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夜空本應屬於萬家燈火，屬於勞累一天後得以歇息的庇護。然而，在香港，有人卻選擇或被迫選擇在24小時營業的麥當勞裡度過夜晚——不為飢餓，而為避風遮雨。所謂「麥難民」現象再度浮上檯面，不同的是，這一次的主角不再只是本地的無家者，而是來自中國大陸的遊客。港府卻以「旅遊多元化」之名包裝，實乃本末倒置，不但無視公共空間與民生日常的秩序，更暴露當前「自由行2.0」政策下的文化衝突與社會錯位。
國際都會漸漸走向無序與失格
在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口中，「應歡迎不同旅遊模式」。但筆者不得不問：這真的是「旅遊模式」嗎？還是一種「無奈」與「避難」的表徵？
旅遊，本應是一種暫時性但完整的生活體驗，而非為省下住宿費而被逼在快餐店裡彎腰側睡。當旅行者的行為不再為城市增添美感與活力，反倒被社會視為擾民、影響公共秩序時，這便不是多元，而是錯亂。
試想，香港作為國際都市，昔日以自由、文明、秩序聞名。在夜幕低垂之時，麥當勞本應是下班族歇腳、小朋友開心吃開心樂園餐、情侶夜聊的場所，怎會成為外來旅客的臨時臥房？這不僅損害了本地居民的用餐體驗，更加重了基層清潔工與店員的工作負擔。通宵看管環境、清理不當使用的桌椅、面對種種非預期情況——這一切無疑加劇基層勞工的壓力。香港一直自詡為「亞洲國際都會」，然而在旅客與城市空間的落差中，卻似乎漸漸步向無序與失格。
筆者一直居於台灣，對於香港現場的具體感受來自身邊友人的觀察與傳聞。他們說，現在的麥當勞「好難搵位坐(很難找到位子)」，有時甚至要「排隊先有得食(要排隊才能吃到)」。這些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市民日常的實況。公共空間的本地使用者與外來使用者之間，已出現競逐與矛盾。而最令人失望的，是政府非但無視此現象帶來的文化衝擊與社會成本，反而將之定義為「值得歡迎的模式」。這等語言操作，不啻於對本地人的一種二次傷害。
一味追求量的成長 忽視旅遊品質的提升
誠然，我們無法忽視香港住宿消費的高昂。若以一般遊客的標準計算，現時市區一晚三星酒店約需港幣500至800元（折合新台幣約2,000至3,200元），而稍具質素的四星酒店則動輒上千港元。在台灣，以相同價格卻可住上舒適且設備完善的飯店，服務亦不遑多讓。筆者曾在台中、高雄投宿過當地連鎖旅館，花費約新台幣2,000元，即可入住設計簡約、衛浴完善的雙人房。而香港即便是通宵膠囊旅館，亦未必低於港幣300元（新台幣約1,200元），更遑論全家出遊的空間需求。因此，部分中國大陸旅客為節省成本，選擇在快餐店過夜，也算情有可原。
然而，合理的選擇不代表值得鼓勵，更不是城市政策應該迎合的方向。如果政府不設法引導旅遊品質，而只為迎合量的增長，最終只會令城市服務系統過載。旅遊帶來的消費未必能夠補償公共資源被壓縮的損耗，反而讓基層服務勞動者無辜承擔代價。
而在文化層面，亦會助長一種不負責任的「消費式公民行為」，令香港社會原有的公共禮儀與秩序逐漸退化。
這現象不單是一種個體選擇，更是一種制度輸出的結果。當中國大陸在疫情後重新開放，中央大力推動「文化融合」、「灣區一體化」，種種看似友善的詞彙，實際上往往伴隨著文化與價值觀的輸入與覆蓋。中國大陸旅客對於城市空間的理解、對公共空間的使用邏輯，與香港居民向來注重的禮貌與規範有所不同。在旅遊活動中，這些差異便以最具體的方式呈現：不買餐券坐著休息、在桌上攤開行李、徘徊洗手間清潔自己——這些行為在當事人眼中或許只是求方便，但對香港居民而言，卻是對城市規則的破壞與對公共空間的蠶食。
宜居宜遊城市 應善待旅人與居民
我們或許可以體諒個人貧困的掙扎，但不應將這種「權宜式行旅」常態化，甚至加以包裝與讚揚。城市需要有尺度，而政府的責任應是維持基本秩序與尊嚴，而非為了經濟效益或中央政治表現，選擇視而不見。當清潔工凌晨四點被迫清理睡在桌上的垃圾與汗水時，他們感受到的是制度的不公；當本地學生午夜在旺角麥當勞寫作業找不到座位時，他們感受到的是空間的喪失；當市民在社交平台上訴說這些不便時，他們感受到的是政府的漠視。
香港是否還能成為一個「可居」、「可遊」的城市，不在於有多少間名牌酒店、多少個新興景點，而在於能否真正讓人安身立命，讓遊與居之間保持合理的界線。若城市失去安寧、空間失去平衡、人際失去互信，那麼「國際都會」這四個字便會淪為空談。
筆者希望，這一次的「麥難民」現象，不僅是一次媒體的喧嘩與政治的鴉雀無聲，更是一個契機，讓我們重新思考：一個真正宜居宜遊的城市，應該怎樣對待旅人？又應該如何善待自己的人民？
更多中央廣播電臺新聞
紀念1989年民主運動36周年(下)：國際關係中的利益驅動、民主話語的虛化
紀念1989年民主運動36周年(上)：二戰後國際語境中的民主問題
有關中國活摘早產兒器官的網路爭議(下)：中國醫生的實際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