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應邀擔任由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主辦，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等協辦2015年資訊服務産業策略會議主講人，一天會議，產官學人士共同討論如何推動台灣資訊服務產業。過去產業策略會議(例如生物科技丶資訊通訊)十之八九由政府部門主辦，民間團體如此積極作為，頗値肯定，也為台灣民間團體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立下良好示範。
民主多元社會，各式各樣團體林立，不論公益性丶非公益性，非政府組織(NGO)丶非營利性組織(NP0)，已是國際化丶全球化數十年發展潮流，台灣也不例外。近來來網路社會丶資訊發達，2008年馬英九政府，一黨獨大丶中國政策的走向丶經濟成長有限丶房地產及資本市場獲利相對提昇丶政府內外控機制失靈。行政效率不彰，包括國民年金等改革未能貫徹，本來存在的外交困境丶兩岸互動之外，國內政治經濟及社會問題層出不窮。世代正義丶社會正義丶分配問題丶居住正義等呼聲此起彼落。抗爭活動林林立立，去年太陽花運動丶網軍崛起，十一月二十九日九項地方公職選舉結果，充分反映民意動向，也影響新的政治生態。
人民不滿，以抗議性投票丶街頭抗爭等方式表達，理所當然，政府如何因應，倍受矚目。選舉結果，政府迭人，例如柯文哲入主台北市政府，一些不可思議的沈痾逐漸浮現。馬英九交出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接任，或多或少切割馬政策路線。2016年立委及總統大選，代表民間力量的團體，紛組政團，推出候選人，兩個主要政黨不敢掉以輕心，思索如何與公民團體合作。團體丶政黨，本來就有區別，人民意見丶利益的凝聚及整合，政黨理論及壓力政治理論，有完整詮釋。台灣民主政治發展不長，才有團體丶政黨(目前登記政黨超過二百個)混淆不清現象。
民間團體影響公共政策制定丶執行丶評估的方式不一，直接抗議係稀鬆平常，但提出相對方案，爭取民衆支持，說服政府部門，更値得㰻勵。由於公共政策涉及不低專業性，以往政府資訊更不太公開，民間團體人力有限，台灣文官制度彈性不大。形成民間團體及文官部門，隔閡甚遠互動不佳，彼此不信任。政府公共政策制定，民間團體怨聲載道，文官部門則覺得已經盡責，為何人民丶公民團體仍然不滿。許多環保政策丶能源政策丶教育政策丶租稅政策等，皆是如此。此種現象，世界皆然，只是與民主先進國家比較，台灣有待改進之處較多。
其實，政黨丶執政黨任命的政務官，扮演民間團體及常任文官之間的平衡角色。成功的執政黨及政務官，有能力將民間團體智慧凝聚丶整合，領導常任文官，制定較佳公共政策。民間團體能夠提出相關對策，更有助於政黨丶政務官扮演好此種橋樑丶整合功能。國家是否進步，公共政策是否兼顧民意又符合社會福祉，政黨及政務官所以不可或缺，不言而喻。台灣民間資源豐沛，人才散佈各行各業，政治菁英(在朝成為政務官，在野回任智庫大學或政黨影子政府)職責之一，就是結合民間團體意見，尊重專業文官，有效凝聚整合智慧及資源。
樂見類似由民間團體召開資訊服務產業策略會議，政府部門丶主要政黨丶朝野政治菁英丶各式各様民間團體一起努力。誠如該會議宣示共創台灣價值與競爭力的新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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