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28日上午，患有精神疾病的王景玉當街持刀襲殺一對路人母女，造成3歲女童無辜慘死，即內湖「小燈泡」隨機殺人事件。時至今日，台灣社會仍在因為這起事件做出種種的修正與改變。在深入了解這些改變前，我們必須要先談起一位在「小燈泡」遭到殺害後，持續推動改革的關鍵人物，也就是「小燈泡媽媽」王婉諭女士。
在發生重大刑案時，媒體鏡頭前出現的被害者家屬通常不是情緒潰堤痛哭失聲，就是氣憤難平破口大罵，但小燈泡的媽媽王婉諭，從一開始出鏡時就很冷靜，也不陪合預設立場的媒體記者回答「希不希望王景玉被判處死刑」，只表示自己認為犯罪背後有其成因，她希望能先了解王景玉是個什麼樣的人，了解他會什麼為犯下這樣的罪行，才有辦法思考是不是希望王景玉被判處死刑的事情。
王婉諭的回應，在當時引起了相當大的輿論爭議，有人讚賞她的冷靜與一針見血，卻有更多激動的民眾指責她「冷血無情」。然而面對網路上激烈的聲浪，以及家門口大批媒體的圍堵，她仍執拗的表示，自己想做的不是、至少不僅僅是「殺死兇手」，而是要阻止同樣的悲劇一再重複發生。王婉諭坦承，過去對社會公共議題並不關注，直到小燈泡悲劇發生後，她才檢討起過去的消極：「如果當時有更努力去做些什麼事，有沒有可能我們家的悲劇就不會發生？」
至此，王婉諭開始投身各種社會議題，更在2016年接受邀請成為司法改革籌備會委員時，在臉書上寫下：「妳離開之後，無時無刻不想妳，沒有一天不哭泣。但只有悲傷，沒有幫助，不會讓我們家變得更好，也不會讓社會變得更好。我們曾誓言，絕不讓妳的離開毫無意義，才不枉為妳的父母。」
2019年，當時政黨「時代力量」正面臨政治明星紛紛出走、影響力也急遽下滑的窘境，王婉諭在此時接受時代力量邀請，被排入該黨2020年第10屆不分區立法委員提名名單，並且在同年當選該屆立法委員，當選後，她大力推動《精神衛生法》修法，終於在2022年11月底三讀通過，並且預定在今（2024）年底前上路。
王婉諭表示，這項修法的主要內涵，是為精神障礙者建立「分級分流」制度，讓狀況輕微的精神障礙者能夠得到協助，而狀況真正嚴重的精神障礙者能夠被及時發現，並且得到介入管束。
她告訴CTWANT，能登上新聞版面的精神障礙者，往往都是最危險、最嚴重的病患，所以容易造成外界強烈的恐懼跟抵觸。就連她自己，在小燈泡事件剛發生時，也對精神障礙者充滿了恐懼，想著是不是把這些有問題的人「關起來」，社會就會安全一點。然而，當她深入了解後才發現，目前國內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慢性精神疾病患者逾13萬人，「我們不可能將這十幾萬人全數排除在社會之外，或是像大家想的，把這十幾萬人丟進精神病院就解決了。」
王婉諭指出，其實所謂的精神障礙者，從一開始心理健康有些許情緒上的不穩定，到一步一步墜落到最嚴重的狀態，其實是一個很長的過程，在其中有很多的時機若能夠被協助、能夠被治療，都可能可以回到復原的道路上。
為此，在修訂精神衛生法時，想要建立的核心概念，就是根據精神障礙者不同等級、不同程度的狀況，給予他們不同的協助。也就是所謂「分級分流」的概念。比如說狀況比較輕微的精神障礙者，可能需要的是心理諮商、社會關懷，也可能需要的是家庭、教育方面的接近來增加他的信任感。而狀況最嚴重的精神障礙者，可能預期有攻擊行為時，就會需要比較強列的介入、約束
王婉諭指出，國家過去對於已經發病的精神障礙者，其實沒有太多的協力，就是給病患協助就診，用藥之後就會讓他離開，「可是這個離開，只是將他放回到原本的環境之中，沒有讓他有走上復原的道路。」當這些精神障礙者離開醫院，回到原本的環境，由於刺激他的環境沒有改變，在持續刺激下，病患越來越不穩定，然後重新回到醫院，此後就在住家與醫院之間不斷徘徊，卻變得越來越惡化。
「然而，我們在進行了上百次的訪談，接觸了數十個社福團體後發現，其實是能夠為這些人找到恢復的路徑的。」王婉諭說，這些精神障礙者並不是只能成為社會的負擔，但他們需要有人從旁協助，替他們指出如何平安重新回歸社會的道路。
她舉例說明，比如當這些精神障礙者準備離開醫院時，應該要有人提前告訴他們的家人，未來可能會面對怎麼樣的問題；當他有發病跡象時，又該怎麼早期介入、早期找到社工單位來協助。當他們的病況穩定下來，又該怎麼幫助他們找到工作重返社會，「這些才是真正能幫助他們走上復原道路的環節。」
不過，王婉諭也在訪談的過程中注意到，這些面向精神障礙者的社福機構量能都很小。因為大家會恐懼、害怕這些人，所以這些社福單位在募款上十分艱難，每個單位能夠協助的就只有十幾、二十人，而台灣的精神障礙者卻有十多萬人，因此絕大多數的精神障礙者都得不到幫助。
「政府的角色真的很重要！」王婉諭再次無奈苦笑：「政府應該要主動來面對這個問題，而不是給民間團體補貼一點點，然後請人家繼續努力。」
至於要改善精神障礙者的處境，她認為其實需要長期的基礎工程，現在的學校輔導、課程中漸漸都有導入精神衛生與心理健康的相關內容，當社會整體對於精神疾病的認知提高、也懂得怎麼與他們相處，怎麼注意到精神不穩定的早期徵兆，都會對狀況有所幫助。
王婉諭也提到，這個改變的過程，光靠學校教育是不夠的，還有來自社會、來自家庭的教育。目前社會教育大多靠民間團體在推動，她自己在立院期間也做過不下4、50場演講。她自述剛進入立法院的時候，社會上只要發生精神障礙者傷人的事件，媒體或民眾會問她的，就只有「該不該被判死刑」的問題，但是到了最近，她接觸到的問題就逐漸變成「我們該做些什麼來協助他們？」可見整體社會的對於精神障礙者的了解與觀念是在逐漸提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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