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抗戰」的「抗日」 「想像的日本」成為仇日標的
2018年，日本宅男作家岩田宇伯到中國公幹，學習中文，看了幾部中國抗日神劇之後，被深深吸引、不能自拔，寫下了他的成名作《中国抗日ドラマ読本： 意図せざる反日？愛国コメディ》（中文大意：《中國抗日劇讀本：意想不到的反日、愛國喜劇》）。該書瞬間成為日本的暢銷書。岩田宇伯更成為日本研究中國抗日神劇第一人。只不過，包括岩田宇伯在內，當時中日兩國有識之士都拿抗日神劇當笑話看，如今慘劇一再發生，大家恐怕都很沉重。
今日中國人的仇日心結，與抗日神劇興起以及自媒體的愛國流量影片有莫大關聯。眼下中國有一個非常荒誕又矛盾的現實：一方面，類似《援軍明日到達》這樣的國軍抗戰題材作品被下架，國軍抗戰陣亡將士公墓、紀念碑曾被拆毀、國軍抗戰先烈遺骨被挫骨揚灰；另一方面，社會卻充斥反日、仇日氣氛，對真正的抗戰卻沒有概念。這大概是二戰參與國中少有的現象：沒有抗戰的抗日；中國人仇恨的是根本不存在的「想像的日本」。當代中國人對當年的焦土抗戰、城市攻堅戰、巷戰完全沒有概念。這與國軍抗戰史被湮沒、被邊緣化，關係重大。
作者訪問過很多生活在中國大陸的國軍老兵，他們飽經1949年後的政治運動迫害滄桑，貧病交加。他們當年在八年抗戰中，與日軍進行的是非常正規、嚴酷的軍事作戰。已經過世、生前居住在廣州、曾是孫立人將軍部下的原國軍新一軍諜報隊隊長梁振奮老人，他在接受作者口述時說過這樣一段話：日軍的單兵作戰素質非常高，我們真的是遇上了很強大的對手，所以，真的不希望中日之間再有戰爭，因為戰爭是非常殘酷和可怕的。作者訪問過的所有中國大陸國軍老兵，都幾乎有一個共識：不應該再與日本對抗，大家和睦相處最重要，因為戰爭一來，必定人人戴孝、戶戶舉殯、家家服喪。
這是真正與日軍交戰過的前輩留下的告誡，這些話不是政治正確，而是他們生與死的總結。然而，由於國軍抗戰歷史在中國大陸或被邊緣化、或被醜化和虛無化，當代中國人對日本的仇恨其實是集中在並不存在的想像之日本。所謂「想像的日本」，在歷史層面上，中國人受抗日神劇影響，以為日軍個個都是白癡、愚蠢的大頭兵，是喜劇作品中的搞笑角色；但在現實中，今天的日本是一個自由民主的新國家，而非二戰的軍國，很多中國人卻仍舊用二戰心態看待今日日本。歷史理解和現實認知都出現嚴重偏差，再加上愛國流量是一門好生意，這造就了中國人仇日情緒的井噴式成長。最終，現實中無辜的日本人成為受害者。
部分當代中國人 格局遠輸晚清 更不如安重根
1895年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後，中國社會以及知識階層，對日本並沒有仇恨和敵意，反而是掀起了學習和交流熱潮。從1895到1905，這段歷史被後世學者稱為中日關係的「黃金十年」。在這十年中，清國留學生一批批前往日本，學習人文、醫學、理工、軍事。從魯迅、到周恩來、到蔣中正、何應欽，不到日本去鍍個金，似乎不足以救國。日本政府派顧問團來到中國，協助清政府進行新政改革。特別是清末司法改革，在日本專家松崗義正的協助下，中國第一次建立了初步完整的法律體系。日本當時的刑法學家小野清一郎的著作，至今還是中國官方法學專業的教材。這種中日密切交流狀態，在日俄戰爭中達到頂峰，以致於孫中山臨死前途經日本神戶發表《大亞洲主義》演說，希望日本成為東方王道之干城。
但是如今的部分中國人，卻沒有了晚清時期的這種格局，對一切日本文化、日本產品，採取敵視態度，連個起碼的拿來主義也沒有了。如果「日本」兩個字有用，就剩下了網紅大發愛國流量財的工具這一途。蘇州的警方沒有保護好胡友平和學生，卻有很大的力氣去制止年輕中國女生穿和服，還把這些寫入《治安管理處罰法》草案中。按這個標準，幾乎一輩子穿日本和服的中國愛國志士秋瑾，也要被處罰一下。筆者後來觀察也的確發現，中國所有的秋瑾雕像，全都是穿旗袍或馬褂——但實際上，秋瑾一直穿的，都是日本和服，留下的照片也是和服。不止秋瑾，國學大師章太炎一輩子也喜歡穿和服。按今日標準，通通是漢奸。
部分中國人的狀態，仇恨日本平民，其格局遠遠不如晚清中國，更輸過韓國。韓國被日本完全殖民統治的亡國歲月中，韓國獨立運動志士尹奉吉沒有拿日本老弱婦孺與平民去開刀，也沒有輸出仇恨，而是直接在1932年的上海虹口公園把炸彈丟向了正在慶祝擊敗中華民國國軍的日軍。哪怕是直到今日都被日本視為罪犯的安重根，在中國哈爾濱刺殺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安重根臨刑前的政治遺囑卻是《東洋和平論》。他希望：在韓國擺脫日本殖民統治之後，韓國、日本、中國，三方可以組建共同的經濟一體化市場、共同籌辦三國銀行、共同組建軍隊。
日韓已非當年 但中國呢？
在韓國首都首爾的銅雀區，有一座類似台北大直國民革命忠烈祠的紀念館，叫作顯忠院。這裡有韓國當年為了擺脫日本殖民統治而犧牲的獨立運動志士的遺骸和靈位，堪稱大韓民國的國殤聖域。二戰後，新日本的首相中曾根康弘在1983年首位以首相參拜顯忠院。2006年時任日相安倍晉三、2009年日本首相麻生太郎、2010年首相鳩山由紀夫、2011年首相野田佳彥，都在訪問韓國時，前往顯忠院參拜、獻花。去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再次參拜顯忠院，日本國旗飄揚在顯忠院上空。韓國和日本雖然在歷史問題上存在齟齬，但雙方已經形成了牢固的價值觀同盟，對抗製造饑荒與核子恐慌的金家三世王朝對文明的威脅。說起安倍晉三，他在第一次卸任首相後曾訪問台灣，特地去圓山的國民革命忠烈祠參拜、獻花，還向其中的國軍抗日烈士、台灣早期抗日烈士靈位致敬。
日本已不是當年抗戰或二戰時期的日本。戰後日本是一個民主主義的自由國家。這個要素，一直被今日相當多的中國人忽略。這種忽略是有意的。因為這關乎了對抗戰以及二戰的最深刻反思。戰後日本對戰爭的反思非常之深刻。今年是日本和蘇聯的諾門坎戰役85週年。當年日軍戰敗。日本TBS的23新聞台在專題節目中對戰爭進行回顧，認為日本根本沒有汲取戰爭教訓，後來發動太平洋戰爭。節目受訪嘉賓、日本作家真山仁說得更直接：既然要反思戰爭，就要反思為何開始，因為戰爭一旦開始，就不會按照預想的發展。
二戰中的日本，人民沒有自由，國家權力被極端軍人把持。陸軍和海軍成為獨立王國，動不動用不提名陸海軍大臣參加內閣，來導致文人內閣垮台。1940年，國會議員斎藤隆夫在眾議院發表了題為《關於處理支那事變的質問演說》講話，嚴厲譴責日本軍方，引起軍部震怒，最後導致國會議員資格被剝奪。昭和早期，憲法學家美濃部達吉主張天皇是國家機關，而不是至高無上，結果導致自己遭到軍部迫害，著作被查禁、無奈辭去了貴族院議員職務。日本戰後社會對戰爭的反思結論是：絕不可以讓國家走回到那個軍人獨裁、極端勢力暴走、人民沒有自由的年代。
一直以來，中國社會對抗戰、二戰的理解，停留在國仇層面，並沒有進一步深入。二戰爆發的根本原因，就是貧富差距、經濟危機，讓民主自由政體被排外的獨裁勢力所取代。如何避免經濟被少數人壟斷、如何避免人民成為韭菜、如何防止社會被排外勢力和威權所壟斷，這是總結抗戰、二戰歷史經驗教訓的最根本方向。戰後數十年的風風雨雨，今日的日本，自衛隊不可能再掌權，而是被民選的國會議員（首相和防衛大臣都必定是國會議員）統領；政府和自衛隊也不能壓迫民選的國會議員；製造禁書、打壓言論自由在今日之日本更是天方夜譚。在韓國，保守派的總統因為親信干政、不想撥款補助進步派的藝術家，就被燭光示威和彈劾趕下台。所以，今日之日本，不是二戰、抗戰時期的日本；韓國也非軍人獨裁的韓國。至於中國，是否已經走出了貧富差距、權貴壟斷、社會排外、思想文化高度管控、禁書遍地、因為「不愛國」就動輒得咎的東方封閉圈，那又是另一個深刻話題了！
成為泡影的魯迅期待
因為作為主力的中華民國國軍抗戰史在中國大陸被弱化和邊緣，外加抗日神劇和愛國短片的毒害，當代中國人的對日情緒，更像是戰敗國心態，而非戰勝國心境，拿無辜的平民孩童撒野，行徑更是和巴勒斯坦被佔領區的伊斯蘭極端分子無異。
1932年，國軍和日軍在中國上海爆發一二八淞滬戰役。1933年，國軍再度與日軍在華北長城一帶爆發戰爭。雙方停戰後，曾經留學日本的魯迅有感於戰事，給他的日本好友西村真琴博士送去了一首詩，名為《題三義塔》，詩句間表達了對日本的思念、對中日友愛的期望：「奔霆飛焰殲人子，敗井頹垣剩餓鳩。偶值大心離火宅，終遺高塔念瀛洲。精禽夢覺仍銜石，鬥士誠堅共抗流。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魯迅也好，西村真琴也罷，顯然都太天真了。魯迅絕對想不到，催生他寫下這首詩的一二八淞滬戰役和長城戰役，參戰國軍最終撤到了台灣；而兩場戰役的陣亡將士在南京雨花台、靈谷寺、玄武湖、安徽蚌埠、上海、鎮江、杭州等多地的公墓、紀念碑都已經被摧毀了。他更不會料到，今日中國，連當年的戰爭歷史都沒搞清楚，又談何與日本進行和解？魯迅也更不會預料到：在今日中國，如果像他那樣稱呼中日是兄弟，絕對是大漢奸。一句話，魯迅的願望，在當下，顯然成為了泡影。中國社會似乎沒有明白：戰後日本的繁榮，並非戰時的關東軍所締造。
更多中央廣播電臺新聞
新歷史與港台歷史科教育
海基會不是「冰宮」 兩岸民眾大小事無所不包
「青年養老」與「延遲退休」的擂臺賽—躺平終將成為一種罪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