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首批四位因「47人初選案」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的前立法會議員──毛孟靜、郭家麒、譚文豪與范國威──於服滿四年刑期後，踏出赤柱監獄，筆者的心情既歡欣 — 他們終於可以與家人相聚；更是一種難以言喻的悲喜交集 — 他們是否仍會被監察與審查。
四年，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但就足以讓一個人年少的激情與青春的夢想被無情消磨；更足以在一個社會，悄然改寫何謂「言論自由」的含義。
獲釋，真的是終點嗎？官方宣布：四人依法服刑期滿，即可獲釋回家，禁制令不再束縛他們的行動自由。表面上看，這是「法治下的正義」。然而，他們早已被剝奪選舉權、被取消公民資格，未來無論參與任何公職選舉的可能，都被鐵板釘釘地否定。
更何況在「國安法」的陰影下，任何一次公開演說、任何一場小型座談，都可能成為他們「再度審查」的引線。在這個制度裡，「出獄」或許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戰，是如何在無形的法律框架與持續的社會監控中，重建參政、參與、表達的勇氣。
回顧「47人案」：民主空間的系統性收縮顯然易見。2020年，香港民主派為備戰立法會選舉而舉辦初選；政府將此行動定性為「顛覆國家政權」，47人先後被捕入獄。這場司法行動，並非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而是一場政治與法律高度交織的測試：當「政治參與」被列為刑事罪名，民主制度還剩下什麼可能？
從一開始的逮捕、羈押、審訊，到最終的量刑，一切都在向社會傳遞同一訊息──任何非官方認可的政治組織，都可能成為對政權「威脅」的藉口。四年光陰，足以讓一座城市對「公民社會」的容忍度，悄悄打上問號。
而案發以來，美國、英國、歐盟等國先後譴責並對相關港官實施制裁，稱此舉為打壓民主、侵犯人權。北京與港府則強硬反駁，堅稱所有程序均符合法治，指責西方「干涉內政」。
筆者由此觀察到，國際壓力對北京固然有一定威懾，但同時也被用作收緊內部話語的理由──「外國勢力抹黑中國」，成了凝聚國內民意、鞏固統治基礎的工具。當「外部壓力」成為內部動員的旗幟，民主空間只會更加縮緊。
當4人出獄時，獄門前曾經的抗爭夥伴不再浮現；取而代之的是少數新聞工作者、法律義務人員匆匆的足跡。街頭少了「連儂牆」，茶餐廳少了熱烈討論，即便在網路上，也鮮見敢於公開發聲的評論。
筆者聽到有朋友在私底下說：「其實，表面上街道無人抗議，但我們都在心裡抗議──只是沒人敢大聲。」這種「人人鎮靜卻各自恐懼」的氛圍，比任何鎮壓都更冷冽。
在筆者看來，「47人案」的記憶絕不能被輕易抹去。這不僅僅是一場關於個人命運的司法審判，更是一段關於香港民主空間逐步收縮的歷史。將這段過程透過口述、文字甚至藝術形式加以留存，能讓下一代明白，言論自由並非理所當然，而是來自無數先行者的奮鬥與代價。
同時，筆者認為，在當下任何大規模公開集會都可能面臨高壓審查的環境中，微型公共空間的營造便顯得尤為重要。或許是社區中心的一場座談，或許是校園裡的一場讀書會，抑或是網路上一個閉門的討論群，只要能長期持續地進行理性對話，就能在夾縫中保有多元意見的碰撞。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規模討論，其實正是民主意志的涓滴累積。
與國際社會保持連結亦是不可或缺的一環。香港公民社會的韌性，需要被更多世界友人看見。透過與國際人權組織、海外港人社群的對話，不僅可為香港的處境帶來更多關注，也能讓我們在言語與行動上獲得支持與鼓勵。唯有在全球範圍內發聲，才能突破本地空間日漸收窄的困境。
或許，四年的牢獄磨去了他們的青春，卻無法抹去那份對自由的執著；或許，制度愈收愈緊，言論愈少愈寂，卻無法讓思考成為禁忌。
獲釋，不代表民主結束；沉默，也不代表認輸。筆者願與仍在香港的同胞共勉：在壓抑之下，我們依然要記得如何呼吸；在困境之中，我們依舊要點燃那盞微光。唯有在黑暗中不忘照亮，民主的火種才有可能在未來的某一天，重返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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