可能由一人單獨完成，而是經由組織，甚或是國家機器所完成，而此種犯罪結構，乃由上級下命，而由低階層的聽命者為執行，若採對於正犯的概念採取狹隘的觀點，勢必無法對於下命者為訴追，此時是否能以教唆犯為之恐也成問題，因教唆犯必須針對具體事實為教唆，國際犯罪可能只是依據法律或命令為執行，是否合致，恐生疑問，所以羅馬規約採取特別的立法方式為解決。
雖然羅馬規約將處罰的對象及於個人，但在國際犯罪的場合，易出現的審理障礙，即是政權若維持甚久，可能面臨追訴權時效已過的窘境，也因此，羅馬規約第29條，才規定國際刑事法院所管轄的犯罪，無受追訴權時效拘束的明文，以來解決此問題。而另一個更大的障礙，即是執行屠殺者往往以「依法令的行為」來為免責事由;而就下令者而言，由於層級越高，越不可能直接為執行，也難證明其直接下令，因此，其仍可躲藏於分層負責的官僚體系下來為卸責，而造成無人可為歸責的困境。
為了解決此困境，羅馬規約第33條第2項即規定，對於殘害人權的上級命令或法律，乃屬明顯違法，下級公務員無服從義務，若服從而仍執行，即不能以「依上級命令」來為免責。其次，就下令者而言，根據羅馬規約第28條，即便無法證明其有下令屠殺的事實，但只要具有上命下從的階層關係，並對於下屬所為的殘害行為有所知曉，卻未為任何防止措施，仍必須對屠殺的結果為負責。藉由如此的規定，獨裁者再也無法以未下令為卸責理由，即便坐視不管、視而不見，亦難辭其咎。
總之，藉由國際刑事法院的建立，獨裁者再也不能躲於國家機器之後，而可免於對屠殺行為的究責，如此的規範，實也應給台灣一定的啟示。只是在台灣，過往威權統治的政黨，仍一直掌握國家機器，致未能有真正的轉型正義，且隨著時間的流逝，在相關人等與證據亦逐漸流失下，又必面對還原真實的困難，甚至還有以歌頌獨裁者的言論出現。凡此種種，只反映出台灣無法與國際人權接軌，亦無法好好反省歷史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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