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有能力的議員」？對民主政體來說，答案通常離不開問責、監察政府、反映民意、捍衛公共利益等基本職責。但在香港，中共口中的「有能力議員」卻另有一套標準：忠誠、服從、乖巧，最好還能「唔出聲、快手過」，把議會當橡皮圖章，不但不要拖慢施政，還要幫忙粉飾太平。
就在最近，香港立法會宣佈將推出新版《立法會議員守則》，並設立一個由13人組成的「立法會監察委員會」，旨在「以更高標準自我完善」。聽起來好像是什麼正向改革，實際上卻是另一場制度化的忠誠測試與言論審查，標準模糊、懲處嚴苛，赤裸裸地宣告：香港不需要辯論，只需要順民。
按照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的說法，這份新守則將整合《基本法》、《議事規則》與其他規定，細化處分標準，設立分級罰則，甚至寫明違反誓言者即時取消議員資格。不但把中共一貫的政治紅線（如擁護《基本法》與效忠中國）寫入守則，更首次把議員的「私生活」納入監督範圍，聲稱如有損議會聲譽也會「有機會處理」。
注意，是「有機會處理」，不設明確標準。這代表什麼？代表任何偏離主旋律的聲音、任何與官方價值不符的表達，只要被指為「損害立法會形象」，都有可能遭到政治整肅。換言之，這不是一套道德守則，而是一張黨國綱紀，目的是讓議員「不僅要行得正，還要看起來正確」。
立法會不是法院，卻開始審視議員的私人操守；不是紀律部隊，卻要發出訓誡與懲處；不是黨委，卻要審查是否忠誠。這些本屬於選民與社會的監督角色，如今全被一紙「守則」收編，變成了立法會內部自我約束的工具。更諷刺的是，在一個早已沒有反對派、沒有自由選舉的議會裡，所謂的「自我約束」，實際是由北京意志主導的整齊劃一。
這一套守則的背後邏輯，不是提升議會效率，也不是改善議員問責力，而是進一步強化「愛國者治港」的政治框架，把所有政治行為都納入忠誠審查。根據梁君彥的說法，只要違反《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也就是就職時宣誓擁護基本法與效忠中國的義務——即可即時褫奪資格，毋須三分之二多數議員通過譴責。
這個設計相當關鍵。因為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七）項，議員如「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需經三分之二議員出席會議並通過譴責，才可被褫奪資格。但新守則直接跳過這個門檻，只要定義為違反誓言，就可立即取消資格，連基本法設下的程序保護也一併剝奪。換句話說，守則成為繞過制度保障的政治武器，是對基本法的實質性架空。
這種設計傳遞一個清晰訊號：在香港的議會裡，效忠比表現重要，服從比能力關鍵。「有能力的議員」，必須先通過政治審查，再談專業或政績。哪怕你再會財經、再懂法例，只要在錯的場合說了不合時宜的話，隨時可被打為不忠誠而掃地出門。
除了守則本身值得質疑，這個13人組成的「立法會監察委員會」更是政治操作的代表作。表面上，委員會由議會內部產生，看似「議員自律」。實際上，13人當中包括由立法會主席（即梁君彥本人）出任主席，內會主席為當然成員，再選出一名總協調人，三人負責初步篩選具名投訴。其他10人則由「各政團協調產生」，講白了就是由建制派自編自導自演。
一方面，委員會只接受具名投訴，看似防止濫訴，實則是將整個審查機制內化為圈內人操作；另一方面，該委員會可彈性組成3人、5人或7人的小組處理個案，完全無視透明度與制衡，給予成員極大自由度決定誰該受罰、罰則是什麼、是否公開。
試問：誰來監察監察委員會？在毫無反對聲音、缺乏獨立司法審查的情況下，這樣的機制不過是權力的自我放縱，披著制度的外衣進行政治整肅，為未來更大規模的議會清洗鋪路。
今日的立法會，不再討論公共利益，而只剩下「執行效率」。過往那些會質詢官員、投反對票、動議調查的議員，不是坐牢，就是被DQ，剩下來的，都是經過多重審查的忠誠代表。他們口中的「有能力」，不是能替人民發聲，而是能幫政府解話、替北京護航。
這樣的議會，當然順暢，因為沒人會反對；當然有效率，因為沒人會質疑。但對市民來說，真正重要的問題卻沒人問：房屋政策為何失敗？醫療制度如何改革？施政失誤誰來負責？「有能力」的議員從來不會挑戰權力，只會合理化一切，哪怕是荒謬的政策、荒謬的法案，甚至荒謬的「守則」。
最後，我們必須問：在這種議會生態下，我們還需要什麼守則？若一切標準都由權力說了算，所謂的「高標準」，就只是披著道德外衣的壓迫工具。而當議員的「能力」被簡化為忠誠、服從與沉默時，整個議會的存在，還有何意義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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