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殺毛澤東案」中唯一的美國人包瑞德
中共在建政初期的1950年9月下旬破獲一起潛伏的「美國間諜」企圖在國慶大典上用迫擊炮轟炸天安門檢閱台，暗殺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高層領導人的重大涉外案件。（參見《1951年被中國槍斃的「美國間諜」山口隆一背後的主犯是誰？》上·下）。
被指控的「美國間諜團」由意大利人李安東（中國名）、日本人山口隆一以及法國人、德國人、中國人組成。中共對此案採取了「短、平、快」的懲治手段，不到一年，就召開公審大會宣判，之後就由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軍法處槍決了首犯李安東和山口隆一。
但七名「美國間諜」中沒有一名貨真價實的美國人。真正的美國人是美國駐華使館武官包瑞德上校（David D· Barrett 1892-1977）。他被指控為幕後主犯。
包瑞德也被宣佈判處死刑，但此時他已經身在香港，因此得以逃之夭夭。
中共早已預設到新政權第一起槍斃外國人的涉外案件，定會引起與西方國家的直接交惡，給共產黨的光輝形象造成負面影響，於是時任公安部部長的羅瑞卿在請示周恩來總理親自批准後才部署執行。
周恩來通過謝偉思口頭傳達「錯誤」
二十年後的1971年8月，周恩來邀請二戰時期的美國駐華外交官謝偉思（John Stewart Service）訪華。
中共戰勝國民黨奪取大陸之後，謝偉思是被指責應對美國「失去中國負責」的中國通之一，被親中華民國的美國「院外援華集團」（China Lobby）仇視，並且由於他曾在1944年被美國委派為前往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小組」的「政治顧問」身份，且在延安住過三個月，批評過蔣介石和國民黨，這些政治上的赤色元素被聯邦調查局以「與中共暗通款曲」、對美國「不忠」的嫌疑逮捕過。
中美建交前夕，中共向這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伸出橄欖枝，當然別有用意。
中共感謝包括謝偉思在內的「約翰三傑」（范宣德、戴維思、謝偉思三人的名字都以「約翰」開頭）等一批「中國通」，因為在國共內戰時期，這些批評國民黨的「中國通」直接影響了美國的對華政策─建議向延安派出觀察組，主張聯共抗日，並阻止了美國直接武裝派兵協助國民黨打擊中共，使得中共打敗國民黨提前了好幾年。
能在1949年就打下紅色江山，連中共自己都感到意外，因此，這些同情中共，反對蔣介石的美國外交官可謂中共的恩人。
周恩來專門會見和宴請了謝偉思，問起其他「老朋友」的近況，並歡迎他們再次訪華。（參見《影響白宮對華政策的「中國通」》金先宏著 時事出版社 2003年），這些「老朋友」中就有包瑞德的大名。
難道周恩來記了自己親自批示判處缺席的包瑞德死刑之事了嗎？
當然不會。
據謝偉思回憶，周恩來在這次會見中，明確地表示包瑞德捲入暗殺毛澤東案是個「錯誤」，雖然中共並沒有在法律上撤回對白瑞德死刑的宣判，周恩來一句話，也算是「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吧。
被蔣介石忌恨的「親共」武官包瑞德
包瑞德本人沒有留下自傳。
自從1949年10月目睹中共國慶大典離開北平後，直到1977年去世再也沒有踏上大陸的土地。晚年在科羅拉多大學教中文。但學生似乎只對中文發音和文法修辭有興趣，無人關注他的中國經歷以及被中共遠程「判刑」後的苦澀心境。
自1924年包瑞德被派至中國擔任駐華使館助理武官到1949年離開北平，曾親歷與見證中華民國時期許多重大事件，蔣介石五次「剿匪」、「西安事變」、「盧溝橋事變」，國民黨抗日、深入中共根據地延安、馬歇爾調停，中共最終沒有「收復」的香港、蔣介石率部退至台灣。
早在1931年蔣介石圍剿中共紅軍時，包瑞德就曾經親赴江西前線觀察戰事，他對國民黨的作戰能力和行為方式不滿，而對「匪賊」的紅軍評價很高。
1944年日軍發動第四次「長沙會戰」，國民黨潰敗，引發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不滿，使得美國急需收集華北日軍以及共產黨的情報，確認是否能與中共聯手抗日，目的是盡快打敗日本，最大程度上減輕美軍傷亡，挽救美軍生命，加速盟軍取得在亞洲戰場上的勝利。
1937年埃德加·史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在西方出版後，通過西方記者的自覺自願的「大外宣」，毛澤東的共產黨與延安名聲大噪。羅斯福總統讀過後與史諾談話，了解中共抗日的情況。
史迪威將軍向美國政府建議派遣觀察組去延安，遭到蔣介石的反對。但「長沙會戰」的潰敗，使得蔣介石啞口無言。
1944年，由於謝偉思的推薦，包瑞德被任命為駐延安的「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組長，又被稱為「迪克西使命」（Dixie Mission）。
延安視自投懷抱的美軍觀察組為開展國際統一戰線的絕好機會，儀仗隊＋毛澤東親自改寫的《解放日報》社論＋美酒佳餚與伙食補貼＋美式運動和舞會＋新吉普車，以最高規格款待了包瑞德及其團隊。
包瑞德在歡迎宴會上致辭：「我們來是要向在敵後成功地戰鬥了整整七年的友軍學習的」。
包瑞德堅信自己的眼睛不會被共產黨矇騙。實際上，他並沒看見赤色首都的延安經歷著三年嚴酷的「整黨整風」，死傷無數，哀嚎遍地，風聲鶴唳。
精心包裝過的延安再次刷新了包瑞德當年對紅軍的好感，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是迄今世界上最頑強、最具有政治意識的軍隊」。他向白宮建議向中共提供一定數量的武器，裝備與訓練八路軍以及游擊隊，甚至應該從歐洲戰場抽調軍隊來中國的華北戰場。
蔣介石認為這些美國佬「中國通」對中國的事情，根本一竅不通，更看不清共產黨的本質。對包瑞德提議美式武器裝備與訓練共產黨，當然更是滿腔怒火。
但共產黨高層卻欣賞這位能用地道的北京話交談的美國人，更重要的是可以通過他打通美國政界，獲得美國的軍事支援和同為抗日「盟軍」的認可，從而獲得政權的合法化。1944年10月，戴維斯和包瑞德甚至向中共提供盟軍登陸作戰計劃。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非常高興，以為美國的空降師三萬兵力會來幫助中共。因此，包瑞德在延安受到中共的最高禮遇。
包瑞德甚至勸說毛澤東棄兵到國民政府去做官，並陪同周恩來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又陪同他回延安。建議中共在國共交涉時放下身段，軟化立場，從而取得談判的利益化勝利。
但羅斯福總統改為支持蔣介石。毛澤東對訪問延安的新任大使赫爾利不滿，稱之為「小丑」。1944年12月，包瑞德同毛、周談話之後發覺了中共對美國的強烈不滿，甚至敵對情緒。
最終美國政府任命沒有採納包瑞德等駐華「中國通」的意見。相反，包瑞德被解除軍事觀察組的要職。
二戰結束後，包瑞德再次擔任駐華助理武官。也就是說，包瑞德長達二十五年的外交官生涯中，從未得到過提升。
從1945年到1949年，包瑞德眼睜睜地看到美式精良武器裝備的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他替蔣介石出謀劃策，建議啟用被軟禁的張學良重回東北戰場對付解放軍，他對蔣介石的「愚蠢、傲慢、頑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直言不諱。
解放軍進城後包瑞德仍然滯留北平。此時，美國不承認中共為合法政權，中共亦不與包瑞德等滯留外交人員往來。包瑞德在大街上遇到延安時期的老相識，也是熱臉碰冷屁股。
據說1949年之後，周恩來還曾試圖通過包瑞德試探能否獲得美國政府的支持，但飽受共和黨批評的民主黨杜魯門政府連門縫都沒開。何況，包瑞德也只是一介職位不高的情報武官。
1950年2月，包瑞德離開北平到香港。之後，美國駐中華民國使館遷至台灣。1951年，包瑞德再次擔任武官。蔣介石對任命「親共」的包瑞德相當不滿。
不久，韓戰爆發，中共志願軍參戰抗美，竟然拿著從國民黨手中繳獲的美式武器打擊美軍，使得包瑞德等曾經提議向共產黨提供美式武器、批評蔣介石的「赤色」外交官更加裡外都不是人。
1952年包瑞德退休。他想回一生摯愛的中國大陸，但已被中共宣佈判決死刑的他知道回北京不是吃槍子，就是終生帶鐐銬。他想長期居住台灣，但蔣家父子忌恨他建議美國武裝仇敵中共的歷史。最後他想留在香港，但港英政府也不想接這個燙手山芋。他只好前往日本，但他對日本素無好感。1954年以後在舊金山去世，從此再未踏入東亞。
有用為「友」，無用為「敵」—歷史的冤大頭
回到本文開頭，中共在《對美國間諜陰謀武裝暴動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起訴書》上，明確記載七名被告的犯罪行為除了接受美國戰略情報局（0SS）與東京美國駐日佔領總部的指使之外，罪魁禍首就是「前美國駐華大使館的北平武官處」的包瑞德。指控他「破壞我國抗日戰爭、人民解放戰爭，對人民解放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斷地進行陰謀破壞與間諜活動」。從包瑞德一生的經歷來看，他當了歷史的冤大頭。
共產黨進入北平之後，所有的外國人都在革命群眾的火眼金晴的監控之下。包瑞德自以為深知動員廣大的人民群眾是共產黨戰勝國民黨的法寶，但他還是不會將理論運用到實際生活當中去。
曾與他有過接觸的七人「美國間諜」之一的意大利人哲立（Quirino Victor Lucy Gerli），原是「義和洋行」的生意人，被指控參加過意大利的法西斯黨，為日本侵略軍作諜報工作，又為美帝服務。哲立的夫人曾是包瑞德的前女友。
另外一位被監控者，來自香港的馮夢，她的丈夫是一名英國人，也是包瑞德的好友。馮夢到北平時，曾將包瑞德的半張名片交給哲立，代包瑞德問好。但這一切，都被視為特務的接頭暗號。
周恩來不但沒有顧念延安舊情，相反，對包瑞德的美式精良武器武裝中共軍的「包票」期待過高落空，1949年之後通過「包式渠道」疏通美國的失望，都有可能起了物極必反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為了配合志願軍援助韓戰抗美，對付「亡我之心不死」的蔣介石反攻大陸，徹底保障新政權的安全，中共對內，則大張旗鼓地開展肅清反革命餘孽運；對外，則嚴厲地「打擊帝國主義囂張氣焰」，因此採取了從快、從嚴的懲罰手段。
中共掂量槍斃「間諜團」中意大利人和日本人，他們所屬政府不敢太吱聲，因為他們都是戰敗國國民。而對其他成員採取的卻是雷聲大，雨點小的務實做法，將他們陸續驅逐出境。
1971年的周恩來貌似動了菩薩心腸，念舊包瑞德這位「老朋友」，只能說明中共對待「朋友」，有用為「友」，無用為「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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