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四川什邡因環保問題發生群眾抗爭，這場群體事件的特色是90後中國人的崛起，什邡的中學生們一改社會對90後的頹廢認知，成為抗爭主力。與司馬南等左派齊名的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吳法天卻對什邡事件大加指責和嘲笑，引起四川省電視台記者周燕的憤怒。雙方約架單挑，藝術家艾未未也到場支持周燕。事件引起國際媒體關注，但普遍認為吳法天實在是欠扁的在網上佔據了多數。其實大家心知肚明，官媒記者周燕，打的不是官方御用學者吳法天，而是中共官方製造的荒誕現實。看到吳法天遍體鱗傷，那時的一片叫好，雖然被部分人看做是不理性，但卻顯現了社會的自由，更是當時中國精英對中共政治正確的蔑視和挑戰。
那個時代，在中國南方的某大學，學校請馬列部（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部，類似台灣過去的三民主義研究所）老師為學生進行例行性政治講座，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一個年輕學子忽然舉手打斷老師，起身提問：「老師，如果我們這種把一黨專政視為正宗、把貧富差距視為特色的社會主義是真貨，那麼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謝韜為何認為，民主社會主義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才是中國的前途？」全場一片歡呼聲、掌聲。老師的回答也很絕妙：「這位同學，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社會主義，老師希望在你這一代人身上，看到一個最為美好、符合人性的社會主義，在中國開花結果，老師為你加油。」全場再度爆發歡呼聲。所以，司馬南被學生丟鞋，太正常！
在那時的中國政法大學，時任校長徐顯明提出所謂四代人權學說，認為除了自由權、生存權、發展權之外，最高的人權是和諧權，以此呼應當時中共倡導的和諧社會。在那個遍地和諧的日子裡，高鐵動車是和諧號，網上發文發帖一不小心就會被以和諧為名而刪除。但徐顯明的這套學說沒有留下任何生命力，反而成為律師、法學家、學生們笑話的對象。一切為官方論證、背書、抬轎子、吹喇叭的理論學說，都顯得不那麼理直氣壯，似乎都是偷偷出門、悄悄回家。
那時的官方對異議法學家，不論是監控還是限制，都還顯得底氣不足。曾經翻譯了《古拉格群島》、任職過南開大學法學研究所所長的于浩成，面對上門來關切他行蹤的公安，大聲怒斥。公安們則是帶著禮品和笑臉，不斷以「老領導，我們不是來監視您，是來看望您、關心您」來淡化于浩成的抵觸和憤怒。2010年，于浩成看到民主女神像在香港中文大學矗立，無比激動和開心。他怒斥當時的香港特首曾蔭權是「港奸」、「共狗」。其實于老可能太苛責曾蔭權了，因為他如果看到後來的香港，他真的會覺得曾蔭權是好人。但這也是那個時代的特色：對人的標準不那麼低。
那時的律師們，在法庭上充滿自信精神和使命感。在廣東惠州中級法院，為黃萍案擔任辯護人的律師們集體退庭，抗議程序不公。那是一個律師們可以集體退庭、地方律師協會不斷發文抗議法院、律師們可以高舉橫幅怒斥司法黑暗的年代。那時的法庭上，法官、檢察官怕律師。因為很多法檢司法官，係軍人退伍，面對發言滔滔不絕的律師，司法官不僅心裡發虛，他們在道德感上也深知自己的理虧，所以即便判決是不公的，但是那些律師們的辯護詞，總能成為啟迪公民大眾法治意識的最好教材。
與1990年代不同，進入2000年後，中國人爭取民主自由的方式發生極大改變。大家從傳統的組黨、示威，轉向了維權。所謂維權，不再是用鮮明的政治目標來表達訴求，而是回歸生活和日常，在職場、環保、個人權利與自由等方面，透過行政或司法程序，要求落實中共自身法律的條文和規範。這是一種進入體制、參與體制的公共參與。維權律師、死磕律師的誕生，極大改變了中國司法生態，人們不再視司法為政治的工具，而是當作捍衛自身權益的武器。律師，也從為壞人說話的公眾認知，轉變為對抗不公的戰士。在維權大流行的那十多年中，大家不再視自己為人民、居民，而是公民。維權運動對中國最大的貢獻，就是帶給了中國人公共意識和生活情操。
胡錦濤、溫家寶年代，中國的司法改革從形式到內裡都發生巨大變化。以往的中國刑事司法案件審判，法官頭戴大蓋帽，穿著灰色或深藍色軍裝；檢察官頭戴大蓋帽，穿著草綠色軍裝；再加上押解被告人的司法警察也是一身制服，外國人會以為到了軍事法庭。2000年前後，法官、檢察官不再身著軍裝，而是改用西方式的法官袍、檢察官袍，律師也開始身著律師袍。成為檢察官、法官、公證員、律師，則必須通過國家司法考試。
1997年，中國《刑法》中的反革命罪被廢除，改為危害國家安全罪。公安局的政治安全保衛部門，改為國內安全保衛部門。俗稱的國保就是這樣出現的。雖然這一切是換湯不換藥，但大家始終覺得，這是一個進步和開始，是去政治化、去革命化的開端。胡錦濤年代，強調依法執政、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也強調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更強調黨政分開、不以黨代政。這些宏觀與微觀的有限改革，是維權律師活躍的大背景。當然，這一切的背後，是中國民間此起彼伏的抗爭，也源自外國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要求。
然而，這一切還是在中共十八大後結束了。公安的國保，重新改回舊名的政治安全保衛。曾經遭受批判的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如今登堂入室，寫入中共黨章：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居中領導一切的。大學的馬列部，在胡錦濤時代曾經改為社會發展學院；如今又改回馬列部。現下的中國公安跑去知識分子家中，可以撞門、威脅。管理律師的中國司法部，從吳愛英到傅政華，相繼落馬，但倒台原因從來不是因為不夠左、不夠壓迫維權律師，而是因為站錯隊、跟錯人。709案的本質，就是中國政府向民間和世人宣告：他們決不允許挑戰執政黨權威的群體存在。
但維權律師那個年代打下的基石結束了嗎？沒有。在封控的日子中，是否強制接種新冠疫苗、封控隔離是否合理，對這些發出挑戰的人士中，為數不少是律師。在上海封城期間，「我們是最後一代人」的史詩級吶喊，其實是告訴中共政權：這是最後一代可以被他們蹂躪的中國人。這種質疑官方、挑戰權威、蔑視公權力的精神，造就了白紙運動，但更是源自維權運動時期的公民意識培養。
709過去9年了。我們不會忘記那些在709中受難的人，也不會忘記一批批在那段日子中為了公民價值、公民意識培育而投入維權的律師、記者、作家。因為他們，中國人沒有倒下；也因為他們，倒下的，最終將是壓迫人民的中共帝王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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