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云湘（智庫研究員）
民國26年（西元1937年）7月7日夜晚，日本關東軍在北京豐臺附近盧溝橋一帶演習時，藉口一名日軍士兵「失蹤」，向駐守宛平城的中國駐屯軍提出入城搜查要求；遭拒後，雙方爆發衝突，史稱「七七事變」或「盧溝橋事變」。翌日，日軍對宛平城及周邊地區發動大規模砲擊，並迅速挺進華北腹地，拉開長達八年的全面抗戰序幕。
事變引發中日激烈交戰後，國民政府立即調派中央軍北上，打破《何梅協定》框架，意圖以戰求和，同時爭取英、美等列強的支持與干預。日方則乘勝持續向華北推進，導致平津地區失陷，令抗戰形勢陷入膠著。直到上海戰役爆發，戰火才全面蔓延至華東各地。
對台灣而言，七七事變後的日本帝國，大幅強化總體戰動員。在本土推行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隨即擴及台灣，當局強制整合教育、產業與輿論，以支援中國戰場。台灣總督府明確提出三大治台方針：一為「皇民化運動」、二為工業化，三則是使台灣成為向中國南方與南洋「南進基地」。
事變爆發後，日本在本土全面推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並迅速將此模式擴及當時的為殖民地的台灣。台灣總督府遂強制整合教育、產業與輿論，以支援中國戰場的物資與人力需求。為確保戰時體制落實，當局提出三大治台方針：
其一，皇民化運動：推動同化教育與精神整備，塑造對天皇的忠誠；
其二，工業化建設：擴充重化工與軍需產能，強化戰略後方；
其三，南進基地定位：將台灣打造為進攻中國南方及南洋的前進據點。
誠如前述，台灣總督府加速推行皇民化教育，目標在於消除台灣人的漢文化意識，植入大和魂與皇國史觀。為此，教科書經重新編輯以強調日本歷史與天皇崇拜，校園與公共場合禁止使用漢語，全民須改用日式姓名並參與神社祭祀；學生還須在校內定期背誦天皇詔書，民眾則被迫以日文處理公文與日常書寫，違者遭受懲罰。這些政策，旨在鍛造對天皇絕對忠誠的「忠良皇民」，為日本的全面戰時動員，奠定堅實的精神基礎。
其次，台灣的工業與農業資源，被日本政府大規模徵用。甘蔗製糖、稻米與礦石不僅滿足本島需求，更源源不斷地運往中國戰場及東南亞前線。同時，台灣港口與鐵路網，成為軍需品的主要轉運樞紐，支援日軍南進戰線；在地輕工業廠房，則被迫改造為彈藥、軍服等軍需物資的生產基地。這一連串動作，不僅突顯殖民當局，對台灣經濟體系的全面掌控，也為日本的戰時機器提供堅實後盾。
而社會輿論則在殖民當局的嚴密監控下，從都市到鄉鎮的報紙、廣播與宣傳隊無一倖免，日日播放戰況報導與動員演講。表面上，不少知識分子與社團為求自保或順應政策，公開附和皇民化政策；然而，仍有少數人士暗中收藏中文刊物、私下擴散抗戰訊息，真實反映殖民地知識界，在同化壓力與民族認同之間的掙扎與抵抗。
回望戰後局勢，七七事變不僅成為中日戰爭的關鍵轉捩點，也深深改變台灣的社會結構與文化認同。儘管皇民化政策與經濟動員，未能徹底抹除島內的漢族意識，它們卻在育成戰後政黨生態、族群認同衝突與社會運動等方面，留下難以抹滅的印記。理解這段歷史，有助於剖析台灣現代化發展中殖民體制的殘存影響，並為當代的身份認同議題提供歷史脈絡。
在日軍侵華浪潮中，台灣由被動殖民地轉型為戰時支援基地，其社會、文化與經濟皆經歷改造。這段過去，不僅透漏殖民統治下的創傷，也突顯台灣多重身份認同的矛盾糾結。儘管今日對日本時期部分公共建設（如水利與交通基礎設施）仍抱以肯定，這並不意味忽視其背後的殖民動機。唯有理解這些歷史，我們才能更清晰地面對國家定位與敘事爭議的複雜課題。（照片翻攝畫面）
