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統治與「青年」──臺灣總督府的「青年」教化政策
民報
2015-04-27 00:00
序章 課題與方法――近代民族主義、「青年」與地域社會(摘錄)
本書是以臺灣近代「青年」的政治社會史為研究焦點,藉以闡明日治時期教化政策與殖民地社會變遷之間的相互關係。本書除序章和結論外共分成六章,第一章到第四章主要著眼於殖民政府「青年」教化政策的起源、意圖及半世紀當中演變的過程;第五章和第六章則以臺中州草屯地域社會的「青年像」為具體事例,探討殖民政府「青年」教化政策與地域社會變遷的相關性。
因此,本書首先將從目前為止通常被限定在師範教育脈絡中討論的「國語學校」入手,藉由「青年」概念的導入來重新檢視其定位,並試圖闡明長達半世紀以來,該校畢業生在殖民統治政策與殖民地社會變遷當中所扮演的角色。換言之,從1896到1919年(1922年送出最後的畢業生),走過四分之一世紀歲月的國語學校,在日本殖民臺灣統治史上,不單單只是個教育機關,在近代化人才培育上,更是殖民地教育、教化的中樞。這與稍後設立專門以培育專業人士(醫師)的醫學校不同,國語學校一開始便定位為培養初等教育機關教員、實業家,以及地方行政低階官僚等,從事殖民地經營的綜合性人才培育機關。
如上所述,1919年以後,該校部分的畢業生轉身成為「臺灣青年」,並以殖民地宗主國首都為舞臺,反過來倡議要求臺灣人自治並嚴厲批評殖民政府的專制統治;然而大多數的畢業生,一直到日本戰敗為止始終留在地域社會中,作為殖民統治體制地方行政末端的協力者,從事於殖民地社會教育和社會教化的任務。而且這些人由於長期任教於初等教育機構,更是直接影響著下一代――即所謂「戰爭期世代」,扮演著重要的「政策仲介者」角色。
在上述既有的研究成果上,本書將以嶄新的視野搭配新出土的第一手史料和相關文獻,希望能解決先行研究所留下的難題及上述所設定的課題,進而對臺灣近代史和日本殖民地主義研究有所貢獻。因此雖覺冗長,接下來筆者在此希望將本書所欲探究和闡明的課題,進一步論述如下。
(一)近代化的孿生子――民族主義和「青年」
殖民地近代民族主義和「青年」之間到底有何種特殊性?班納迪克.安德森在其著名的近代民族主義論著《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一書中,對於近代民族主義和「青年」的關聯,有如下的陳述:
所以在殖民地,當我們說「青年」,我們所指的――至少在最初――是「受過教育的青年」(Schooled Youth)。這又再次提醒我們,殖民地的學校體系在促成殖民地民族主義興起中扮演了獨特的角色。
殖民地主義生下的孿生子――民族主義和「青年」――的關係,若就日本帝國與殖民地臺灣而論,以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為首的殖民地近代學校體系,即是扮演著培育日本帝國「官方民族主義」的「殖民地青年」之重要任務。雖然一直要等到1920年前後,才出現由「臺灣青年」所掀起的民間版臺灣人民族主義思潮;但是,很明確的共通點是,他們都是受過殖民地近代學校教育的「青年」,並擁有「雙語讀寫能力」。
殖民地「臺灣青年」運用「雙語讀寫能力」,而成為學習以歐美諸國為開端於世界各國所展開的民族主義運動中,將「國民」概念以及「國民國家」概念,移植到當地(即殖民地)的媒合者。換言之,民族主義和「青年」堪稱是殖民地主義在殖民地社會所產下的近代化孿生子。日本殖民地主義一再地反覆強調其與歐美諸國在殖民地統治體制上的差異(所謂「反殖民地主義的殖民地統治」);然而只要一窺殖民統治下臺灣社會有關「青年」論述的內涵,便可以體會到,即使就殖民地臺灣而言,班納迪克.安德森的觀點仍非常具有啟發性。
尤其,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從早已被視為近代臺灣民族意識覺醒的代表性刊物《臺灣青年》中,擷取出下列的一段話來進一步推敲:
青年為國柱石,何國何時皆然,尤其世局遷移之際可見多數青年當先驅活動,今日我島也甚為期盼青年自覺……不肖衷心切望我島青年諸君組織地方青年團則為地方文化啟發而奮志勉勵。
文中所稱的青年團,根據該文後續所述,亦即「團員之間要互相激勵,陶冶共同合作的精神,而且在培育健全國民的下一世代(後繼者)之同時,也必須在本島處於過渡時代之際,是直接或間接促進啟發本島社會文化」之青年團體;而青年團的會員則以「公學校畢業以上或是一般有志者」為預設對象。
由此可知,《臺灣青年》在該文中所主張的青年團,其成員必須是受過「社會文化啟發」的公學校以上畢業生,同時也被視為是「健全國民的後繼者」。該文論述當中不斷貫串其間的所謂「青年」,一開始便與「國家(我島)」相連結而率先成為一專屬且特異的社會範疇――「我島青年」;進而,透過「我島」、「地方文化」、「先驅」等詞彙來與臺灣連結並衍生出「青年(民族)自覺」的特殊意涵。亦即,在殖民地臺灣近代化的過程中,同樣可以清楚地看到,當其民族主義萌芽之際民族主義和「青年」的孿生關係。
但如上所述,與安德森所研究的西方殖民地發展不同,日本帝國統治下的殖民地臺灣,有別於「臺灣青年」的民族主義運動,很顯然在1920年以前,「俄國化」官方民族主義的模組不僅已被複製到日本帝國,並且透過國家主義信徒伊澤修二等殖民地官僚之擘劃,於第一個海外殖民地臺灣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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