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專欄:農業診斷】勞動的春耕──關於台灣的農事變遷

【財經專欄:農業診斷】勞動的春耕──關於台灣的農事變遷

民報 2015-05-05 00:00

2010年11月14日,當全台灣的農民在稻田上,手割土地正義四個大字,身在其中,打著赤腳的我感受到,土地正義的大字不只彰顯在美濃的田地間,它仿佛某種集結、某種象徵,重重的擊向遠方,形成多重超越的力量。我知道一篇文章以此落筆,免不了要招致許多朋友的奚落,你怎麼愈來愈不進步。是的,讓我們從進步談起,往往我們正面的接受物質生產力的提升,正向肯定生產力的價值的同時,我們無形中也就接受了某種標準,藉此檢驗或者安置我們所處的社會生活型態以及支持此一社會生活型態的生產方
正典的認識與追求,讓我們取得理解世界的座標,同時也讓我們習於安於某種社會生活型態。但凡無法安置或者無法理解的社會生活型態,要不,我們稱其為保守,要不,我們視之為異端。農鄉認同、小農耕作或許就是被視為保守的那一邊,儘管論者冠以「浪漫」、「懷舊」、「鄉愁」(Nostalgia)來理解「小農立場」,但與其不假思索地認為小農耕作是「明日黃花」,不如讓我們重新理解當代資本主義下的生產關係與矛盾。
支持現存高度消費的生產方式是建立在一個假設之上──資源不竭,這個假設如今我們都知道是不可能了,隨著物質生產力的進步,地球資源正面臨耗竭,而長期以來不加節制的生產擴張也改變了地球環境氣候的運作基礎。可以說,現行的社會生活型態根本不可能持續存在,倘若我們不根本的思考如何抑制生產擴張,很可能危及我們所生存的社會。問題解答不可因循造成問題的方法,因而工業革命以來的「生產擴張」必需要揚棄,轉而尋求「生產循環」之道,而與自然環境互惠共生的生產循環,證諸人類歷史,農耕以及相生相成的農耕文明或許可以帶給我們借鏡。
請注意,仍然只是借鏡,因為我們與過往的任何世代都處在不同的物質基礎上,我們也處在不同的社會關係,不同的權力結構之上,我們必需在時代的要求中,找到我們這個世代的解決問題的路徑與方法。簡言之,我們可以歸納出某種迴旋前進的辯證關係:生產擴張已經造成資源耗竭,人們必需找到生產循環的方法,而支持此一方法的意識與社會生活顯然不可能等同於當代的生活模式,是以我們借鏡小農耕作的農耕文明,尋思當代的路徑與方法。

小農耕作有幾個特徵

小農即以家庭農場為基礎,家庭成員為主要勞動力,兼或聘雇少數勞動者,耕作面積以最適規模為主,因農耕作物、友善生產等差別介於0.5公頃至10公頃之間。農業生產領域內進行家戶耕作(family farming)以維持簡單再生產(simple reproduction),並將全部或部分的產品與加工品於市場進行交換的小商品生產者。
以家戶為單位:這意味著家戶作為經濟生活(生產與分配)的基礎。附帶一提,歷史以來,家戶的組成通常是血親連帶,如何開展出某種因認同與自我選擇而來的家戶型態也是另一個需努力的焦點。
小規模的社會協力:家戶生產受制於勞動力與家庭生命周期,它的農耕尺度自然有所限制,同時也無法獨立面對家庭以上的社區(社群)的公共性事務,諸如水利、運銷以及社會文化慣習的要求與禮俗。因而相應發展出多元活潑的協作模式,這一點是我們所必需特別注意的。我們應當專注於鼓勵多元並置的生產方式,以及相應而成的多方連結的社會關係。千萬不可執著於某種單一模式,或者單一的社會連結,即使它已是非常成功的運作。
因需要而生產:小農耕作的特點在於因需要而生產,當然也可能因需求無法取得適當滿足而必需加強勞動,因而處於自我剝削的狀態。此一供需的邏輯絕不可忽略,它所引導的生產面向與生產規模,必然相異於以追求利潤為動力的生產擴張,比較有機會在有限資源與理解自我需求的前提下,建立起生產循環的模式。

小農社會當然也存在著諸多限制

例如,也是最顯著的:累世的社會關係往往形成強固的規範,從而限制了個體的能動性與自主發展,在台灣的歷史經驗中,性別與年齡階序的限制無所不在。因而,當我們取法小農耕作多元協力,從而主張以家戶為生產單位之際,也必需經常的檢視作用於傳統家庭關係、並且映射為社會慣習的父權體制所形成的張力,以及其妥善對應之道。
此外,小農耕作無法自外於當代的政治經濟結構,即便是台灣歷經土地改革平均地權,建立起農會、農田水利會、農改場等半公共化的農事服務體係,都未必能確保小農體制的存續。證諸1980年代中後期迄今的發展軌跡,台灣的農業貿易自由化的腳步、國家資源朝著農業規模化/市場化移動、外部資本趨利而競逐農業生產與食品加工,都使得台灣的小農耕作體制岌岌可危。
更何況,國家發展主義以降的強勢、單一的線性發展觀,獨尊GDP成長的經濟思維,作用於教育體制、傳播媒體乃至於家庭世代傳承的價值選擇,都使得農民農村農業被化約傳統落後、沒有競爭力的社會殘餘,從而小農耕作的意識型態既要涵括小農生產的社會意義,也必需發展出與主流經濟意識型態對話的意義模組,也就是說,小農耕作,要證明此一生產模式在最窄化的經濟思維中仍深具意義,卻又不能停在經濟範疇,有必要自為的擴展農意識的面向。
正是在前述思維的辯證中,我們──在台灣從事非單向經濟生產的農耕與農事隊伍,在有限的社會資源、以農為主的空間與自主的農認識的野地上,綻放繽紛的花蕊。這本文集另篇文章〈野地花開、農藝復興〉概述了流動的春意。在此,想花一些篇幅,介紹台灣農業的發展軌跡與結構限制,並探討這一波的農藝復興從怎樣的礫土掙扎新生。
台灣曾經作為發展主義的典範──名列亞洲四小龍,如今卻正承受著發展主義的苦果:貧富差距擴大,糧食自給率低落,鄉村社會文化瀕臨解組,此一序列的苦果乃是資本主義全球化擴張的結果。尤其是1980年代後期新自由主義擴張所形成的全球化現象,就是以壟斷資本利益為基礎的世界市場所推進的歷史進程,類似台灣此類小型後進的發展國家莫不受制於開放市場、去管制化、公共資源私有化的遊戲規則。在1980年代之前,台灣容或因土地改革建立起刻苦的小農生產機制以及獎勵加工出口建立的中小企業,致使台灣在早年取得了國民生產毛額快速增長、國民所得分配相對平均的雙重成就,然而此一成就卻於1980年代後期台灣開放市場後而難以維繫。尤其,因台灣受制美國貿易逆差,開放大宗物資(玉、米、黃豆、小麥等雜糧)進口, 1980年代對美國開放農產品市場、乃致1990年後期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進行農業結構調整,農業生產由市場導向取代計畫導向;農業資源比如土地、水資源,被大規模、大範圍的移撥為工商用途;糧食生產由自給自足改為進口依賴。如此壓抑農業生產,漠視國民消費的結構調整政策,使台灣付出了糧食自給率低至30.6%,以致物價頻頻波動、22萬公頃(佔可耕地面積近40%)良田休耕、部份農村荒蕪的代價。

讓我們從糧食自給率與土地權屬管窺台灣農業結構改變

台灣糧食自給率在2007年降到了歷史新低30.6%(以熱量計算),這意味著高達七成的食物熱量來源,仰賴進口。現代化生活使人們的飲食習慣西化,雙薪家庭以及高度勞動壓力造成的龐大外食人口,加劇了依賴的強度。其中,台灣的小麥自給率為0%,年消費將近100萬公噸的小麥,幾近全數仰賴進口;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數字則是玉米,台灣的玉米自給率為2.6%,這些進口玉米大多提供給豬、肉雞、蛋雞作為飼料,因而當我們看到台灣的豬肉自給率高達95.9%而感到慶幸之際,若理解的豬隻的飼料來自玉米,也就明白這個95.9%的數字處於虛浮的基礎。這是一連串市場開放所形成的因果關係。甚且,台灣為了加入WTO而進行農業結構轉型,要求小型農戶離農離牧,1995年台灣農業政策白皮書直言,將台灣「糧食自給自足」的政策改為「糧食供需平衡」,也就是說,過去台灣的農業生產地產地消(消費)的計畫生產體制,改為仰賴國際農貿體制的自由貿易,此一政策造成台灣的民生物資價格與國際連動。自2008年起每一次國際農糧價格的波動,都直接的造成台灣民生物價上漲。根據官方統計,相較於2005年,台灣2012年5月的民生物價在沙拉油(黃豆製油品)漲了1.6倍,麵粉緬包(小麥製品)漲了1.4倍,肉類雞蛋等仰賴玉米飼料的產品漲了1.35倍,這是過去三十年來不曾出現的漲幅。
土地權屬的改變及休耕現象也值得注意。台灣於1947年至1953年進行的「土地改革」確立了台灣土地平均化,家庭農場的生產基礎。儘管如此,台灣的農地總面積仍持續減少,根據官方統計,台灣自1995年迄今農地減49,711公頃,導因於都市擴張、工業區興建,以及非正式的農地濫用。2005年的調查顯示,全台灣771,579戶農家中,99.44%的農家擁有自有農地,其中87.52%所耕種的土地全部為自有,其餘則為部份所有,前述農家擁有553,930公頃農地,農企業所有農地為43,508公頃之5.82%。台灣農民的耕作面積普遍較小,耕作面積未滿1公頃者占78.7%,換言之,可耕作地在1.0 公頃以上者僅占21.3%;其中3.0 公頃以上者,更僅占2.6%,顯示大部分為可耕作地規模在1.0 公頃以下之家庭農場。
另一個值得關注為休耕,2005年,台灣農戶從事農耕有713,386戶,佔92.4%,另外,畜牧佔2.1%,擁有土地卻未從事農耕佔5.6%。農耕農戶中,高達101,044戶休耕,佔全體農戶13.10%。相較於2000年的統計數字33,183戶休耕,佔全體農戶4.58%。休耕戶數急劇上升,主要的原因有三:第一點為台灣於2002年正式加入WTO,強制進口消費量8%的稻米,迫使台灣政府要求農民休耕。第二點為大型的開發案奪取農業用水,致使農業用水不足而休耕。第三點則是農業人口老化,加上政府為平息休耕的爭議,發給休耕補貼,因而部份老農放棄耕作,轉而領取補貼。
台灣的農業結構轉變形成了極端矛盾的現象,一方面苦於糧食依賴而形成的輸入型通貨膨脹,二方面以國家資源支持鼓勵休耕。之所以如此,受制於長期的演變,兩個主要的力量影響台灣農業結構轉變,二戰之後迄1980年代是國家發展主義的力量,1980年代迄今則新自由主義的擴張造成的農業貿易自由化。
歷史考察即知,國民政府於一九四五年迫遷來台,當時多數作以維繫台灣人生活的生產方式,是農耕,約莫有百分之八十的務農人口。考量現實狀況,且為了鞏固政權治理基礎,當時的國民政府領導者蔣中正實施一系列的土地改革政策,從一九四年至一九五三年,依序包括:「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三個階段,一方面藉此打破地主階級,使戰前封建式的地主佃農制逐漸步向解體的趨勢,另一方面,國府政權則透過土地改革,使地主佃農的關係瓦解,國家遂然成為另一種型態的地主,直接治理這百分之八十的農民。
即使因為土地改革的過程,看似平均分配而使農民擁有了土地,使之成為土地的主人,然而關鍵在於,所謂的「土地改革」實際上是由上而下推動的、作為國家發展主義方向的一環,國家變裝成了新的地主,並透過一套糧政的設計,比如:肥料換穀制、隨賦徵購辦法、田賦徵收實物實施辦法及基層金融制度,進行農民的勞動剩餘的轉換,說白了就是剝削農民,換句話說,政府要小農用稻穀換取生產必須的資材──肥料,然而由於當時公定的肥料價格高於米價,政府因此從中賺取價差,累積資本,並將一部分收購的稻穀外銷至日本,累積外匯,形成了日後以農轉工的契機,卻也同時逼使農村逐漸破產,但農業與農村並非直直的往下衰頹。政府於當時開始推廣經濟作物和農業專區,將本來一部分種作主糧的農民輔導為香菇農、花卉農、果農等等,隨著經濟發展上了軌道,社會生活水平逐漸提高,人民的飲食習慣漸趨多樣,也為了滿足內銷市場,農村生產了相對多樣化的農產品,城鄉仍維繫著一定程度的連結與較為均衡的狀態,當時是農村較為富裕的階段。
然而,由於新自由主義的擴張及資本全球化的趨勢,加上當時台灣對美國的經濟依賴。造成台灣自1980年代中期之後,頻頻以開放農業市場為代價,以加速自由化的腳步。
暫且不論美援時期的糧食援助而西化的飲食習慣,以及與美國斷交之後,年年出訪的對採購大宗物資。就新自由主義以降的開放市場腳步而言,首先,台灣於1985年開放煙酒市場,從而影響了國家規管的菸葉、釀酒葡萄契作,近十萬公頃土地投入市場作物的生產,造成替代與排擠作用。此後,1990年代,隨著台灣被納入新自由主義體系中,頻頻開放農產品市場。
易言之,台灣長期地產地消的農業政策,受新自由主義國際貿易的影響與壓力,轉而開放市場,進行「農業結構調整(1982-1991)」,由生產導向的計劃農業,轉型為「市場導向」的競爭農業。農業結構調整是台灣農政轉型的開端,受制美國透過一連串的談判,要求開放市場,另一方面,台灣為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因此1986至1993之間GATT(WTO的前身)的農業協定談判過程中,台灣也在外在壓力與單向的經濟思維中,逐漸往農業貿易自由化前進。
台灣政府為了爭取進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架構中,陸續在1992年於國家建設六年計畫中宣示農業零成長,1995年農業白皮書中甚至明文表示放棄糧食自主,一步一步地以犧牲農業發展換取工業發展與國際參與的空間。此一階段稱為「農業自由化(1992-迄今)」,台灣放棄糧食自主、開放農業市場、要求農民離農休耕,埋下了糧食依賴與農村凋敝的惡果。從此,農村滑入快速衰敗的下坡道,為什麼呢?一來是因為台灣的農民面臨的競爭者變成更多來自國際的農產品,常常因為他國政府對國內農產品的補貼,使得進口到台灣的糧價,相對於國內農產品而來的低廉,由此顯見,自由貿易的現實就是──強者越強、弱者越被蠶食鯨吞;二來則因為台灣人逐漸西化的飲食習慣,肉類與其他非本土農產品的需求日益提高,比如小麥與洋菇,農村和城市在食物層面的連結因此斷了一大塊,而政府認知的問題來源,是小農缺乏競爭力,因此鼓勵規模經濟,比如發展蘭花與有機蔬菜等需投入大筆資本的規模農企業。
然而,小農卻未曾消失,這也就形成了當今台灣農業雙軌制的產銷結構──資本農(以利潤為導向,擴大再生產)與小農(以計劃為導向,直接再生產)。那麼,發展規模經濟成為政策的方向,小農的機會在哪裡?一個具體可行的可能性是:重新連結小農生產的隊伍與有意識的城市消費者,創造在地經濟體系。
創造以小農為主體的在地經濟,意味著將個別生產的小農進行再連結,並與消費者形成合作經濟體系。換句話說,當前的工作,不僅僅是田間勞動與生產面的改變,同時也是意識型態之戰。小農耕作意味著健康的食物、豐富的文化肌理、綿密的社會網絡,以及涵養這一切的環境空間。我們──有志於農村工作的群體,不論從支農、援農甚至是從農的角色,我們在面向歷史、面向農村的方向上,試圖在資本主義已竭澤而漁的荒蕪焦土上,重新耕耘一片新天地。
傳承老農邊做邊學的智慧,適地適種並照顧土地,同時連結綠色消費,開創任何互惠協作的可能,甚至更主動介入體制政策,見鏠插針地鬆動結構,扭轉城市偏向的當代社會關係。小農耕作是經,社會需求為緯,小農耕作正在創造可循環社會生產交換的新模式。

本文旨在探討小農(家庭農場)生產在台灣的意義。2012年10月發表於「落地生根:社區支持農業經驗研習會」,香港社區伙伴、嘉道理農場。並刊出於2014年3月香港出版之專書《落地生根:社區支持農業之甦動》,頁138-146。

[nop]農業新政研討會(2015.04.25~26)
主辦單位:新境界文教基金會、台灣農業產學聯盟[/n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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