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提到了關於台灣文學雜誌《文訊》認為香港青年已「被馴化」而引起香港文化界強烈反彈一事。目前在《文訊》致歉並承諾跟進事件後已暫告一段落，而跨文化之間本來就經常會出現誤讀，這次事件剛好也在不同的範疇中再次增加了後反送中運動時代的台港文化交流與認知，也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而是次文章就想繼續討論語言馴化在台灣自身的情況。
到底什麼是馴化
馴化（Domestication），依台灣教育部辭典的解釋有著「野生動物經人長期飼養後，逐漸改變原來的習性，成為聽從人類指揮的家畜」的意思。除了在動物以外，也有用於植物學上，馴化在植物學中就代表著該作物由其他地區引進，而且逐漸具備適應新耕地及新氣候的能力的過程。兩個意思當中其實都有著適應與接受相關的特性，而用在動物上的意思更有一種由上而下的形式，長期飼養後會改變原來的自己，並成為聽從人類指揮的東西。大概這個意思就是為何這次事件會引起風波就主要原因，即使《文訊》方面可能沒有這樣的意思，或者是其實是利用對比來突顯在台灣堅持書寫香港文學作家的可貴之處，但本來這個用字的意思就隱含上述的詞意，即使本意不是貶抑，但仍然令在香港本土的作者與文化人感受到文字意思而帶來的惡意。
台灣視角的語言馴化
說到語言馴化這個話題，香港人的確是沒有台灣人自己來說那麼有說服力，因為台灣本土語系的現況就是當年大型語言馴化政策—「國語化政策」之下的結果。「語言馴化」(language domestication)一詞常用於描述強勢語言透過政治、教育及社會政策手段，逐漸削弱並最終取代弱勢語言的現象。這種過程通常發生在殖民地或多語族群社會中，目的在於建立單一的國家語言體系及統一的文化認同。其過程不僅涉及語言使用率的改變，還包括社會規範、文化價值與身份認同的重塑。
而台灣國語化政策在初期(1945至1970年代)對台語及原住民語言進行了直接且有系統性的壓制。政府透過教育系統、媒體與公共政策嚴格限制台語與原住民語的使用，甚至以懲罰作為威嚇手段，使得原本在家庭、社區及宗教活動中廣泛使用的本土語言逐漸失去正式語境中的地位。「說國語運動」的實行以及校園中的「糾察隊」進行語言監視，強化了社會上對台語及原住民語言的負面觀感。這種負面標籤化使得台語及原住民語言被視為「劣等」、「不文明」的語言，進而形成了社會排斥的效應，台語與原住民語言在長期的國語政策壓制下逐漸被邊緣化。
台語原本涵蓋的各個語域(包括政治、經濟、教育、娛樂等)，隨著國語成為唯一官方語言，逐漸縮減至僅限於家庭或私人場域。語言的邊緣化進一步削弱了台語及原住民語言在公共領域的影響力，並且使得這些語言的使用者被迫轉向國語。當台語及原住民語言在公共空間中不被允許使用、甚至被禁止時，這些語言的文化內涵(如文學、歷史故事、口述傳統)也逐漸流失。
這種語言與文化內涵的脫節，造成了台語及原住民語言話語體系的弱化，最終使得許多原本應該藉由母語傳承的文化知識被國語所替代，導致文化上的馴化。隨著社會上對國語的推崇與鼓勵，台語及原住民語言使用者逐漸內化了「國語代表文明與現代化」的觀念。許多原住民家庭選擇在家中以國語教育子女，希望他們能更好地融入主流社會，這種內化過程表現出族群內部的自我馴化與自我同化。隨著國語政策在學校及社會各層面的貫徹實行，台語及原住民語言的使用者逐漸被同化為國語使用者，尤其在年輕世代中表現得尤為顯著。語言同化的結果是新世代逐漸喪失了對母語的熟悉度，最終導致了台語及原住民語言的世代斷層。
中文與國語的置換
或許是國語運動這樣的過去，剛來到台灣的香港人在表達「台灣人講的是國語、中國人講的是普通話」，有時會被部份台灣人指他們不講國語，因為政治不正確，現在都叫中文。但上述台灣本土語言上的馴化影響，真的只是把惡名昭彰的「國語」改成「中文」就可以解決問題嗎？顯然不是。
如果要說語言馴化令自身文化多樣性與豐富性急遽收縮，台灣的問題在經過幾十年後明顯比香港現況來得更嚴重，部分台灣原住民語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列為「極度瀕危語言」，甚至瀕臨滅絕。1990年代開始的語言復興運動雖然帶動了台語及原住民語言的教學推廣，但面臨復興環境不足、語言世代斷層嚴重等挑戰。因此，語言馴化造成的傷害，即便在後來政策調整下仍難以逆轉。
上述系統性問題不單單只是政治問題，不是政治操作置換用語就可以解決，台灣人講「中文」時、講香港人的中文(粵語)文化被馴化時，其實自身的問題更為複雜，如何面對國語運動帶來的語言馴化影響，台灣自身文化多樣性的問題值得更多台灣民眾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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